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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布羅蒂加姆 |
“對中國和非洲關注了近三十年，我想自己在這一領域比較有發言權，”美國知名中非問題學者黛博拉·布羅蒂加姆說。
結束了今夏在中國和非洲的訪問，布羅蒂加姆正式出任位于華盛頓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學院國際發展項目主任。
隨著中國經濟力量和國際地位的上升，中國在海外的發展也日益引發外界關注和解讀。自2006年起，布羅蒂加姆明顯感到，自己研究長達三十年的“冷門”逐漸熱了起來，越來越多人想知道“中國在非洲做什么？”
布羅蒂加姆英文原著《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出版兩年來，以扎實研究和細膩筆觸呈現出與西方媒體慣常報道迥異的故事脈絡，引起不少英語讀者濃厚興趣。該書中文版近日已在國內出版，布羅蒂加姆對中國讀者的反應頗為期待。
“中國在非洲到底做什么？”我研究了近30年，最有發言權
《經濟參考報》：作為一位美國學者，您是如何對中國與非洲關系產生興趣的？
布羅蒂加姆：上世紀80年代，我的研究專業是外交政策、經濟和國際發展。當時，我設想自己未來或許會進美國國務院做外交官，或者到世界銀行，或者在學術界發展。一方面，我對非洲大陸深深著迷，讀了大量有關非洲的書籍，非洲發展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尤其吸引我的注意；另一方面，我早在80年代初就曾到香港、臺灣學習中文，并經由香港到中國內地訪問和旅游。于是我就想，為什么不把兩個興趣點結合起來，研究一下中國在非洲的援助和發展。
《經濟參考報》：您的研究起初落腳點在哪里？當時學術界及外界有什么反響？
布羅蒂加姆：1983年我首度前往非洲調研，主要在三個西非國家展開了一年半的密集研究，走訪了很多人員和項目，主要落腳點還是中國當時如何發展在非洲的援建項目以及其結果。事實上，中國自上世紀60年代就加大了在非洲的參與度，毫無疑問，非洲國家的投票在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到1998年，我在多年研究基礎上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中國援助與非洲發展：輸出綠色革命》，但說實話，當時讀者寥寥，沒人關心這個話題。隨后，我繼續自己的興趣和研究，也陸續出版其他課題研究的著作，但直到2006年事情開始有了變化。很多人陸續打電話給我，“中國在非洲到底做什么？你在這個領域最有發言權，幫我們解釋一下？”我希望通過一本書給大眾一個更及時、更真實的答案，于是立足于此前20余年連貫研究，自2007年至2009年再度前往非洲12個國家展開密集調研。我做了上百個采訪，從中國使館官員、大企業員工、小生意老板、援非醫生到單純的旅游者，還有不同國家的非洲人。
中國正有大批小型企業不怕艱難來到非洲
《經濟參考報》：在這輪最新的密集采訪和研究中，您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布羅蒂加姆：一路采訪下來，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這些中國人對非洲所展現出的濃厚興趣。其中，依然還有人帶著如你所說的，那種上一代中國人的“第三世界兄弟情誼”來到非洲，想要對當地人伸出援手。比如，有人告訴我，“你看這里發展程度讓我想起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我們得幫幫他們”。但其他人的想法可能很有個性色彩。有人帶著冒險精神和勤奮致富的信念來尋找機遇。我還和不少中國的年輕人聊過。記得一位在尼日利亞為技術人員擔任翻譯的年輕人告訴我，“我就是想來看看非洲大陸，我想要多走走多看看。我的父母也為我擔心，但尊重我的選擇�！�
《經濟參考報》：您的意思是，在對非洲濃厚興趣的基礎上，這么多各不相同的個體故事無法用刻板印象來歸納？
布羅蒂加姆：非洲有54個國家，不同國家發展程度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在這里發展并不容易。但就在那些尤其困難的地區，比如塞拉利昂這樣脫離內戰不久的國家，依然可以遇到抱著希望在那里發展的中國人。一位中國女士給我講她的故事，她本人是廣東省的一名英語教師，隨后跳槽到香港礦物公司并隨之到塞拉利昂工作。戰事發生后，香港公司立即撤走了。這位女士也回到廣東，但她隨后湊齊一個集裝箱的物資重返塞拉利昂，用這些物資開店售賣，然后就是一個又一個集裝箱陸續到來。后來她在這里遇到自己的愛人，除了戰事最緊時隨愛人在英國待了兩年，基本上當地嚴峻的安全形勢沒有阻擋住她回去的腳步。我遇到她時，她已在當地開辦了一片名叫“唐人街”的綜合設施，擁有高端路線和平民路線的中國餐館各一家，還有一家酒鋪、一家面包店、一家美發店，一家旅館。別忘了，那里畢竟還是一個遠離戰事并不久的地區，但她相信有挑戰的地方也蘊藏著機遇。這些個體故事的背后，展現出中國正有大批小型企業不怕艱難來到非洲。有些因為提高了質量而受到歡迎，有些也因為帶來競爭而引發利益沖突。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制造”擠垮“非洲制造”
《經濟參考報》：這樣為數龐大的個體故事其實相對而言并未為人所知。一提到中國人在非洲，西方媒體報道和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一些刻板印象。您怎么看這些印象？
布羅蒂加姆：這也是我撰寫《龍的禮物》這本書的一個原因，看看中國今天到底在非洲做什么，驗證一下這些“常見答案”到底可信與否。別忘記，中國在非洲有其整個歷史存在，是一步步走到今天，不能分割來看。我在這個課題上研究了近三十年，應該比較有發言權，可以通過大量事實來描繪一個比較完整的畫面。
《經濟參考報》：那我們一個個來看這些常見的“中國形象”，比如所謂的中國是非洲“新殖民者”的論調，您如何看待？
布羅蒂加姆：我不這么認為。聽到這個問題，非洲人告訴我，“我們了解殖民者是什么樣子。這問題恐怕是在侮辱智商�！敝趁裾邅淼椒侵�，使用的是武力手段，實施政治控制，甚至要壓抑當地發展，以防范日后受到挑戰，但中國在非洲的做法顯然不是殖民者。整體來說，非洲現在也正處于轉型的路口，需要為此付出努力、推動轉型的實現。在現有階段，我們不可能反過來要求中國向非洲輸出原材料、從非洲進口加工產品。
《經濟參考報》：有人總在說，中國來非洲只為了掠奪資源？
布羅蒂加姆：非洲所獲取的大部分外國投資和貿易迄今仍集中于自然資源領域，這在其與歐洲和美國等對外關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美非關系無疑就與自然資源息息相關，但沒人會因此說美國在非洲發展只為搶奪資源，因為訴求總是多樣化、多層面的。中國作為一個地位和實力不斷上升的新興大國，外交在其對非關系訴求中至關重要，簡而言之，中國更重視在非洲大陸“交朋友”，更在乎擴大自己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聯合國這樣一個平臺上發揮自己的作用，而在此過程中中國需要非洲的朋友。
《經濟參考報》：刻板印象認為，“中國制造”擠垮“非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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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今年剛剛建成的一些主干道，因由中國公司承建，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中國路。記者 丁海濤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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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蒂加姆：這個話題絕對不能一概而論，不同國家、不同產業也有不同故事。在部分國家，比如在紡織業這類入門級別的工業領域，當地業界一直缺少新技術、新機器，缺乏有效再投資及產業升級，因此欠缺競爭力是由來已久的問題，一些中國企業的到來自然對他們構成壓力，但這同時也是全球化大潮之下產業升級過程中的正�，F象，也并非中國人到非洲后才顯現。而在不少國家，在一些制造業領域，非洲企業實力正日益提高，也對中國等國同行構成不小競爭力。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刺激措施或補助計劃，吸引他們到非洲投資制造業和雇傭當地勞動力。更重要的是，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和參與是中國在非洲發展的重點內容，這些“砍柴功”對非洲制造業長期發展至關重要。
整體而言，非洲制造業過去6至8年間增速不斷提高，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制造”擠垮“非洲制造”。
“讓我們做生意吧”“我們是合作伙伴”中國在非洲是以雙贏為目標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中國發展模式對非洲國家有借鑒意義嗎？
布羅蒂加姆：非洲國家發展程度差異顯著，我相信其中一些國家完全有機會從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中獲取寶貴經驗，而且相信中國也歡迎非洲人來實地學習和索取“中國模式”經驗。中國對自己的整體發展步驟更重視，你們有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但整體來說非洲國家的計劃性不強。原因之一還是在于非洲國家對外援的依賴性較強，部分國家甚至比較放棄自主規劃，一切都仰賴資助者幫忙計劃。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世界制造工廠，這是其現有發展路徑，但也不會永遠停留在這一階段，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重要的產業轉型，就在低端制造業等領域為其他國家及地區制造業“騰”出重要的發展機會。相信在今后三十年間，部分非洲國家有能力抓住這些機遇。別忘了，中國也不是一改革開放就立即成為制造業大國。
《經濟參考報》：您去中國訪問的機會很多，和改革開放之初第一次見到的中國差別大嗎？
布羅蒂加姆：當然。舉個例子，那是1980年，我第一次從香港進入廣東，北上到中國內地旅游，途中路過了一片鄉野風貌的土地，至今仍記得那是一片野林子的影子，其他幾乎什么也沒有，而那片土地就是今天的深圳，30年來已天壤之別。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這樣一個中國，在非洲的援助和發展理念與歐美國家有什么不同嗎？
布羅蒂加姆：的確存在鮮明的差異。從理念上，歐美國家一直以來仍傾向于將非洲國家視為“有問題的地方”，雙方關系偏重于單一的援助和慈善形式，也包括以“民主”等條件換援助，其思維是“我們來了，我們要幫助你，但你要先完成這些條件”。
所以，當中國人來到非洲說“讓我們做生意吧”“我們是合作伙伴”的時候，的確給人的感覺很不同。憑借其獨特的發展經驗，中國更傾向于認為，單純援助不能帶來長期發展，可謂治標不治本，所以更樂于以雙贏為目標、以平等合作伙伴的姿態面對非洲國家，展開了援助、投資和貿易等多途徑的實踐。中國人的思路是，雙贏可以實現，雙贏才能真正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們才看到中國在非洲援助和投資越來越多。不少非洲人挺喜歡這種平等的交往模式。另外，中國式的成功模式也為一直較為依賴援助的非洲國家提供了更多反思。
《經濟參考報》：整體來說，您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如何？
布羅蒂加姆：事實上，包括由英國廣播公司等西方媒體和非洲媒體所做的民調也顯示，非洲人對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國家的整體印象一樣，都還是比較積極的。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不同國家在非洲的援助和發展是一個怎樣的局面？能否存在多贏的可能性？
布羅蒂加姆：我認為，中國在非洲影響力上升不意味著其他國家影響力不得不下降，各種新舊力量在非洲發展問題上不必展開“零和游戲”，也因此不必對中國在非洲的發展持刻板印象和過度戒心。
事實上，我寫《龍的禮物》這本書另一主要目的就是給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更全面的中非關系實景，在正確基礎上重新審視對華政策和合作模式。我也經常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保持溝通，試圖展現給他們一個刻板印象之外的真實畫面，唯有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切入和參與。
中非合作還有發展空間但也面臨巨大挑戰
《經濟參考報》：您如何看中國在非洲發展的未來？
布羅蒂加姆：整體而言，中國正在加快走出去，幾乎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國的身影，而中國對非貿易占其對外貿易比重仍很小，這意味著中非合作還有巨大發展空間。同時，隨著合作規模及形式日益擴容，中國人的非洲發展路徑也面臨巨大挑戰。在不同層面有著不同故事。比如，越來越多的中國小企業到非洲發展，在某些地區已遭到當地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強力阻擋。
此外，我認為非洲國家政府若在移民方面設置障礙也是很短視的行為。應該看到，不少華人來到非洲，建立自己的家庭，供養自己的后代，并成為當地社會負責任、較為成功的公民，對當地社會是好事。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可以在加大透明度上發揮更多作用，比如鼓勵在非洲發展的中國企業在商業運作和投資項目方面更加透明化。從中國企業的角度，我認為勞資關系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企業的管理者必須意識到，不能將在中國的企業文化和對待員工的方式直接移植到非洲國家，有損于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合作關系，已經有一些比較嚴重的案例發生。特別是發生在私營企業時，中國政府難以控制。
《經濟參考報》：您的研究近來還有哪些新的動作或計劃？
布羅蒂加姆：自《龍的禮物》出版后，我也開啟了一個英文博客，用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也鏈接了很多有關中非關系的媒體報道及研究成果，并與網友展開討論，而這個博客的標題就是“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
比如，現在我正在做有關中國在非洲農業方面發展的研究。有一種說法是中國在非洲搶占了大片土地用來種糧食、發展農業。而我在研究中發現，真實比例依然非常、非常小。只有在贊比亞略高一些，因為不少中國人從上世紀90年代就已到當地，在那里融入得很好，過得很舒服，但即便如此，他們所購買的農場面積也不大。在其他一些國家，甚至還有政府官員在接受訪問時反過來咨詢我，為什么當地有來自印度的10個買家，卻不見中國人？我還會繼續撰寫論文，或者出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