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方融資平臺貸這個燙手山芋，銀行和監管部門正在想方設法減少它的燙手程度，或者把它放到不那么“貼肉”的口袋里去。
《第一財經日報》了解到，雖然銀行正在對一些現金流較好的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網開一面”，但不論是監管層還是銀行，總體上對平臺貸仍遵循“降舊控新”原則。與此同時，債券、信托市場向地方融資平臺全面開放，平臺貸“債券化”、“信托化”兩大趨勢已現。前者是一種分散風險和透明化的較為有效的路徑，而后者由于其透明化程度較低，恐將成為另一個風險聚集地。
挽救“錯殺”平臺貸
由于各地財力、政府信用、運營水平的差異，地方融資平臺亦是良莠不齊。在監管原則不再堅持最初的“一刀切”，而是變得更為靈活之后，銀行正在對平臺貸進行甄別，試圖挽救一些“被錯殺”的優質平臺貸。
今年1月，中國銀監會下發《關于加強2012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俗稱“12號文”），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遵循“政策不變、深化整改、審慎退出、重在增信”的總體思路，以緩釋風險為目標，以降舊控新為重點，以現金流覆蓋率為抓手，繼續推進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化解工作。
上述監管思路可以被理解為針對優質平臺貸的“定向松動”。
昨日，工商銀行一名人士向本報透露，該行目前對部分平臺貸實行還款延期和還款結構調整，但有關平臺貸必須符合兩大前提：抵押品對貸款全覆蓋，工程項目完工率達到60%。
上海銀行副行長賀青也對本報稱，根據銀監會12號文指示，今年以來，該行對平臺貸采取“大小口徑”區別對待：對現金流好的平臺公司，進行貸款展期，并投放新的增量貸款。“如果按照以前的政策，我們可能收緊貸款就不再放貸了，但現在我們收回貸款后又重新放款了。”
8月7日，上海銀行與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下稱“上海城投”）簽訂戰略性框架協議，為上海城投及其下屬各單位提供總額最高不超過200億元的綜合授信額度。
上海城投總公司總經理孔慶偉告訴本報，根據政策，公司的項目都有可行性論證，運營平穩，公司實行多元化經營，融資各方面都很正常。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副秘書長鞏平對本報表示，“平臺公司放貸松動”并不是一刀切的，對于現金流良好的公司，銀行自然樂于繼續放貸。除了銀行監管部門手中類似黑名單的平臺公司外，其他公司可由各家銀行自行判斷是否放貸。
銀行不愿再“撒錢”
不過，銀監會所確定的“緩釋風險”、“降舊控新”等政策思路決定了，即使對優質平臺公司，銀行也不會像當初那樣激進放貸了；此外，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加速推進，以及新資本監管標準的落地，銀行也沒有意愿繼續向平臺公司“撒錢”。
今年6月7日，銀監會公布有“中國版巴Ⅲ”之稱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強化銀行的資本約束；6月8日，央行擴大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浮動區間，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前者意味著銀行要從追求規模擴張向追求質量效益轉變，而后者意味著銀行負債成本上升——儲戶的錢變得越來越貴，銀行需要更加理性地權衡風險與收益，而對于平臺貸這種風險較高的品種，尤其是一些劣質平臺貸的出血口，銀行不得不貼上“創可貼”。
目前，銀行總體上對平臺貸的風險控制初見成效。8月29日，農行副行長郭浩達稱，該行地方融資平臺貸不良率降為1.17%，且不會集中出現還款高峰；該行上半年到期的452億元平臺貸中，96%以現金收回。
不過，在銀行資產負債表內的平臺貸風險敞口雖在縮小，但不排除部分平臺貸正通過表外化的方式暗度陳倉。今年前7月，銀行表外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與未貼現匯票）不斷攀升。
債券市場“城投化”
站在社會融資規模的視角，今年以來，在新增貸款平穩增長的情況下，各類企業債券（包括企業債、公司債、短融、中票等）融資不斷創下新高。央行數據顯示，7月份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為1.04萬億元，其中人民幣貸款增加5401億元，同比多增485億元；企業債券凈融資2487億元，同比多增2065億元。
企業債券融資飆升的背后，是監管政策寬松之下，地方融資平臺不斷搶灘債券市場的結果。從國家發改委主管的企業債，到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下稱“交易商協會”）主管的短融、中票、定向工具乃至資產支持票據，均向各類融資平臺敞開了大門。
一個標志性的結果是，隨著融資平臺對債券市場依賴度的日益加深，企業債的“城投化”趨勢愈演愈烈。據本報統計，2012年一季度，企業債發行97只，其中城投類債券71只，占比達到73.20%；在2009年以前的很長時間里，這一比例一直在30%以下。
近期以來，作為銀行間市場的私募債，由于不受40%凈資產紅線限制，并且信息披露要求較低，定向工具成為眾多融資平臺眼中的“香餑餑”，天津城投、甘肅國投、蘇州城投、合肥建投、西安城投、武漢城投、陜西高速等紛紛涌入，發行規模逐步放大。
本月初，交易商協會正式推出資產支持票據，這一品種旨在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實現資產證券化，截至目前，資產支持票據總共發行4只，發行人均為地方融資平臺或國資背景企業。
表面上，直接融資比例出現上升，社會融資結構正在發生改變。然而，由于商業銀行是我國債券市場最重要的投資者，相關金融風險仍大量淤積于銀行體系內部。尤其是流動性較差的定向工具，其投資人有限，主要為商業銀行。
“定向工具類似于一種銀團貸款，實際上是繞過了針對信貸的監管限制，監管層可能默許了這條路子。”某大行機構業務部人士向本報表示。
一位債券監管機構人士向記者強調：“貸款和發債不一樣，貸款出問題可以暗箱操作，債券出問題，不可能展期，到期必須還錢。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銀行體系的風險，最終降低到什么程度，取決于投資者的多樣化程度。”
信托“救駕”
除了到透明度較高的債市上融資，地方融資平臺也乞靈于發行信托產品。
政信合作類業務是信托公司與各級政府在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等領域開展的合作業務。2008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啟動后，信托公司開始尋求與地方政府在基礎建設項目上合作，此后這類業務規模迅速膨脹。
2009年以來，地方融資平臺監管趨嚴，監管部門要求信托公司控制政信合作的增量業務，重點開展存量業務清理，政信合作規模持續縮水。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政信合作余額從2010年二季度末的3816億元降至今年一季度的2510億元，占比從12.91%驟降至4.74%。
政信合作風潮重新抬頭，令這一狀況在今年得到逆轉。中國信托業協會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政信合作規模猛增744億元，達到3254億元，環比增速接近30%；在整個信托業務中，政信合作余額占比上升至5.88%，終結了多年來的連續下滑態勢。
據用益信托工作室統計，今年上半年，信托業總共發行356款投向為基礎產業領域的信托產品，與2011年同期發行的169款產品相比，增加了187款，增幅110.65%；上半年基礎產業信托產品發行規模為718.95億元，同比增長116.02%。
以國元信托為例，據披露，2012年以來至今，國元信托累計發行了30余款集合信托計劃，大多為政信合作類產品，合作方主要為安徽省內的地級市、縣級平臺公司，由地方財政局承擔償債責任。國元信托母公司為國元集團，是安徽省屬國有資產經營機構。
更有信托業內人士稱，今年以來，在天津等一些地方，地方融資平臺從信托渠道獲得的融資，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從銀行渠道獲得的融資。
“目前，融資平臺進入債務集中到期的時間段，加上各類保增長、區域振興、刺激經濟項目的啟動，新一輪資金緊缺倒逼政信類合作猛增。”一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
對于蜂擁而上的政信合作，上述人士表達了擔憂：“部分項目沒有經過詳細的評估分析，便匆忙推出；而投資者在不了解項目細節的情況下，盲目相信政府信用，爭搶政信合作的理財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