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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買國際電影節授予張藝謀終身成就獎。10月18日，在印度孟買，中國導演張藝謀在第14屆孟買國際電影節開幕式上發表獲獎感言。記者
趙旭/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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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張藝謀(中)與印度男演員等合影。記者 趙旭/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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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張藝謀(中)與印度女演員等合影。記者
趙旭/攝 |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業。”坐在《經濟參考報》記者對面的張藝謀，邊說邊指著他背后墻上的一份份“電影作業”海報：《紅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英雄》、《十面埋伏》、《山楂樹之戀》、《金陵十三釵》……
與之相伴的，還有輿論對“鐵道部‘天價宣傳片’”“與張偉平分道揚鑣”“因莫言獲獎而舊事重提”“孟買電影節獲‘終身成就獎’”的“狂轟濫炸”。
張藝謀的新聞，從來都是媒體的素材，要么是溢美之詞，要么是罵聲一片，讓這位“中國首個國際A級電影節影帝”“中國首摘國際A級電影節最佳故事片大獎”的第五代導演領軍人物，始終飽受爭議。
從張藝謀的“電影作業”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從藝軌跡，更是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脈絡與流變。
藝術與商業的博弈從未停止
“‘媚俗’還是‘崇高’，是每位導演一生的難題。”
“電影票房再好，還是有人批；國際獲獎再多，還是沒人看；觀眾需求再大，也得求平衡。”對于始終在藝術與商業間徘徊的中國電影，張藝謀道出自己的導演觀，“‘媚俗’還是‘崇高’，是每位導演一生的難題。”
從《老井》到《有話好好說》，從《紅高粱》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的作品跨度之大，反襯出電影主題的時代烙印和時代之變。
“我從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種呼喚。你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紅高粱》，像火一樣燃燒的作品，因為那是個熱血沸騰的年代，人們在文革后極力燃燒積蓄已久的能量。”張藝謀回味道，“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張揚，呈現出自覺、強烈的個人風格；在內容上表達對中國社會未來的思考。說白了，這是一種對思想解放的釋放。”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伴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電影融入市場化浪潮，商業電影如雨后春筍般綻放。張藝謀也不例外，他轉型執導的武俠巨制《英雄》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
“有人說我拍商業電影是墮落。”張藝謀搖著頭解釋，“從傷痕文學、尋根文學、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圍中跳出來后，我本能地覺得應該做些不一樣的東西，帶有強烈的娛樂元素，這樣的電影才好看。”
的確，拍電影，不是寫論文，觀賞性在任何時候不能放棄。“電影是一種夾帶文化，觀眾觀影，在愉悅的同時，會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傳遞的價值。”張藝謀說，網絡上，要找潘石屹，先得點擊房地產板塊，要找張藝謀，只能搜索娛樂頻道。“社會就這么定位，你只能在娛樂產品中，裝進一點內涵，一句話，商業電影就是寓教于樂。”
藝術與商業的博弈從未停止，其背后往往附帶著“媚俗”與“崇高”的爭論。“在‘媚俗’與‘崇高’之間，我們往往顧此失彼，無法完美平衡。”張藝謀坦陳，“有人說商業電影低俗，有人說藝術電影晦澀，無論拍哪種，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統一，才是導演追求的終極目標。否則，你就得做好挨罵的準備。”
產業鏈條下的商業裹挾
必須靠財團(如影視企業)支持的導演，一旦上了這條“船”即被“綁架”，拍攝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這直接導致影片藝術水準低、叫座不叫好。
1999年，根據對加入WTO的承諾，我國在此后陸續引進上百部國外大片，中國電影業在產業化沒有形成、市場經驗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匆忙應對，受到很大沖擊。
為保護、發展國產電影市場，2003年以來，我國相繼頒布多部有關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電影業的法規、政策，一批民營影視企業不斷壯大，逐步掌控了“投融資-制片-發行-院線-衍生品”的電影產業鏈，有效抵御了國外大片的“入侵”。其間，張藝謀執導的《十面埋伏》等票房頗高的作品，幾乎都與民營影視企業“新畫面公司”合作。
“我不討厭商業電影，但害怕被商業裹挾。”張藝謀無奈地說，從投資方到制片方，從植入廣告到演員選擇，從拍攝手段到鏡頭取舍，導演在每個環節多少會受干涉。“商業利益的回報，從開拍起就壓在導演肩上。年輕導演直接被命令要求如何做，而對有名氣的導演，投資方雖不敢玩硬的，可軟磨硬泡更愁人，讓你的構思和創作發生扭曲。”
張藝謀的這種感覺是有深層原因的。“唯市場論”是一些影視企業的“魂”，他們鮮有考慮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而是在影片選擇、推廣策略、發行時間、票價制定、上映時機、放映頻率等方面形成壟斷聯盟，大量占有市場份額，過度迎合受眾。而必須靠財團(如影視企業)支持的導演，一旦上了這條“船”即被“綁架”，拍攝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這直接導致影片藝術水準低、叫座不叫好。
北京電影學院相關研究數據顯示，近兩年，我國年均生產影片均超過500部，2011年，國產電影票房收入有約80%是民營公司參與發行創造的，但其中兼具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好電影不過20部。
《三槍拍案驚奇》就是典型案例。“本來沒打算拍這部戲，可制片公司想掙錢，用小沈陽出演搞商業炒作，就拼湊了一個不成熟的劇本。這真是一個臨時抱佛腳的決定。”張藝謀坦陳，這是他迄今為止最不滿意的作品。“我感覺自己掉溝里了，因為它缺乏文化價值，是商業裹挾的產物。”
電影產業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爛片給出一個答案：營銷模式的成功并非電影的成功，電影產業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票房為王”，是當下中國電影比較嚴重的問題。“一切以票房論英雄，其實是非常庸俗的標準，丟掉了中國電影傳統的文化精髓。”
張藝謀認為，中國仍處在電影產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即為獲得資本積累過分追求高票房而忽視思想性。“當然，目前主流院線的觀眾群集中在20歲到30歲間，圍繞他們進行的創作、導演，難免出現淺薄的傾向。”
張藝謀總被問及“一部影片的終極票房到底是多少”。“可能中國有兩萬塊銀幕時，單片票房達到3億美元(將近20億元人民幣)，也許才是紀錄。”他說，現在的票房紀錄都是過路的，“沒必要吹噓你6億我8億，也許一年之內就被超越，總迷戀數字有啥意義？”
為謀求票房，一些發行方與社會傳播機構在大片公映前后聯手“撒網占道”“揮毫潑墨”“歌功頌德”“爆炒票房”。更有甚者，本著“拿人錢財、替人辦事”的原則，讓“槍手”“槍稿”滿天飛，以致觀眾被“忽悠”進影院，最后痛斥片子臭。
“電影和其它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先買再看。倘若讓觀眾先看再買，它的票房將會如何呢？”張藝謀這樣自省，“影片好壞與否，不能唯票房論。別忘了，和《三槍》票房一起‘飄紅’的還有影迷尖銳的質疑。”
張藝謀的醒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國產電影“火了票房、鼓了腰包、樂了媒體、壞了口碑、哭了觀眾、冷了人心”的情況依然存在，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爛片給出一個答案：營銷模式的成功并非電影的成功，電影產業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我講這些，并不是說票房不重要，而是它并非評判電影價值的唯一標準。”張藝謀說，沒人比導演更知道“眾口難調”的意思，票房、獲獎等這些所謂的“硬杠杠”都不能作數，真正的口碑成功，是觀眾內心的認可，“即便他嘴里不說你好，該罵還罵，但回家關上門會說‘這孫子邪了門了’‘有兩下子’！如果你的作品占據了影迷心中的位置，它就是佳作，得獎、票房相形之下，也就是個副產品。”
“奧斯卡”不是風向標，不應被神化
“全世界在冊的國際電影節有400多個，無論是美國‘奧斯卡’、法國‘戛納’還是中國‘金雞百花’，一幫電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帶來相互‘嘗嘗’，就這么簡單。”
中國的第五代導演在國外拿了不少獎。“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的片子，給了別人一個探察中國的窗口，蒙了幾十年的厚厚鐵幕，因為這些電影而有點兒打開的意思，全世界的眼光愿意看這個神秘之地的電影產物，人家對我們的電影高看一眼。你不深刻人家都說你深刻。這是個歷史背景。”張藝謀說。
漸漸地，“奧斯卡”“金棕櫚”“金熊”“金獅”……這些知名世界電影大獎屢屢見諸報端，不少國人對國際電影節形成這樣的思維定式：世界電影節水平高得不得了，影片一旦斬獲國際大獎，就意味著引領世界電影的潮流。
“‘奧斯卡’們不是中國電影的風向標，而是各國電影人相互交流學習的平臺，它不應被神化。”張藝謀多次擔任國際電影節評委，也多次榮獲國際電影大獎，但他對國際獎項有自己的理解：“全世界在冊的國際電影節有400多個，無論是美國‘奧斯卡’、法國‘戛納’還是中國‘金雞百花’，一幫電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帶來相互‘嘗嘗’，就這么簡單。”
正因為此，越來越多的年輕電影人融入世界電影節的氛圍中：賈樟柯、王小帥、韓杰等新一代導演嶄露頭角，《三峽好人》、《Hello！樹先生》等影片獲得國際大獎。“拿著自己的作品去展覽、交流、學習，不僅能提高影片的國際上座率，更能擴大導演自身品牌和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張藝謀說。
“今天到國外拿獎不那么容易，因為中國不可能永遠是熱點，會降溫。”張藝謀認為，苦難深重的中東地區和局部戰爭、恐怖活動頻發之地，這些題材在苦難的背景下很有力量，既有時代感和時效性，更有歷史厚重感。
從《英雄》到《十面埋伏》，從《山楂樹之戀》到《金陵十三釵》，媒體總把“沖奧”這個詞放在張藝謀身上，讓他很無奈。“好像我老當益壯，端著槍沖著奧斯卡就去了，誓不罷休！”張藝謀調侃道， “我早就過了得獎的歲數，現在完全不是獲獎的重點。”
對于導演“沖奧”的話題，張藝謀覺得別把這太當回事兒：“題材偏好、拍攝上映周期、評委會成員和主席的背景、上幾屆獲獎影片對本屆獲獎作品的影響和限制……你算不過來，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你掌控不了。”
電影產業要發展，文學是母體
“沒有好的文學基礎和文學群落，沒有層出不窮的優秀文學作品，電影想繁榮，門兒都沒有。”
“票房為王”也好，“奧斯卡折戟”也罷，金錢與名利的背后透著中國電影的浮躁，而作為電影之源的劇本，也因此陷入空前尷尬的“創作荒”，究竟還有多少真誠的作家在靜心創作？還剩多少“莫言”能解電影劇本之惑？
1988年，《紅高粱》在柏林一舉拿下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登上國際舞臺。張藝謀直言：“首先要感謝《紅高粱》小說的作者——莫言。”
20多年后的今天，莫言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張藝謀聞后激動不已：“電影和文學，實際是相互依賴的關系。好小說、好文學作品是電影的基礎。”
在張藝謀拍《紅高粱》那個年代，每年都有文學的“重磅炸彈”，一部部出色的小說被改編搬上銀幕，還沒拍完，新的驚喜又來了。“文學繁榮，好劇本就接踵而至，好電影就層出不窮。”張藝謀說，文學作品興盛，像一個盛大的集市，作為廚師的他行走其中，感覺可以入菜的東西實在太多，只擔心自己做不過來。
“我對優秀作家很欽佩，莫言、余華、蘇童、劉恒、嚴歌苓等，早些年，他們的作品一出來，我第一時間跟他們交流。”張藝謀回憶道，他跟作家劉恒合作過《菊豆》《秋菊打官司》和《金陵十三釵》三部戲。“劉恒主動為劇中的每個重要人物寫小傳，以求演員能真實、生動塑造人物形象，他是我看到最嚴謹的有現實主義功底的作家。”
遺憾的是，當前的電影文學已不再具備當年的影響力。“這個時代，像《紅高粱》這類的作品太少了。”張藝謀說，他偏愛有力量的作品，“可好劇本青黃不接，讓我不得不接受優秀小說凋敝的事實。”
張藝謀一直認為，電影產業要發展，文學是母體。“劇本劇本，一劇之本。沒有好的文學基礎和文學群落，沒有層出不窮的優秀文學作品，電影想繁榮，門兒都沒有。”
以《三槍拍案驚奇》為例，張藝謀覺得演員很用功、演技也精湛、各部門都很努力、自己也廢寢忘食，可依舊回天無力。“原因很簡單，折在劇本上。我用了八個月拍攝的辛苦，換回一句最平常的道理：‘劇本劇本，一劇之本’。”
電影劇本的“創作荒”，其實緣于一種討好與迎合。當前的一些作者，把電影裝進腦袋里，邊創作邊討好導演、邊迎合影視劇拍攝，結果“腳踩兩只船”，破壞了小說的純潔性。
“再往深了說，其實是一些作家并不具備真誠的創作狀態，而是把它當工具、當賺錢的手段。”張藝謀說，作家群落本就不大，一時跟不上電影產業發展的巨大需求，“結果是新手、老手、小混混都能當作家，魚龍混雜，劇本的產量高了，可質量糙了。”
不過，張藝謀坦言，好劇本青黃不接或粗制濫造，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搞個制度就能解決，而是必經階段。“文學已回到他的軌道中來：忙時吃干，閑時喝稀，娛樂時代算是閑時，兌點水，正常！”
產業發展的最大軟肋是“技術革新”
“目前，我國各大電影節對科技獎項的設置少得可憐，很多電影投資方、發行方為騰出廣告時間，將片頭片尾字幕滾得飛快，幕后的科技人員連自己的名字都找不著。”張藝謀感嘆，“在這種境遇下，又有多少人會甘愿寂寞搞技術？”
中國目前是電影大國，但實現電影強國的目標任重道遠。有人說，高科技是美國電影的“金箍棒”，而中國電影就像中國足球，現在不缺錢，缺技術！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最大軟肋是“技術革新”。
在張藝謀看來，別說技術革新，就連隊伍的專業性都不達標：“一個人頭天還在補鞋，第二天就能上片場干這干那，結果導演必須分神去指導、糾正。”他說，可以用三個字形容他在片場的工作狀態——“婆婆媽媽”“拖拖拉拉”“連滾帶爬”。
以攝影師為例，這是個要求專業功底非常扎實的工種，“每次喊‘預備’前，我都要提醒攝影助理確認幾個問題。”張藝謀說，“現實情況是，一場戲拍攝完畢，攝影師白著臉對我說還得重拍一遍，我就知道多半是這幾件事兒沒做好、不專業。”
近年來，不少電影企業陸續引進世界頂尖的電影高科技產品。但是，由于不少專業人員的技術水平有限，對擁有幾千種功能的進口設備，最多只能利用不到幾百個，最終只能高薪聘請國外技術顧問協助，造成拍攝成本猛增和資源的極大浪費。
張藝謀認為，“明星效應”的速成模式成為當前電影圈的“培養機制”，浮躁的娛樂心態淹沒了電影嚴謹、細致的專業性和技術革新的氛圍，報考“表演”的人數遠超“攝影”“攝像”“數字合成”等電影科技專業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目前，我國各大電影節對科技獎項的設置少得可憐，很多電影投資方、發行方為騰出廣告時間，將片頭片尾字幕滾得飛快，幕后的科技人員連自己的名字都找不著。”張藝謀感嘆，“在這種境遇下，又有多少人會甘愿寂寞搞技術？”
中國電影技術革新的根本在于電影科技人才培養，關鍵是影視院校在教學科目設置、師資力量引進、國際交流項目等方面要同步改革，才能培養出高精尖電影科技人才。
此外，張藝謀認為，電影是一種創意產業，核心是人的思想，從創作到發行都充滿著創新思維，創意成本很高，因此，用立法手段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電影技術革新的有力保障。
回歸，中國電影未來的主題
“中國電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回歸到踏踏實實的人才培養和技術革新，‘票房至上’的短視，會扼殺電影的文化內涵！”
前段時間，沸沸揚揚的“鐵道部‘天價宣傳片’”事件和“與張偉平分道揚鑣”的新聞，讓張藝謀陷入空前的輿論漩渦。直到現在，他還在反思：“浮躁？”“裹挾？”“委屈？”“無奈？”……
“無論如何，我現在最需要兩個字——回歸！”張藝謀說，對于宣傳片250萬元的酬勞，雖然并不違法，但他已經想好，要么歸還有關部門，要么捐贈給電影院校作為教學基金。
對于下一階段的工作，張藝謀的目標也很簡單：“和年青一代導演拼票房，那不現實；對新簽約公司的選擇，不想成為他們的‘搖錢樹’；我希望回歸，有一個和諧的創作環境，盡量不受太多制約、干擾和裹挾，提煉自己所有的能量，安安靜靜、認認真真地拍幾部自己喜歡的題材。”
中國電影產業，正需要“張藝謀”式的回歸。為承諾履行WTO裁決，我國已于2011年3月對美國加大開放電影等娛樂產品市場，進口大片搶占中國市場的瘋狂期來了。
國家廣電總局的數據顯示：2012上半年，進口影片票房同比增長約90%，而國產影片同比下降4.3%，出現近年來罕見的負增長。預計2012年全年進口影片票房在時隔八年后將再次超越國產影片。
“我們是否已構建主旋律片、商業片、藝術片等多類電影市場份額的宏觀調控機制？”“影視傳媒公司是否轉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契合點？”“電影創作者能否把有思想深度的故事，用現代化手段展現得富有激情、令人感動？”……張藝謀一連串高聲發問后說，“中國電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回歸到踏踏實實的人才培養和技術革新，‘票房至上’的短視，會扼殺電影的文化內涵！”
采訪期間，張藝謀欣聞自己榮獲印度孟買電影節“終身成就獎”。“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你還想怎樣？”他說，他真正的夢想，還是一如既往地回歸現實，“找個好劇本，有個好團隊，拍一部真正的佳作，過癮！”
(方希女士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