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走上國富民強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漸擴大。國際上，通常把0.4（用來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基尼系數的一個數值）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基尼系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于0.2說明社會動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會不安定。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差距呈現逐步擴大趨勢，造成我國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為此，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
對于基尼系數的發布，中國國家統計局從2000年起只發布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解釋說，靠現在的城鎮住戶調查計算出來的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偏低，主要是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真實的收入信息。僅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已逼近國際警戒線。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稱，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在2011年已達到0.3949。
無論基尼系數是否突破警戒線，居民實際收入增長低于GDP和財政收入增長，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最近發布的《2011中國薪酬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該《報告》引用統計局數據測算，去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增長24.8%，增幅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幅的1.76倍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業收入增長幅度為20%左右，也遠高于居民收入。
雖然十六大以來，我國持續推動分配改革并取得新進展，居民收入水平整體快速提高，但整體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顯偏大。《報告》認為，過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狀況并沒有根本扭轉，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將影響到經濟進一步升級和社會轉型，應加快工資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是事實”，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徐洪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說，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資性收入和資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結構中，資本收入比重大，工資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轉移支付和稅收政策調節做得不夠，通俗說，就是“殺富濟貧”做得不夠，對低收入群體和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還需要加強。三是在經濟轉軌中，有些人抓住機會先富了起來，拉開了收入差距。四是長期以來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更低于稅收增長，政府收入增長過快，居民收入增長較慢。五是我國金融體系不夠發達，老百姓投資理財的機會較少，而資本市場，比如股市也沒給股民帶來更多回報，老百姓大多只能進行儲蓄，可是銀行存款實際利率又偏低，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歷史欠賬多，賬戶也做得不實，影響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還與國有企業和農村土地制度有關。徐洪才說，我國國有企業長期不分紅，而國有資產規模又一直在壯大，普通老百姓從中卻得不到實惠，政策在這方面也沒什么突破。還有就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沒有突破。農民的自留地、小產權土地沒進入商品流通，農民因此就沒得到級差地租帶來的增值收益。如果農民富了，消費也就火了。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擴大？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為此，要下大力氣“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緊迫性，同時也具有可行性；而調節高收入雖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觀條件制約較大，需要從長計議多方創造條件穩步推進。因此，當前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重點是“提低”，同時創造條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須同時“治本”：在一次分配領域，其側重點應該放在更好地營造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決當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狀況，切實保證二次分配發揮調節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促進社會和諧和穩定。
徐洪才建議，隨著經濟發展，應該把普通百姓收入適當領先經濟增長2到3個百分點作為目標。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動內需，也能轉變過去依靠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