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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官網顯示：今年6月以來，北京市集中開展清理整治利用集體土地違法建設銷售(變相銷售)工作，初步清理出自2008年以來在建在售的79個違法占地項目，正在對其進行查處，并提醒廣大公眾不要購買。
同時，該官網提供了79個違法占地住宅項目的分布圖。據該圖顯示，北京市16個區縣中，昌平區、房山區和懷柔區所占整治項目比例最高，依次為：28、22、13。
9月19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些項目有些是占用農用地，有些是占用集體土地，具體情況各不相同；清理整治工作將堅持屬地管理、政府主責原則，以區縣政府為責任主體，進行分類治理。
對于此次清理工作，圣運律師事務所征地拆遷業務部首席律師王優銀表示，就北京市小產權房總量而言，79個項目僅占其中很少一部分。
此前，有調查顯示：北京地區，小產權房占市場總量的20%。“針對小產權房，我國每年都會有幾次清理行動，但小產權房的數量有增無減。”對于此次清理工作，王優銀認為最大意義在于“傳遞一個信號，遏制其增長勢頭”。
王優銀說，對此類案件處理時，經常會遇到兩類糾紛。一類糾紛出現在小產權房的開發者和當地政府之間。在項目開發上，開發者一般和當地基層政府有合作關系。當項目因違反土地規劃及城鄉規劃相關法規，而受到上級主管部門責罰時，開發商與基層政府之間就會出現矛盾。“項目開發是獲得基層政府許可的，取消后誰來承擔損失？”他說。
另一類糾紛出現在開發商和購房者之間。比如，此次清理的79個違法占地項目，雖然大多屬于在建項目，但開發者基本都采用預售的方式。
“參與此類項目的開發者大多資質不健全、資金緊缺，必須靠預售來保證項目的實施。如果項目取消，購買者要求還款，開發商往往稱，資金已投入項目建設，無法退款。無奈之下，一些購買者會通過報警、起訴等途徑維權，但效果欠佳。”王優銀說。
多年來，購買小產權房風險巨大，購買者卻始終有增無減。王優銀認為，有兩個重要原因，“首先是價格低，其次是購買者認為法不責眾。”
如果運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市場行為效果有限，是否存在更為柔和的解決方式？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微博)說，目前，很多地方保障房房源嚴重不足，相應的土地供應也欠缺。我國已明確提出，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并軌。應當以此為基礎，尋找改革突破點。他認為，此前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出的“小產權房轉保障房”，對其他地區來說，具有借鑒意義。
據媒體報道，深圳是我國小產權房現象較為嚴重的地區。當地國土局在2007年進行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全市“城中村”農民房或其他私人自建房總建筑面積，占全市住房總量的一半。今年8月，有媒體報道，深圳推出的保障房創新方案中將“包括非法建筑納入住房保障體系”。
楊紅旭指出，這一方案在操作中有一些問題需要注意。“如果房子已經違規出售，成為各小業主所有房屋，政府出面收購難度很大。如果項目在建或建好尚未出售，拆除會浪費社會資源，此時，由政府出面支付部分資金補償村集體，獲得項目使用權，再將其作為保障房房源進行租賃分配，社會效益更大。”
各地政府是否愿為項目使用權轉移支付費用？楊紅旭表示，政府自行購地、建造保障房，所需資金量很大。“收購的方式對雙方而言性價比都更高。”他說。
對于“政府部分讓利”的建議，王優銀表示贊同。他認為，應適當調整現有土地管理制度。
“農村集體土地，很多位于城郊或城中村。這部分土地，村集體應當享有處置和收益權，通過市場行為獲利，并向國家繳納部分稅費。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向村集體低價征地，再高價賣給開發商，從中獲取土地財政收入。基層政府應部分讓利給農民。”
在此次清理整治工作得到廣泛關注后，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相關負責人曾表示，針對79處小產權房將“分類處理”。
對此，楊紅旭認為，大規模拆除可能性極小，“尤其是已建成甚至已出售的”。“占用農村耕地的小產權房項目，性質惡劣，對這類情況處理應當比較嚴厲。建在農村建筑用地的項目，可由小業主、購房人向村集體或政府補繳相關稅費，這比直接拆除房屋的社會成本低很多。”他說。
8月底，一部匯集多名專家學者和法律界意見的《集體土地征收條例》民間意見稿曾引起關注。
該意見稿建議：以2008年《城鄉規劃法》的實施出臺為限，在此之前建成的此類項目，如政府部門沒有扣罰，應視為合法建筑；《城鄉規劃法》實施后，如政府部門曾進行處罰或仍在建的小產權房項目，應視為違法建筑。作為這一意見稿的主起草人，王優銀表示，該草案的本意是“盡可能縮小清理工作切口，確保更多人利益得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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