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浙江民間借貸案件出現明顯上升態勢。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8037件，涉案標的額283.9億元，同比分別大幅上升26.98%和129.61%。
案件數量大幅增加
浙江民間借貸相對活躍，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總體上看，在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之間仍然缺乏穩定有效的渠道和橋梁，實踐中普遍存在著中小企業多、融資難和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兩多兩難”問題。
浙江省高院民二庭廳長章恒筑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具有中小企業多、民間資本雄厚、民間借貸相對活躍的鮮明區域經濟特色。民間借貸作為一種“草根金融”方式，與傳統金融信貸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優點，拓寬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促進了多層次信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但在實踐中，民間借貸也存在交易隱蔽、風險不易控制、正常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等刑事犯罪活動交織的特點，導致一些地方中小微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影響社會穩定。”
去年9月份后，溫州等地一些中小企業關停、企業主“跑路”事件屢屢發生，民間借貸尤其是涉企民間借貸的風險防范、危機處置乃至司法政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
章恒筑認為，浙江民間借貸相對活躍，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解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但總體上看，在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之間仍然缺乏穩定有效的渠道和橋梁，實踐中普遍存在著中小企業多、融資難和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兩多兩難”問題。
浙江省高院統計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幾乎占據了浙江商事案件的一半，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案件總標的額，都遠高于傳統的買賣、加工承攬合同糾紛案件。2011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約占全國的15%。
2008年至2011年期間，浙江全省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的2008年，案件數量急劇上升，較2007年增幅高達60.56%。雖然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消退，2009年案件數量增幅有所趨緩，2010年的收案數較同比甚至微有下降，但總體案件受理數量仍居高不下。
2011年，受第三季度溫州等地部分企業債務危機影響，民間借貸案件的收案量再度上揚，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較2010年增長了6.7%。從案件標的額的增長幅度看，增速最快的是2008年，較2007年迅猛增長了216%，其次是2009年，較2008年增長了72.3%。
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8037件，涉案標的額283.9億元，同比分別大幅上升26.98%和129.61%。
呈現資本化和商業化特征
浙江省高院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浙江的民間借貸已經從過去的“熟人交易”向“以錢炒錢”方向發展，呈現出典型的資本化和商業化特征，使得民間借貸越來越復雜，也為案件的審理帶來了巨大挑戰。
——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傳統民間借貸案件中，借款一般發生在親朋好友之間，多用于生活消費，是一種“熟人間的交易”，交易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實際上承擔了擔保的功能。
臨安市法院院長毛煜煥對記者表示，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浙江的民間借貸逐漸轉變為陌生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和經營性借貸的融資渠道。
浙江民營企業多以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資金起步，據有關部門對溫州市甌海區105家中小微企業抽樣調查，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有90家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籌措資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創業資金完全通過民間借貸獲得，占30.5%。涉企型民間借貸在數量上已遠超過個人消費型借貸，從借款人、出借人到擔保方，中小微企業在民間借貸關系中都扮演著重要的主體角色。許多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交易或經營活動。一些地方的企業和個人還專門從事“以錢炒錢、賺取利差”的資金生意，民間借貸呈現出典型的資本化、商業化特征。
——高息現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隱蔽化。近年來，浙江各地法院普遍反映高息借貸問題突出。
最近，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向社會公布了溫州市民間借貸監測利率，2012年4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平均水平為21.58%。浙江省一些民間融資活躍的地區，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達到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報超過60%。
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黃歡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民間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但與此同時，也使中小微企業和私營業主不得不接受放貸人所設定的高額利息。實踐中，為規避“超過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護”的法律規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預先扣息、實際履行利率高于約定利率等做法，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困難。
——職業化、中介化、組織化的新特征開始顯現。黃歡說，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的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借款時往往手續齊全，一些專門從事放貸業務的擔保公司或個人，都已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從形式上看，不僅有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對引發訴訟所需的訴訟費、律師費都作了詳盡約定。
章恒筑說，一些地方出現了專門從事放貸的職業群體，即所謂的“職業放貸人”和民間“食利”階層。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種專為借貸雙方提供“搭橋”服務的職業中介組織，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間借貸行為趨于組織化、公開化。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高利誘惑下充當起民間借貸雙方的“資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縱信貸資金流入民間放貸以牟取利差。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也紛紛介入民間借貸。還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機構以非法集資等形式取得民間資金從事高利放貸，或以貸養貸，牟取不法利益。
——同一主體涉訴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現象嚴重。一些民間借貸案件中，債權人或債務人比較集中，借貸供需雙方主體的重復率高，同一主體作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專門從事資金生意的職業放貸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往往是大量對外舉債的企業或企業主。有的涉眾案件中，上下家之間還存在借貸資金鏈關系，即在直接與被告發生借貸關系的原告名下，背后還有大量實際出資的隱名出借人，這些隱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資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這類案件社會影響面較大，傳導性強，易呈集中爆發態勢。一旦無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積蓄無法收回，容易引發連環訴訟，產生信訪、上訪，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與非法集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活動時有交織。民間借貸是私人資本市場上自發的資金融通行為，屬體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監管。民間放貸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斷作出趨利性選擇，在高額利息回報的誘惑下，容易產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擾亂金融秩序和社會治安。民事、刑事法律關系交織的情況，給民間借貸案件的處理增加了難度。
案件高發三大主因
浙江省高院的研究報告指出，導致浙江民間借貸高發的原因比較復雜，綜合來看，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宏觀經濟形勢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浙江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一旦經濟形勢變化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就容易引發民間借貸糾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急劇上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正在向縱深發展，國際經濟秩序依然處于動蕩之中。
二是民間借貸融資成本高企加劇了債務清償風險。由于銀根緊縮，融資難，浙江民間借貸普遍存在高息現象。高利率導致了大量信用風險的產生。一旦企業盈利不佳或難以承受過高的利息負擔，借貸雙方就容易產生糾紛。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種手法隱瞞高息事實，進一步加劇了糾紛產生的可能。一旦企業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是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監管，亂象叢生。浙江的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加之實踐中職業放貸人群體的出現以及擔保公司、典當行、投資公司等市場主體的加入，民間借貸活動實際上已具有經營性質。但由于長期游離在監管邊緣，民間融資市場因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管理而呈現出無序亂象，如借貸形式不規范、擔保不完備、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貸、違法借貸，甚至與刑事犯罪交織在一起，為糾紛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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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日益隱蔽 涉及面更加廣泛 涉中介機構案件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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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資犯罪現新動向 |
手段日益隱蔽、涉及面更加廣泛、涉中介機構案件增多，我國非法集資犯罪呈現三大特點。專家認為，目前我國金融體系滯后，投資渠道狹窄，對于非法集資的打擊、處理可操作性差等諸多因素致使此類案件頻發，嚴重擾亂社會及經濟秩序，危害人民群眾利益。
專家建議，立足拓寬合法集資渠道，引導社會資金找到合法增值方式；不斷完善政策、機制、環境，解決小企業融資難題；建立多渠道信息網絡，“標本兼治”全面封堵非法集資生存空間。
“萬里大造林、利國又利民”、“今天投入2.66萬元，8年后回報18萬元”……這些國人極為耳熟的廣告語，蠱惑了多少人把血汗錢投入他們并不熟悉的林業。2004年至2007年，僅用三年時間，內蒙古萬里大造林有限公司總計向社會銷售林地40多萬畝，非法吸納公眾資金13億元。
吉林省金融工作辦公室主任高材林介紹說，目前非法集資形式花樣翻新，由直接吸收存款發展到進行生產經營投資，由單一債權發展到股權甚至債權、股權相混合，手段更加隱蔽，欺騙性更強。他們以高收益、高回報為誘餌，打著“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倡導綠色消費”、“資本運作”、“發展三農”等旗號，以合法公司名義假借發行證券、投資理財、創業投資、黃金期貨交易、分時度假等形式，誘騙群眾財產，一些違法犯罪分子還跨多行業、不斷變換手段和方式。
近年來，我國非法集資類案件每年約以2000起、集資額200億的規模快速增長，涉案地域更廣、涉及行業更多、涉案金額更加巨大。根據國家部際聯席會議統計，非法集資案件涉及全國29個省區市，涉及全國超過80%的地市州盟。涉及農業、林業、房地產、采礦、制造、服務、批發零售、建筑、金融、食品加工、旅游、醫療衛生和教育等行業，一些個案甚至涉及多個行業。
依托中介機構進行非法集資案件增多，也是當前非法集資案的新特征。《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中發現，一些擔保公司、房地產中介公司、投資咨詢公司等中介機構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非法吸收公眾資金，再用于投資或轉借給他人，謀取不法利益。
有關專家指出，我國金融體系滯后與實體經濟快速增長不匹配，使非國有企業融資難。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多年持續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充沛民間資金，也需要尋找更多的投資渠道。
吉林省金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劉長勇認為，處于轉型之中的金融制度無法為資金融通提供順暢的管道，加之我國金融體系較為單一，金融市場發展滯后、資金增值渠道單一、融資手續繁瑣等等，一些民營企業為了獲取大量資金，鋌而走險，不惜以非法集資的方式籌集資金，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建華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社會公眾的金融交易法制意識和風險意識淡薄、部分社會問題的增加易誘發非法集資類犯罪。由于非法集資大多出現在農村地區，目前廣大農村地區仍然是普法的薄弱環節，農民法律知識匱乏，而城市非法集資參與者多為離退休人員或下崗者，急于發家致富、脫貧解困。
高材林認為，我國現有體制存漏洞，導致政府對非法集資犯罪打擊不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在新舊體制碰撞交替過程中，各種經濟關系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劇烈的沖突，加上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自發性與盲目性，導致了大量的經濟失范行為。這些行為的產生都是由于社會管理機制的失調所導致。”他說。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弱化了以往的政府行政審批權，表現為經濟活動中層層放權。但是在政府層層放權的同時并沒有建立相應的監控機制，例如審計監督、稅務監督、銀行監督、群眾監督等，對社會經濟犯罪預防和控制機能越來越弱，為非法集資犯罪打開了方便之門。
吉林省信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呂文龍分析說，現有法律對非法集資犯罪界定模糊，對其未能精確打擊、處理可操作性差也導致案件頻發。“非法集資目前不是刑法罪名，罪與非罪的界限法律規定的并不嚴格，導致犯罪成本過低，刺激了此類犯罪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