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１年，全國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從１０．７３萬億元增長到３９．２５萬億元，上繳稅金從８３６１．６億元增長到３．４５萬億元，凈利潤更從３２０２．３億元增長到１．９４萬億元，年均增速達到２５．２％。
受國務院委托，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王勇２４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時說，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取得的顯著成效充分證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可以有效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道路必須繼續堅持。
但他同時指出，國企改革仍處于過程之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體制、機制、結構和歷史問題仍然很多。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依然任重道遠
全國９０％以上的國企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２０１１年央企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達到７２％，多數國企建立了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和監事會等機構，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逐步深化……黨的十六大以來，一系列市場化改革，使國企經營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
王勇也坦言，國企改革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還有相當差距。
近年來，部分地方國企和５０家央企進行了規范董事會試點。“這從根本上解決了企業‘一把手’說了算的問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董事長王會生說，現在企業要進行重大投資，必須拿出充分理由說服董事會，這無疑更有利于企業的科學決策和風險防范。
但王勇表示，目前董事會的考核和外部董事的選拔、任用和評價機制還不完善，國資監管機構、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理順。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一鳴指出，國企改革是為了更好地與市場經濟體制兼容，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因歷史沿革、體制機制和認識不足等原因，還有很多難題有待破解。
發展方式仍然粗放，布局結構還需調整
自改革脫困“三年攻堅”以來，全國已有５０１０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和資源枯竭的礦山有序退出了市場，同時國企和國有資本逐步從中小企業層面和一般生產加工行業退出，使國企的戰線大大收縮、布局結構得以優化。
據統計，在３９個工業行業中，有１８個行業國企總產值占比已低于１０％，而上榜《財富》５００強的國企從２００３年的６家增至今年的５４家。
但王勇指出，目前國企發展方式還比較粗放，布局結構還需進一步調整。
“國有企業目前大多仍分布在傳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比較低。一些行業產業集中度較低，資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競爭能力不強，重復建設、惡性競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王勇說。
同時，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國企研發投入強度還比較低，不少核心關鍵技術仍受制于人；國企跨國經營指數遠低于國際水平，缺乏與國際化經營相適應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一些企業境外經營風險意識不強，境外重大經營風險和資產損失時有發生。
監管體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以前對國企的管理是‘九龍治水’，分為管人、管事、管資產等若干條線，企業也沒有經營指標、業績考核和激勵約束。”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說，各級國資委的成立，初步實現了出資人職能的一體化和集中化。
各級國資委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委托代理關系和激勵約束、責任追究等機制，推動國有產權透明管理、進場交易，強化審計和外部監督，改革經營者選任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但王勇坦陳，國有資產管理中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問題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對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干預有增加的趨勢；經營性國有資產還沒有實現集中統一監管，資源配置分散，經營效率低下；出資人職責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分離還不到位；收入分配管理、資本經營預算、境外資產監管等方面的制度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從職責上看，一些地方國資委出資人三項主要職責不統一、不到位現象仍然比較突出，面上監管職責非常薄弱；個別地市國資委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企業改制、處理信訪上，國有資產監管職責沒有得到落實。”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說。
各種社會負擔依然沉重
“中央企業還有醫院、學校和管理的社區等辦社會職能機構８０００多個，對這些機構的費用補貼每年多達幾百億元；中央企業現有離退休人員５２３．６萬人，還有困難職工等１００多萬人，企業為此需要承擔大量管理和其他負擔；廠辦大集體改革難度加大，解決國有企業廠辦大集體問題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在報告中，王勇以央企為重點，指出了當前國企承擔的沉重社會負擔。
“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已經剝離了大部分企業的社會職能，但各種長期積累的離退休人員管理、困難群體幫扶等負擔還是很重的。”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這些問題不解決，國企就難以‘輕裝上陣’、公平參與市場競爭；若為企業卸掉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還會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