近些年來，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而制造業的“東南飛”現象，與目前我國生產成本逐漸上升密切相關，同時規避貿易壁壘也成為重要驅動力。不過，有專家學者表示，由于中國近年來勞動力素質提高和招商引資環境的改善，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仍然不會改變，“中國制造”仍將占據主導地位。
制造業“東南飛”呈現兩大趨勢
近期在廣西南寧舉行的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參加博覽會的專家學者認為，當前制造業“東南飛”呈現兩方面的趨勢：
一方面是原本投向中國的外資開始向東盟國家轉移。耐克運動鞋工廠從中國“轉戰”越南即生動說明了這一點。2000年，中國生產了全世界40%的耐克鞋，全球第一，越南當時的份額只占13%。隨后，中國產量逐步下滑，越南的產量逐年提升。2009年，中國和越南的耐克鞋產量就一樣了，都是占全世界36%。2010年，局面發生逆轉，越南取代中國成為世界最大耐克鞋生產國。
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2012年進行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顯示，在由跨國公司評選出來的最受歡迎的東道國排名中，印尼和泰國的排名大幅提升。報告認為，由于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工資成本和生產成本繼續保持上升態勢，東盟各國在制造業上的相對競爭力繼續增強。
另一方面，中國東部地區制造業也出現向東盟國家轉移趨勢。廣東是電子、IT產業的“世界工廠”，電腦配件生產占全世界的60%，電子配套能力占全世界的90%以上。然而，廣東省電腦商會會長陳芝華說，近年來，大量廣東電子企業將生產車間轉移到了東盟國家而不是中國西部地區。
制造業向東盟國家轉移直接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耐克公司逐步把定單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的這十年，也是越南的制造業迅速發展的十年。統計數字顯示，2000年以來越南制造業產值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同時，越南的制造業開始轉型升級，從以往只能生產初級品向機械制造領域發展，目前已經能夠自行生產成套機械設備，在汽車、造船工業領域也有進步。
但是，中國獨一無二的“世界工廠”地位遭遇了挑戰。據貿發會議7月5日發布的《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統計，2011年流入東南亞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17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26%，而中國的這一增長率同期不到8%。一些西部地區的基層干部也表示，近年來，由于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競爭，西部地區要承接發達地區和東部產業轉移“要花費更多精力和力氣”。
尋求更低成本是制造業“下南洋”首因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除了開拓東盟國家更為廣闊的市場外，尋求更為低廉的成本、規避貿易壁壘是制造業向東盟轉移的兩大主要原因。
——尋求更為低廉的成本是企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首要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陳佳貴說，目前中國已經步入工業化中期，東部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特別是像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經濟發展到工業化后期，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必然上漲，環境負荷不斷加大，產業轉移成為必然。而目前，東南亞國家的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還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各方面成本相對低廉，正好為產業轉移提供了機會。
廣東省電腦商會會長陳芝華說，相比中國，東盟國家勞動力、土地價格更為便宜。他舉例說，在柬埔寨，一個生產線工人的工資成本400元左右，且不包吃住；同時土地價格只需1美元一平方米，這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有很大吸引力。
——規避貿易壁壘也是產業轉移的重要原因。
陳佳貴說，中國作為貿易大國，與歐美不少國家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出于追求貿易平衡、逼迫人民幣升值、爭取大選選票等考慮，歐美國家往往傾向于制造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增加針對“中國制造”的貿易壁壘。但歐美國家“即使不從中國進口，也需要從其他地區進口”，制造業轉移至東盟國家可以有效規避這些貿易壁壘。
同時，制造業向東盟轉移有利于規避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壁壘。柳州市是中國汽車制造五強城市之一，2011年汽車產銷量占全國汽車產銷總量的8%以上。柳州也有意在東盟建設汽車生產基地。柳州市商務委員會主任顧章偉說，當前中國向東盟國家的整車汽車出口面臨較多貿易壁壘，但如果柳州汽車業將制造基地轉向東盟，可以利用柳州汽車工業的技術、資金優勢，擴大出口。
中國制造主導地位短期難撼
盡管“中國制造”遭遇了“東盟制造”的挑戰，但專家普遍認為，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制造業仍然具備強大優勢，我國在30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積累的制造業產業鏈以及勞動力素質仍然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
陳佳貴判斷，未來盡管會有一些企業“轉移出去”，但是量不會很大。他認為，盡管東盟國家勞動力成本較為低廉，但勞動力質量不如大陸，當前中國已經基本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勞動力素質比較高，“這是目前大多數東盟國家所不能比擬的”。
同時，相比中國，東盟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廣東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輝說，東盟地區一些國家基礎設施不是很理想，加大了投資壓力，延長了建設周期。
專家認為，即便有一部分外資企業轉戰至東南亞國家，但這些外資企業也必然會遇到產業鏈條重構的壓力。事實上，這些已經或者正在“下南洋”的外資企業與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形成了很難完全切割的關系。這些企業雖然離開了中國，但從未來的上下游關系來看，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中國制造業這個大體系。陳芝華說，當前東盟電子產業配套不完整，不少零部件都必須從珠三角運過去，增加了物流和時間成本。
專家認為，中國對外資依然有足夠的吸引力。據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對30家著名跨國公司的跟蹤調查，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許多跨國公司仍然積極布局中國，中國市場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多數大型跨國公司都加大了在華投資，并進一步強化其在華戰略布局。
專家判斷，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制造”仍將引領制造行業，依然占據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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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中國-東盟制造業“合作大于競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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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推進產業“梯度轉移”實現優勢互補 |
盡管制造業向東盟國家轉移給“中國制造”帶來挑戰，但多位中國和東盟的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東盟間制造業的產業轉移“合作大于競爭”，中國與東盟之間制造業合作依然是主旋律。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眾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國與東盟在制造業“東南飛”趨勢下避免惡性競爭，實現共贏，關鍵在于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內部有計劃地推進產業的“梯度轉移”，從而實現優勢互補，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實現產業梯度轉移首先需要認清楚當前中國-東盟自貿區內的產業結構。著名經濟學家辜勝阻說，目前中國和東盟國家產業存在三個梯度，中國東部和新加坡處于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中國西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是工業化中期；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是工業化初期。中國和東盟要針對這一發展梯度，根據各自比較優勢，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來實現多贏，除了中國國內東部向西部的產業梯度轉移外，還要實現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產業轉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陳佳貴認為，中國與東盟要實現“產業的差異性布局”，即要結合中國目前產業結構升級轉移的戰略，將一部分制造業的能力轉移到勞動力相對低廉的東南亞國家，既解決當地勞動力與相關產業發展，也優化中國國內產業布局。具體而言，中國要避免繼續將制造業鎖定在中低端產業，而是通過向東盟國家轉移一些低端產業，借此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
對于如何實現產業的梯度轉移，專家學者們也提出了一些具體可行的操作性建議。
首先是發揮華商的作用。辜勝阻說，產業轉移中華商的作用不容忽視，華商具有實力雄厚、影響巨大的優勢，世界華商產業資產超過3.9萬億元，其中80%集中在亞洲，在產業轉移中可以起到橋梁作用。
其次，建立中國與東盟先進制造業科技合作的協調機制。中科院院士潘際鑾建議，充分利用現行的中國-東盟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加強科技合作分委員會、經貿合作分委員會以及銀行合作分委員會的橫向聯系和相互配合，從而加速中國科技成果在東盟的推廣，助力中國先進技術研發。
再次，發揮產業園區的作用。專家認為，產業園區是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馬來西亞東海岸經濟特區發展理事會首席執行官拿督哲巴星甘·艾薩·約翰說，“產業園區不但能夠為中國的企業提供好的投資目的地，也能夠為其他的公司提供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一些專家覺察到了中國-東盟貿易過程中“勞動力轉移”的趨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英國科學院院士詹姆斯·莫里斯說，在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勞動力轉移，由此帶來很多貿易轉移。“我們可以在越南看到韓國工人。即使在自貿區成立以后，我們也可以預見這樣的勞動力轉移現象。”
有專家認為，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雙轉移”或將成為趨勢。鑒于此，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終身教授王一江建議，應參考歐盟、北美和其他一些先進自由貿易地區的經驗，試點開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目前我國對中端勞動力還沒有正式的開放政策。而據詹姆斯·莫里斯介紹，對歐盟來講，目前正朝一個完全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來發展。“通過建立一個完全自由的勞動力市場，歐盟成員國的勞動人員可以在成員國家無障礙就業。”
王一江說，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顯示，數以萬計的勞動力涌向珠三角地區，給制造業投資者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另一方面，當地制造業等產業的發展又吸引了大批勞動力繼續轉移，將珠三角地區打造成中國制造業的中心。
他建議，中國國內勞動力市場由于工資福利的上升，較東南亞競爭力下降，可以考慮在廣西沿海航空、海運、陸地交通便利的地方，比如北部灣，劃出一片地區作為勞動力流動區域，允許東盟國家的勞動力前來尋找到工作機會并就業，并通過這片區域進入到中國其他地區。
“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中國充分利用東盟國家優勢的勞動力資源，使全世界投資者，包括全中國的投資者找新的投資場所。”王一江說，勞動力轉移之后勢必會引起制造業轉移，下一個“中國制造”的熱土又將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