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還處于孕育和突破階段，而最有可能的兩大趨勢是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與信息技術的融合，時間可能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
●如果說信息技術革命中國抓住了一半的話，那么目前我國完全具備抓住下一輪的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條件。
●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怎么樣才能真正營造出有利于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成長的土壤，是下一步體制改革的關鍵。
●沒有制度的轉型和創新我們很難把握機遇，也很難充分發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問題歸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體制機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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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林：1967年1月出生，1991年研究生畢業后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歷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長。現任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主要著作和論文：《高技術產業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21世紀的中國創新系統》、《知識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主要任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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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王昌林就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發展趨勢、最新動向，以及中國的機遇與挑戰等相關問題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
王昌林表示，總體上來說，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還處于孕育和突破階段，而最有可能的兩大趨勢是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與信息技術的融合，時間可能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
新科技革命的四大動向
王昌林表示，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還處于孕育和突破階段，究竟下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是什么，雖然大家也有很多爭議，但是產業革命應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征：第一，它的產業規模巨大，如果其規模不大不足以稱之為革命。第二，它應該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相關行業具有廣泛的帶動作用和巨大的影響。第三，它是科技創新比較密集、技術進步比較快的行業。第四，該行業應該有巨大的市場需求。
王昌林認為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有四個動向，值得高度關注：
第一個動向是信息技術正在并將繼續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別是信息網絡的深化運用。信息技術革命是提高效率的革命，信息技術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波創新浪潮，一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集成電路的出現；二是八十年代的個人電腦的發展；三是上世紀末的網絡經濟的蓬勃發展；目前以云計算和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正在推動信息產業轉型升級。
第二個動向是生物技術的發展將會引發醫藥、醫療、農業、工業等領域的深刻變革。生物技術的發展也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生物技術在醫藥工業領域的應用，以生物制藥為標志，目前生物醫藥的市場份額是1400億美元，占全球藥物銷售的16%，全球銷售前十名的藥品中有四種是生物制藥；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生物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以轉基因農作物為標志，目前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增長了八十多倍，生物對農業的變革作用很顯著；三是生物技術在工業領域的應用，標志性是生物基產品替代石化基產品。大規模的可降解的環保的產品的出現是未來發展趨勢，以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比如生物乙烯取代乙烯、生物基乙二醇取代石化基乙二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認為，到2030年人類將進入生物經濟時代。
第三個動向是新能源的發展將會引發綠色革命。可再生能源是未來發展的趨勢，目前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費的比例還不高，可以說微不足道，但在未來將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有關部門預測，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消費能源中的比重要達到20%左右，2030年這個比例要達到30%，到2050年這個比例要達到50%以上。可再生能源發展是否會引發產業革命？在王昌林看來，從產業革命的特征來看，新能源革命無疑會引發能源消費和可持續發展的革命性變化。
第四個動向是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的交叉融合、突破，這也將引發產業革命。信息技術越來越成為平臺技術、共用的技術。目前很多技術的開發都離不開信息技術，比如生物醫藥的開發、基因的測序、蛋白質組計劃等都依賴于信息技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未來的產業革命更多的將是這種融合產生的突破，而不是在一個點上發生。
新科技革命或發生在2030年
為什么大家忽然感覺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了呢？王昌林認為，從歷史經驗看，每次的經濟危機都會催生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表面原因與發達國家的次貸、虛擬經濟有關，根本原因是全球尤其是發達國家缺乏新的增長動力。當前經濟危機、歐債危機、金融泡沫使得世界經濟進入了調整、轉型期，需要一些新興的主導產業科技的突破來驅動經濟新一輪的增長。
王昌林認為歷史上有四次產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中葉，在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后，由一系列技術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標志性技術是化工、鋼鐵、冶煉、蒸汽機、紡織。第一次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傳統生產方式，使得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工廠取代手工工場，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不僅是一次技術改革，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19世紀初的運輸機械革命，紡織工業、采礦工業和冶金工業的發展引起對新型運輸工具的需要，喬治·斯蒂芬孫發明了內燃機車，標志性技術是汽車、內燃機。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19世紀60年代的電力革命。1866年德國人西門子制成發電機，1870年比利時人格拉姆發明電動機，電力開始用于帶動機器，成為補充和取代蒸汽動力的新能源，電力工業和電器制造業迅速發展起來，人類跨入了電氣時代。
第四次是信息技術革命，開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集成電路、個人電腦、互聯網等為標志。
王昌林說，每一次工業革命之間的時間間隔是60-70年左右，按照這個大周期來看的話，下一輪的新工業革命將會發生在2030年左右。以信息革命來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端，而真正爆發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的二三十年，它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2000年之后，網絡泡沫破滅，美國經濟增長缺乏新的動力，于是開始發展虛擬經濟。但是由于缺乏新的主導產業的支撐，其經濟步入低速發展期，其后發生金融危機也是在情理之中。而要想從根本上走出危機的話，還是有賴于新的科技突破和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
各國搶占戰略制高點
王昌林表示，危機有倒逼機制，危機迫使大家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在這種背景下，發達國家都認識到在危機過后要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搶占戰略制高點。一方面出臺短期政策，刺激經濟，走出發展的低谷，另一方面也大力地進行科技創新，培育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搶占戰略制高點，促使世界經濟走入新的發展階段。
從國際上來看，美國的創新戰略已明確提出要發起一場清潔能源革命。美國在《復蘇法案》總計7870億美元的投資中，有1000億美元投入創新，涵蓋建立國家智能能源網和醫療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發展電動汽車產業、擴大寬帶接入、奠定國家高速鐵路系統基礎等，其中40%將用于清潔能源方面。根據美國能源部下屬的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的研究報告，到2050年為止，可再生能源將提供該國所需電力的80%，而50%的能源可能來自風能和太陽能。
美國目前正致力于以下四個方面的重大創新：在2015年前，將太陽能發電的成本減低一半，使其可以與目前來自電網的零售電價相比；在2015年前，將電動汽車電池的成本降低70%，使其壽命成本可以與非電動汽車的成本媲美；到2012年，將美國可再生能源產能和可再生制造能力提高一倍；在5年內，使人類基因組測序圖的成本降低到1000美元以下，即科研人員測序50個基因組的成本相當于現在測序1個基因組。
歐盟提出在“綠色技術”和其他高技術方面要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并決定在2013年之前投資1050億歐元用于“綠色經濟”的發展。法國政府宣布將建立200億歐元的“戰略投資基金”，主要用于對能源、汽車、航空和防務等戰略企業的投資與入股。德國政府批準了總額為5億歐元的電動汽車研發計劃預算，支持包括奔馳公司在內的3家研發伙伴，計劃在2011年實現鋰電池的產業化生產，推動電動汽車產業的發展。
韓國制定和公布了《綠色增長國家戰略及五年計劃》、《新增長動力規劃及發展戰略》和《綠色能源技術開發戰略路線圖》。《新增長動力規劃及發展戰略》提出重點發展綠色技術、高技術融合、高附加值服務三大產業和新的可再生能源、節能減排等17個新增長動力。韓國政府還計劃到2030年，將新再生能源普及率由2007年的2.1%提高到11%；將新再生能源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由2007年的0.7%提高到15%；新再生能源產值由2007年的5億美元提高到1300億美元，使韓國躋身世界能源強國之列。
日本制定了《面向輝煌日本的新成長戰略》，提出重點發展能源與環境、健康兩大新興產業。日本政府大力推動新能源的開發，“新能源開發計劃”即“陽光計劃”致力太陽能開發利用，同時也包括地熱能開發、煤炭液化和汽化技術、風力發電和大型風電機研制、海洋能源開發和海外清潔能源輸出技術。另外，日本的《可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案》也已獲得通過，以鼓勵并普及可再生能源發電。
2010年10月18日，我國發布了《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計劃用20年時間，使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整體創新能力和產業發展水平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促進新興科技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在繼續做強做大高技術產業基礎上，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成為先導性、支柱性產業”。
王昌林表示，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在未來五年里逐步成為國民經濟先導力量，我國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總體上有兩個立足點：一個是要緊盯國際的發展方向，代表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新方向；第二個點，必須立足中國國情，其中涵蓋四個方面的問題的解決思路，即解決我國當前發展面臨的能源與環境問題、農業問題、健康問題、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問題。
王昌林說，根據國家前期的規劃，到2015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提高到8%，到2020年將升至15%。可以預期，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在未來五年里逐步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先導力量。
王昌林表示，我國實施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總體目標是通過十年到二十年的長期努力，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和制造基地。而對于如何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國家提出了“市場主導、創新驅動、重點突破、引領發展”十六個字的路徑。
核心問題亟待突破
王昌林認為，雖然新科技革命還處于孕育階段，但是它真正要取得突破還要解決一些核心問題。
生物技術方面，基因組計劃并不是測序工作完成就大功告成了，目前基因組計劃對各個基因的功能還未搞清楚，但是這個工作量巨大，完成過程可能還需要一二十年的時間。
新能源方面，風能基本已經成熟，其成本雖然能夠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但是受資源限制明顯，風能上網的問題需要解決。從理論上來看，光伏產業潛力巨大，但是它也面臨一些問題，就是未來的技術進步路線不清晰、成本仍然高居不下、轉化效率低。多晶硅的轉化效率也就20%左右，并且生產能耗高，使用壽命是二十多年，它的回收和處理能耗也高。
“光伏產業也應該創造個‘摩爾定律’，就是每年的成本要降低多少、轉化效率提高多少，制定這方面科技創新的指標。”王昌林說，目前還沒有到這個階段，還有一些關鍵技術亟待突破，除了上述問題，新科技革命面臨的關鍵問題是能出現一批可大規模推廣應用的產品，比如信息技術革命中的集成電路、個人電腦。
王昌林認為，信息技術雖然很重要，但它發生大的科技突破進而引發經濟社會革命性變化的可能性不大，美國和日本都沒有把信息技術作為革命性的方向來推進，只是把它作為平臺技術。信息技術面臨的主要是深化應用的問題。相比較于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可能性更大。但是，信息技術是平臺技術，信息網絡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的基礎設施，就像工業社會中的鐵路、公路一樣，生物技術、新能源在發生革命時也將深刻地與信息技術的結合在一起。
王昌林表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主要面臨三大瓶頸制約：能源與環境問題、農業問題、健康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都依賴于新能源技術和生物技術的發展。從人類基因組計劃到蛋白質組計劃需要花費很長時間，但是如果能夠真正把這些東西搞清楚，它的發展空間非常大。健康方面，肝細胞的研究成果可以讓人類身體上的器官像汽車上的零部件一樣可以隨便更換。
從某種程度上講，生物技術比新能源的產業規模可能會更大一些，它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面也更大，因為它將引發醫療的變革、生命的延長、農業根本的變革。新能源行業帶動的產業主要是生產裝備、電池、光伏發電廠、風力發電站。并且，新能源革命只是能源方式的轉變，不如電力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從無到有的革命性變化，未來的新能源技術革命與電力革命不在一個量級。
科技體制改革應加強頂層設計
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此次可能會被甩開嗎？
王昌林認為，中國被第三次工業革命甩開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科技部相關部門也正在就下一步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趨勢進行研究。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首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我國已經建立了龐大的產業體系。第三，我國擁有一大批科技人才，我國的科技人員數量全球第一。第四，我國擁有一批高速成長的創新型企業。第五，我國有巨大的市場。
“當信息技術革命發生時，中國正在進行改革開放，雖然我們現在是全球的組裝加工基地，但是也在世界產業分工中占有重要位置。現在的條件肯定比上世紀八十年好很多，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市場經濟為何物。”王昌林表示，如果說信息技術革命中國抓住了一半的話，那么目前我國完全具備抓住下一輪的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條件。抓住這次機遇將有利于推進我國新型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但是要成為未來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一極，這需要我們在體制、政策上做巨大努力。
王昌林表示，如果我國要在未來的科技競爭中占有重要位置，需要達到以下標志性的條件：一是要一批大家(科學家)，能夠專心、潛心進行科學研究；二要有一批在全球范圍內領軍的企業，比如美國的微軟、英特爾；三是還要突破一批、掌握一批核心技術。
當前，我國在迎接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方面存在一些問題。美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創新的土壤，然而我國缺乏創新文化和氛圍，并且相應的金融創新也很滯后，科技創新的體制、政策、環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較大。受科技體制的影響，一些關鍵性的技術很難突破，難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另外，當前的研究呈現出分散、急功近利、短期行為、浮躁的現象，管理體制也不符合新興產業發展要求。
“當前我國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全國科技成果產業化率不到5%，使得新興產業成為無源之水；而人才培養、使用機制不完善造成高端人才缺乏的問題仍比較突出。”王昌林說，這直接造成了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另外目前我們的很多產品成本還比較高，前期投入也比較大，雖然社會效益比較好，但是經濟效益比較差。
由此看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怎么樣才能真正營造出有利于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成長的土壤，是下一步體制改革的關鍵。
王昌林表示，要積極培育市場，實施一些重大示范應用工程。積極推進市場應用、基礎設施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另一方面我們要完善市場準入和監管架構，包括一些機制體制，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對企業更多是直接的資金扶持，對象也主要是國企。我們下一步要轉向創新驅動，這是堅持的主線，當然不僅僅是科技創新的驅動，還包括體制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王昌林說，除了政府拿出資金扶持市場、引導民間資金進入，更將以比如通過政府采購，鼓勵應用等政策，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促進產業發展。
王昌林認為，沒有制度的轉型和創新我們很難把握機遇，也很難充分發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問題歸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體制機制的問題。目前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而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加強頂層設計、系統的改革，目前任何單一的改革不能夠解決根本問題，也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