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們開始審視舊有的城市發展模式，探索新的理想模式，低碳生態城市的建設隨之被提上日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有20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提出建設低碳城市，“低碳生態”正在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新方向，引領著國內城市建設的潮流。但在日前北京科博會的“科技創新與城市管理論壇”上，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李迅指出，“由于我國‘低碳生態城市’概念提出時間尚短，缺乏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低碳生態城市理論體系、技術系統、實踐經驗以及相關政策作為支撐和指導，因而，在當前的實踐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問題，阻礙了低碳生態城市的健康發展。”
全國各地建設低碳生態城市蔚然成風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已有20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提出了建設低碳城市的目標，如保定、上海、北京、杭州、無錫、蕪湖、德州、珠海、深圳、廈門、成都、重慶、武漢、南昌、貴陽、吉林、哈爾濱等。從南到北，從西到東，低碳城市建設在全國已經蔚然成風。
據了解，不少城市在建設過程中都積極探索具有各自特色的低碳發展模式。例如，保定啟動了“中國電谷”建設工程、“太陽能之城”建設工程、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工程、辦公大樓低碳化運行示范工程、低碳化社區示范工程、低碳化城市交通體系整合工程等六項重點工程，打造新型低碳城市。如今，保定的低碳城市建設已初具成效，成為中國首個公布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城市：2020年比2005年單位GDP減排51%。
上海努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傳統能源效率，劃定了崇明生態島、臨港新城和虹橋商務區三個區域為低碳示范區，推進低碳實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世博會園區從選址、規劃、設計，到建設、運營的全過程均貫穿“低碳”理念，成為低碳發展的一個范本。
與此同時，杭州出臺了50條“低碳新政”，著力推進“六位一體”的低碳城市建設，即培育低碳產業，打造低碳經濟；推進建筑節能，打造低碳建筑；倡導綠色出行，打造低碳交通；倡導綠色消費，打造低碳生活；加強生態建設，打造低碳環境；變革城市管理，打造低碳社會。
江蘇無錫則致力于建立六個低碳體系，即低碳法規體系、低碳產業體系、低碳城市建設體系、低碳交通與物流體系、低碳生活與文化體系、碳匯吸收與利用體系，并重點發展低碳農業、碳匯、低碳產業、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消費等領域。由此可見，“低碳生態”正在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新方向，引領著國內城市建設的潮流，低碳城市建設也已成為許多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盲目建設低碳生態城市陷入發展誤區
盡管各地低碳城市建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李迅指出，“由于我國‘低碳生態城市’概念提出時間尚短，缺乏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低碳生態城市理論體系、技術系統、實踐經驗以及相關政策作為支撐和指導，因而，在當前的實踐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問題，阻礙了低碳生態城市的健康發展。”
首先，我國對低碳生態城市的定義不清。上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提出了“生態城市”的概念，而我國直到2009年，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才首次正式提出“低碳生態城市”的概念。但目前學術界對此尚未有明確、公認的定義和理解。據了解，目前，我國各地提出的低碳生態城市建設名目眾多，出現了諸如“低碳生態城市”、“綠色低碳生態城市”、“生態宜居城市”等至少40種以上的名稱。
其次，低碳生態城市的盲目發展忽視了應與我國國情和客觀需求相結合。中國人多地少，應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利用鹽堿地、灘涂地等未利用用地進行生態化改造。但上海東灘生態城和廊坊萬莊生態城均占用了農用地，不僅廣受詬病，還使生態城建設停滯，陷入困境。
第三，低碳生態城市發展尚未建立權威性、導向性的指標體系，相關配套法規政策體系建設也尚不完善。由于缺乏全國性的低碳生態城市指標體系，各地紛紛制定了地方性的指標體系，導致標準參差不齊，且多以當地領導意志為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出現的以“生態城”命名的在建項目近20個，但并不是每個項目都符合嚴格的“生態標準”。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人居環境委員會副主任開彥在經過細致考察與調研后曾表示：“目前在生態系統的整體把控方面，各地生態城的技術要求、標準并不是很明確，實施起來難度比較大，在后期開發和設計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官員們追求的是好看，而不是低碳綠色理念的塑造。”
第四，一味追求技術的新、奇、特。據李迅介紹，目前進行的低碳生態城市建設往往摒棄低成本、高效益的技術，熱衷于追求技術的新、奇、特。如上海世博會上展示的垃圾氣力輸送系統由于技術新穎很快得到國內多個低碳生態城市的青睞。此套系統雖然具有全封閉、無需與垃圾接觸、投入人力少等優點，但其耗能高，而且沒有得到科學論證，這與低碳生態城市建設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同時，這種動輒投入上百億元，引入所謂的高新技術的做法，盲目地將高投入與高回報劃上等號，實際效果卻收效甚微。
第五，低碳生態城市建設重“新”棄“舊”，重“大”輕“小”。李迅指出，國內建設低碳生態城市往往盲目重視“新城開發”，忽視老城區的生態保護；盲目關注大城市，忽視中小城鎮。新建地區的低碳生態城市建設雖然投入成本高，但是見效快。因此，很多城市選擇了“新城運動”，而見效慢、推動慢的老城區生態化改造則處于被冷落的境地。盡管全國超過200個地級以上城市均提出了建設低碳生態城市的發展目標，但當前開展低碳生態城市實踐活動最為積極的多數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城區)，如北京、上海、天津、無錫、武漢、深圳等，以至于造成了“低碳生態城市等于經濟發展水平高”的錯誤認識。
“四大轉變”促低碳生態城市健康發展
針對上述問題，李迅秘書長指出，要扭轉這種趨勢，應立足于實現四大轉變，即為今后低碳生態城市的健康發展提供目標、技術、示范、政策四大方面的保障。
第一，構筑科學的指標體系。基于當前低碳生態城市的混亂發展實際，應當建立一套具有全國層面指導意義的指標體系來明確低碳生態城市的發展目標。李迅建議，該指標體系應當涵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持續和社會和諧四個維度，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低碳生態城市的發展方向。
第二，建立科學的技術系統。低碳生態城市建設離不開系統化的科學技術支撐。同時，由于我國國土遼闊，應針對不同地域采取不同的科學技術手段。如在南方炎熱地區，可以采取遮陽、立體綠化等辦法來減少建筑物的能耗，通過完善自行車系統等綠色交通來降低交通能耗。在北方嚴寒地區，實行冬季供熱計量改革，可促進居民采用太陽能、地熱能來替代傳統燃料的積極性。而在西部干旱地區，新疆坎兒井等節水和水的再生利用就成為低碳生態城市的基本特征。
第三，遴選不同層級和類型的低碳生態試點示范項目。李迅認為，應按照不同層級和類型從中遴選試點示范，從而引導更多的城市開展低碳生態城市的建設實踐活動。例如，根據實施主體和組織結構的不同，可以將其分為三類：國際合作層面，如中新合作的天津生態城、中瑞合作的曹妃甸生態城、中美合作的重慶悅來生態城等；部省(市)共建層面，如深圳、無錫、河北省；地方城市自發層面，如浙江省安吉縣、安徽省淮南市、北京市延慶縣、密云縣等。而根據實踐范圍的不同，則可以將其分為兩類：單項實踐，如安徽省淮南市側重于高濃度瓦斯氣的利用和煤炭塌陷區的生態修復；全面實踐，如浙江省安吉縣以及當前眾多的低碳生態新城等。
第四，構建政策體系框架。政策引導是建設低碳生態城市的重要基礎。他建議，我國的低碳生態城市政策體系框架的構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即干部考核、社會參與、組織保障。
在干部考核政策方面，應把低碳經濟、綠色GDP、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招致的損失、人民幸福指數作為考核領導干部政績的主要內容。在社會參與方面，通過立法、司法和財政等手段，明確低碳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各參與主體的角色、權利和責任。在組織保障方面，應當重點突出人才、資金、機制的保障。不斷加強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加大力度培養和引進高級專業技術人才；提供一定數量的專項經費用于支持低碳生態城市建設，探索PPP、BOT、BT等融資模式，開展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建立有效的組織領導機制。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1年成立了低碳生態城市領導小組，主要組織研究低碳生態城市發展規劃、政策建議、指標體系、示范技術工作，審議全國低碳生態城市建設規劃和重要建設，協調解決工作當中重大問題，與國務院有關部門進行溝通協調，引領國內低碳生態城市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