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透露，即將公布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將采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國際通行做法。最低工資制度在學界的爭議一直較大。支持者認為，最低工資制度有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也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反對者則認為這種制度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很小，反而會干擾市場的正常運行。對此，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過去的幾年中，我國多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我們又應該如何評價這些舉措？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
我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安排總體合適
中國經濟導報：在過去的幾年，我國多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您如何評價我國過去幾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做法？
蘇海南：總體說來，我國這兩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安排是合適的。首先，我國目前的最低工資水平只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30%左右，要是與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相比，不少地方才相當于20%多，不到30%，并沒有超過40%，與國際上通常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相比，我國的并不高，今后還有繼續提升的空間，因此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合適的。
但是有些地方的中小企業確實感覺壓力比較大，原因在于我國過去的最低工資標準相對偏低，提高時限較長、幅度較小，存在一個還舊賬的問題，因而這兩年相對比較集中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幅度也相對較大，加上原材料、燃料等生產成本同期上升，幾方面因素結合在一起，對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會有一些負面影響。但為了讓低端勞動者有尊嚴地勞動，就必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鑒于當前GDP增速下降，近期最低工資標準是否要調，調多少，決策要慎重，一定要從本地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出發，不與周邊地區攀比。
沒有證據證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增加失業
中國經濟導報：如何防止最低工資制度干擾市場的正常運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會使失業率上升？
蘇海南：《最低工資規定》已經講得很清楚，決定最低工資標準時要考慮6個因素，包括當地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有一種觀點認為最低工資制度會影響就業，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能拿出大量的數據來證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影響了就業。最低工資制度所起的作用是讓所有的勞動者，特別是讓最底層的勞動者有尊嚴地體面地勞動。只要我們根據上述6個因素，按照相應的計算公式進行測算，并且聽取工會組織和企業等多方面的意見，就不會扭曲市場。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個別地方有一種攀比心理，看到鄰近省份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20%，也跟著相應提高20%，這既不符合《最低工資規定》的要求，也容易出問題。不過，這種情況不是我國目前最低工資制度實施中的主流。
中國經濟導報：3月份出臺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中提出要健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對于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應該怎么理解？
蘇海南：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就是讓勞動者的工資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提高，隨著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而同步增長。在初次分配中，企業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主要是通過勞資雙方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實現的，其中也包括政府及時地、合理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正常增長，要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參考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平、財政資金的支付能力等，來合理決定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及其增長；公益性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則以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為參考相應調整。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過程
中國經濟導報：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實施在我國遇到較大的困難，應該如何推進這個制度的實施？
蘇海南：這在法律法規里已經有了基本的規定，主要是引導工會組織和企業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現在有些地方實行了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制度，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針對勞動者不敢談不會談的情況，由外部人員代表他們跟資方談判。在大中型企業，可以由企業工會代表勞動者跟資方談判。資方也要由代表企業的組織去推動這個制度的實施。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實施需要有一個過程，雖然當前仍然存在一些阻力，但總的發展前景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