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正在邁入老齡化社會，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85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3.7%。人口老齡化伴隨而來的是人口紅利逐漸在消失，消失的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將會帶來哪些影響？我們該如何應對？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邀評論員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楊燕綏、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共同評論。
銀發浪潮襲來，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1.85億。人口老齡化，未來誰為中國人養老？
馬奶奶今年78歲了，一生無兒無女，和她相依為命的老伴在七年前也過世了，一個月前，馬奶奶發覺自己的腿越來越疼，經過檢查，是坐骨神經病變引起的，照理說應該住院進行治療，但馬奶奶是一位孤寡老人，每個月所有的收入就是政府給的不到6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根本沒有能力支付住院檢查和理療的費用。最終，醫院只給奶奶注射了幾次止疼針劑緩解了癥狀。
馬奶奶：打了幾針，腿不那么疼了。
這次簡單的治療幾乎花掉了馬奶奶的積蓄。奶奶也打聽過養老院的費用，但最低也在1000元左右，她根本負擔不起。
正在烙餅的老人是84歲的王奶奶，已經一個人生活二十多年了。
王奶奶：這是我的大本營，一天到晚就在這坐著，它能靠著我的腰啊。在廚房晃悠晃悠那點活沒弄完，它就支持不住了，趕緊跑回來坐在這兒靠一會兒。
王奶奶沒有退休金，每個月女兒會給她300元生活費，再加上政府給80歲以上老人的300生活補貼和100元養老券，日常生活還可以維持，但眼下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一天不如一天，王奶奶想找一家養老院，可費用太高，老人難以承受。在奶奶的桌子上記者無意間看了這樣一個紙片，“我沒工資，八十四歲，殘
癡 老，空巢”，紙片上寥寥13個字，是奶奶對自己的概括。
日前，北京大學發布調研報告，我國空巢家庭超13%，這勢必帶來養老、家庭服務、情感關懷等問題。截至去年底全國60歲及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85億，占到總人口的13.7%。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一個國家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例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高于7%，就進入老齡化社會。預計到“十二五”期末，全國老年人口將增加4300多萬，達到2.21億。
王勝今（中國人口老齡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就是發展速度比較快，再一個是數量大。
何瑞安（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中國的老齡化是一個規模大且發展迅速的過程，比其他國家都要更快。法國老年人口比例從7%到翻倍到14%經歷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而中國將僅需27年。
2050年，中國將有3.32億老年人，屆時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老年人，3.32億這個龐大的數字已經超過了現在歐洲的總人數。
張車偉：我國人口紅利消失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人口老齡化很簡單，就是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如果65歲的人口占比例超過7%，就是老齡化的社會，超過14%就是老齡社會，實際上老齡化指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老年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的現象。大部分的發達國家都是老齡化的社會，比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等，美國的年齡結構稍微好一點，歐洲是老齡化非常嚴重的國家，日本不僅是老齡化嚴重，而且老齡化的速度也很快。中國可能會更快，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國的老齡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有可能還會超過日本的老齡化速度。
所謂人口紅利，就是指一個國家里的老年人還比較少的時候，勞動力的人口比較多的時候，勞動力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不斷地增高，而且達到最高點，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我們所說的人口紅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過去有人口紅利，而且我們也得益于這個人口紅利。但從國際比較來講，我們國家的人口紅利應該是來得快，去的急。我們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給我們國家的發展帶來很強的動力，我們的經濟發展也因此受益。隨著我們國家老齡化的速度成為世界最快，我們人口紅利的消失也成為了世界最快。
公共政策包括兩個方面的政策，一個就是我怎么保證老年人到老了以后，還有足夠的收入方面的保障？也就是說，我們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問題。另外一類是公共政策，涉及到我老了以后，光有錢還不行，還得有人給我提供服務，提供照料，這就要求我們一些公共服務的一些政策，比如醫療、公共養老服務、養老院等等這些養老服務設施的建設。這兩方面的政策就關系到我們今后能不能妥善地，有效地應對我們的老齡化。
楊燕綏：將來可能出現收入少、人太多的三面楚歌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衡量老齡化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勞動人口對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問題。贍養比到7%的時候說明進入老齡化，65歲占到14%說明深度老齡化，這時候5個勞動人口對1個老年人口，工作的人必須交10%養老金稅，只能占工作人工資的50%。中國的情況有點不太一樣，年輕人還要養孩子，買房子，再嚴重有問題了。當65歲的老人占到總人口20%的時候，這就是老齡化，那時候出現2：1，3：1，這是衡量老齡化非常通俗的標準。隨著這個比例越來越升高，年輕人減少，老年人增多，這時候如果年輕勞動力的還是低成本，可能他們供養老年人口的能力就非常差，老年人的負擔非常大。這種情況可能跟我們計劃生育有關系，因為當時日本、德國的老齡化，是因為戰爭時代年輕人死了，老年人也不長壽。而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少生將近5億人口，老年人長壽，我非常擔心收入少、人太多的三面楚歌，我們需要正視這個問題。
對中國勞動人口紅利問題，我有兩點補充，統計人口不能反應實際人口，做一個實際贍養比的研究，勞動人口是15歲到64歲，我們得把在校生，失業，64歲以前提前退休四個人群減掉，實際上已經5：1，勞動人口充足的時候，是可以有點紅利，相對人工成本低一點，使企業競爭力強一點，這不能濫用。美國人均一小時10美元，我們是不是可以8美元，6美元？不能長期2美元，人有一生的財務生命周期，就會給后面留下很多成本，所以得適度利用。實際贍養是一個分析，把在校生，低收入人口，64歲以前提前退休這些人口減掉，能真實反應出勞動人口對老年人口實際贍養比問題，如果公共政策比較好，可能是一個正面效應，如果公共政策不太好，我們缺乏戰略，它可能是負面效應。人口老齡化，孩子越來越少，這時候低收入人越來越多，可能負擔越來越重。
張車偉：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 生產方式必須得發生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人口紅利對我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首先對我們經濟方面的影響非常大，這和我們過去經濟的基礎、發展方式關系非常大。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便宜，所以我們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我們的產品在國際上有非常強的競爭優勢，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這樣的生產方式必須得發生變化，就是說我們再靠這樣的便宜勞動力難以再支撐經濟發展了，這必須得有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求我們的人口素質有一個根本性的提高。過去，我們三個人干活可以養活一個老人，今后我一個人干活就要養活一個老年人，這要求我干活的效率要增加，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變化。
另外，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變化，老年人多了。比如日本，老年人已經成為社會主要的、或者說是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參與程度也不一樣，要專門為老年人提供很多社會的活動，社會的產品，社會的服務等等。與此相對應，我們社會制度的建設也要為老年人提供很多的服務，比如我們收入方面的政策，服務方面的一些設施等等方面的建設，我覺得老齡化的挑戰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全方位的新的挑戰，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去面對。
楊燕綏：讓老年人有資產 把負擔變成機遇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既然老齡化不可扭轉，那么我們只能面對。怎么面對？在概念上，勞動人口紅利，我們也叫第一人口紅利，現在我們提出來是老齡人口紅利，我們叫第二人口紅利。現在我們要說第二人口紅利，老齡人口紅利，現在社會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了，社會開始進入買方市場，所以這樣一個大前提決定，老年人多了不一定是壞事，反正不可逆轉，就得面對它，我們得把負擔變成機遇。這個機遇怎么辦？就是讓老年人口有養老資產，讓老年人有錢去買單，讓企業有定單，這時候年輕人提高生產率。
原來三個養一個，現在一個人養一個，所以你得有定單，那么定單從那里來，是老年人買單。后面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老年人有資產，讓年輕人有人力資本來應對老齡化，創造第二人口紅利，但是第二人口紅利得靠公共政策，勞動人口是出生生出來的。第二人口紅利是靠公共政策打造出來，讓老年人有消費能力，納稅能力，就業能力，投資能力，四個能力我們現在正在算，原來沒有預期發生的老年人的經濟貢獻。
在人口紅利逐步消退的路上，我們需要開拓哪些新思路？如何延緩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不利影響？
張車偉：我們在養老制度上要有創新精神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國際上現在有一些好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但是也有很多失敗的教訓，這對我們更重要。從學習的角度來講，別人的教訓更能提供經驗，至少我可以不這樣做。與此相對應，我們可以吸收很多其他國家走的不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他們因為老年人的處理問題，90年代經濟一直陷入衰退，這值得借鑒。一個是養老金的債務在日本很重，同時沒有找到一個在老齡化的情況下，保持經濟活力的辦法，經濟到現在為止一直是萎靡不振。什么叫做失去的20年？就是日本基本上在過去20年當中停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等于你為老年人提供好的服務源頭的活水不存在。
在我來講，人口因素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老齡化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因素�，F在你可以看到，實際上現在歐洲很多國家的債務問題都跟老齡化問題有關系，和沒有處理好養老金的債務有非常大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怎么建立一套好的、可持續的養老金制度，為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的一些制度，同時又不損傷、不損害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能力，這是我們要借鑒、要創造的，不能是等著學習別人，我們在這方面應該有創新的制度。
楊燕綏：在進入深度老齡化時要進行養老金結構的調整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西方發達國家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進入老齡化，到90年代深度老齡化，未來10年里進入超度老齡化，基本是這樣的一個時間表。在他們進入老齡化的時候，他們有比較完善養老金制度，盡管德國是社會保險，美國是老殘保障金，他們不一樣，但順利進入深度老齡化進行養老金結構調整，西方國家的經驗很好。他們開始強化政府的基礎養老金，讓所有老人吃飯，另一方面強化個人賬戶，有能力的人自我改善，這個結構調整也非常好。現在正在進入超度老齡化，他們開始領取政府養老金的標準提高，個人賬戶的管理加強，這些都是成功經驗。
從他們失敗的經驗來看，我在90年代到歐洲留學體會很深刻。90年代，他們普遍進入深度老齡化的時候，他們還是比較注重完善老年人，就是讓老年人有錢。另一方面，就是讓年輕人就業，可是他們的很多措施不利，他們的失業保險可以無限期發下去，這樣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學習，尤其是很多移民家庭吃養老金、吃社會福利，他們不愿意學習，年輕人也不愿意努力。這樣一來，就業就上不來了。比如撒切爾夫人就把英國失業保險拿掉了。在90年代，他們的這個問題失策了，一直導致現在的國民依賴養老金，依賴福利，不愿意吃苦，可能是歐洲一大教訓。
杜鵬：關鍵是調整產業結構
（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 中國老年學會副會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面對著將來人口紅利會出現消失的情況，我覺得一個應該是調整產業結構，不能夠老用勞動密集型的、產出比較少的結構去延續生產，比如說靠廉價勞動力。第二，應該使現在的勞動力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素質，轉變過去僅僅靠數量。將來我們的數量可能會比現在勞動力減少，但是他的素質會不斷提高，那么用素質來替代數量的優勢。也就是說我們將來不可能老是靠人多去保持這種發展，所以我們在看到人口紅利有可能下降，甚至于消失的同時。其實我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現在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齡已經是初中以上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變化，也是將來的一個發展方向，就是在數量轉變的同時，不斷提高他的素質，同時調整產業結構，注意充分就業。
張車偉：不要讓老年人成為社會負擔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對待老齡化，對待人口紅利的消失，不能持消極的態度，而是持一種積極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應該實施一種積極老齡化戰略。所謂積極老齡化戰略包括幾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我國制度的建設是積極的，不能造成社會懶惰的現象，不能造成養懶人，靠吃養老金過活的現象，比如歐洲過去出現的那些情況，我們要建立一套制度，保證老年人在老了以后也比較有活力。第二，要保證我們的整個勞動力市場有活力，保證我們的人有活力。第三，要讓老年人成為一個社會的財富，不要讓他成為社會負擔。
楊燕綏：要使老年人具有消費能力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要使老年人有一個好的養老金結構，讓他們具有消費能力。關于養老資產，它很有消費能力，用延期征稅的政策，讓人們做養老儲蓄，將來養老金高的人納稅地變成老齡人口的貢獻，養老投資要搞好，老年人彈性就業，相互服務，讓他們有一些老年的就業能力。實現老齡人口紅利，還在于價值觀和公共政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