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后，G20峰會將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召開。六周前，為峰會做準備的G20部長會在華盛頓落下帷幕。
此時，行進在和全球經濟金融加速融合的路途上，中國正站在一個關鍵的時點上，不“動真格”地改革，金融乃至整體資源配置的低效會將中國在到達“中等收入”前即拋入“陷阱”；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胸懷全球決策，也無法擔當和應對全球經濟金融天平無可逆轉的權力變移。
不久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華盛頓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圍繞當前歐洲債務危機的難點“三連環惡性循環”和其解決之道、中國在全球語境下的再平衡、IMF份額和治理改革，以及作為新近國內熱點的溫州金融改革、地方融資平臺等一系列問題，這位全球范圍內堪稱最具改革情結和經驗的央行行長，娓娓道來，在優秀的學術修養、跳動的智慧靈感和系統的思維框架之中，透露出中國決策者的關切，以及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風向。
在歐元區新一輪危機的陰影漸行漸近、進入視野的當口，構筑“防火墻”，成為爭論不休的各方唯一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處在風口浪尖的IMF，在歷史上首任女總裁的帶領下，斡旋各方，推出了金額巨大的增資方案。在IMF春季年會上，上演了有趣的一幕，潛在的出資國分成了三個隊列：出資并宣布金額、承諾出資但暫不宣布金額、不出資。
中國的態度被各方高度關注。周小川行長擲地有聲地表示，中國不會缺席增資；但他亦強調，IMF增加資源應主要以份額為基礎。他說，中國領導人在支持歐洲的問題上態度很明確，且中國通過三個渠道支持歐洲。
針對歐洲的深層次困局，周小川行長指出了當前激勵機制的缺陷和改進的設想：讓商業銀行具有擴張信貸的積極性，一是針對性解決危機給銀行帶來的困擾，二是防止陷入零利率，保持利差激勵；財政上一國國債應主要面向國內投資者；而國際投資者可以向國際組織投資，再由國際組織間接投資于主權債。
針對西方世界的“流行詞匯”——再平衡，周小川行長認為，再平衡是一個漸進糾正的過程，而中國的經常項目/GDP比率正在
下降。談到外匯儲備投資的擺布，他認為，現在全球并沒有百分之百安全的資產，至于資產的選擇，要根據風險的相對排序而綜合、優化來確定。說到人民幣國際化，他認為主要還是靠市場選擇，央行要先做好“homework”。
歐洲形勢：危機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一財經日報：這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是為將于6月召開的G20峰會做準備的，從會議反饋的信息看，各界對歐洲債務危機還是非常關注，也反映了對歐洲問題的普遍擔憂，恐怕將繼續成為G20峰會的焦點之一，你怎么看歐洲形勢？
周小川：為應對危機，歐元區和歐盟領導人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強整頓財政，簽訂新財政契約，加快結構性改革，提前實施歐洲穩定機制(ESM)等。歐央行也通過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向銀行系統注入大量流動性。
與此同時，重債國政府推出新的改革方案，結構性改革和財政整合取得進展。其中，意大利承諾到2013年實現預算平衡。希臘私營部門參與債務重組(PSI)參與率超過市場預期，歐盟和IMF先后批準了對希臘的第二輪救助方案。在3月30日哥本哈根會議上，歐元區財長評估了歐洲防火墻資金充足性問題，決定將歐洲防火墻規模擴至8000億歐元左右。
這些措施緩解了市場對歐債危機惡化的擔憂情緒。我們看到，重債國一級市場國債發行利率和二級市場國債收益率一度均有所下降。
但也要認識到，危機未結束，許多政策刺激措施是暫時性的，空間有限。從根本上講歐債危機的前景取決于重債國能否通過結構改革重新獲得競爭力、取決于能否通過經濟增長實現財政可持續、取決于銀行體系能否擺脫各種拖累而擴大信貸，但是財政緊縮、經濟下滑、銀行放貸能力下降的所謂“三連環惡性循環”的困局尚待解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一個過程，且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IMF新資源：中國不缺席，時點和數字待定
日報：這次IMF增加新資源，中國的下一步打算是怎樣的？中國和金磚國家在IMF新資源中的參與，以及IMF的治理和份額改革上，會有怎樣的戰略？中國有沒有可能獲得比預想的更大一點的發言權？
周小川：中國實際上是非常支持歐洲克服債務危機的，中國領導人到歐洲，或者歐洲領導人到中國談這件事，我國領導人的表態都非常明確，就是會給予支持，這個態度比很多國家都明確。歐洲也希望中國給一些說法，有助于提振歐洲的信心。至于資金層面上的投資，在G20會上我明確說了，中國至少有三個渠道可考慮給予支持：第一個是增加IMF資源；第二個是通過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以及未來的ESM；第三個是直接對歐元區國家投資，即對那些有困難同時又有改革措施的國家繼續投資，包括購買其政府債券，以及對減輕其政府債務有幫助的一些投資，比如基礎設施、公用設施、私有化等，當然其前提是我們要看到這些國家的改革和糾偏是有希望的，投資是可以回收的。
日報：幫助這些國家的私有化，一般要靠中國的商業機構去做。
周小川：對。但中國很多投資者有共同的分析，大家經常坐下來討論。所以我們對歐洲的支持渠道也比較多，既有央行，又有主權財富基金，還有商業性渠道，包括政策性銀行和其他類型機構的投資。以上三個渠道加在一起，表明我們對歐洲的支持是有力的、清楚的。
至于IMF新資源的事，我們堅持胡錦濤主席在G20戛納峰會上的提法，支持IMF增加新資源，中國不會缺席。在時點方面，去年第四季度是比較危難的時候，戛納峰會是比較關鍵的時點，后來又有幾個關鍵時點，如去年11月意大利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超過7%，今年2月份默克爾、巴羅佐訪華的時點，在這些時點，我們都明確表態要支持歐洲，并表示有信心。
當前是不是一個關鍵時點？還不太好說。但如果說這次IMF春季會是個關鍵時點，為什么有一些很重要的國家缺席呢？他們缺席對中國也有影響，因為中國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還是低收入的國家，要去借錢給出事的富國，確實要考慮國內老百姓的感受，更何況還有發達國家不參與，疑問就多了。
當然，我們還是很明確地表態，該支持的我們一定會支持，但不見得非要現在就明確拿出具體數字。有的國家認為過一段時間(如G20洛斯卡沃斯峰會前后)再給具體的數，我們沒說死，但我們肯定不缺席。
此外，還要考慮，這會不會成為一出事大家就籌集貸款的機制？這是不是一個好的機制？有沒有道德風險？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IMF是一個以份額為基礎的機構。你可以說份額改革的時間點還沒到，還沒有實現份額增資，但暫時需要一些新資源，需要采取一些別的辦法來支持歐洲，這不是不可以。但總體而言還是要以份額為基礎，胡錦濤主席在G20戛納峰會上也著重強調了這一點，中國不缺席也就是說按照我們的份額比例來計算應承擔的責任。但過去的份額要調整，而增加份額尚未實現，現在又有一些國家缺席，因此現階段規則不很清晰。拖延份額改革的進度對基金組織是不利的。
日報：問題是，今年10月份IMF完成份額和治理改革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周小川：有可能會拖延。當然在會上多數國家希望按期完成份額改革。IMF有一張圖表說明，哪些國家完成了國內程序，哪些國家差不多完成了，哪些國家還不行。
日報：IMF的立場很清晰，希望把這次新資源貢獻和份額改革分開，美國希望完全分開，但是金磚國家都希望把新資源貢獻和份額改革結合起來。現在天平的兩端是不是在發生某種微妙的變化呢？
周小川：目前還不會，這次增加新資源有臨時額外補充的性質。
日報：比較有意思的是，日本很高調地宣布向IMF注資600億美元。中國和日本的關系比較微妙，同時我們注意到清邁倡議多邊化的資源擴容也會擴大，其中會考慮到中國和日本的角色問題。這方面我們有怎樣的考慮？
周小川：簡單地說，日本是發達國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個差異比較大，它想追求什么，我們想追求什么，會有不同。
全球再平衡：中國經常項目/GDP已顯著下降
日報：G20峰會開始以來，全球再平衡一直是會議關注的焦點之一，也是IMF關注的問題。自2012年4月16日起，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波幅從千分之五擴大到百分之一。有意思的是，就在此前幾天，IMF降低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GDP比率的預期，之前他們一直堅持不下調這個預期。在降低全球經濟失衡方面，中國的努力取得了好的效果，國際壓力在慢慢降低。你怎么判斷未來的趨勢？從應對全球失衡這個角度看，你心中的整體框架是怎樣的？
周小川：首先中國自身的失衡正在減少，這是事先就能判斷出來的。具體來講，2009年G20彼得堡峰會提出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每個國家都要做一些功課，相互之間還有互評估，IMF也一直有這些預警機制。2010年韓國慶州G20部長會和首爾峰會之前，我國財政部和央行請學界、業界做了內部測算，那時候就有估算能把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降到4%以下。
我國的價格政策、結構政策和經濟增長三大部分都會有其效果。不管是快一點慢一點，匯率機制在變；進口實征關稅也在不斷降低，還有一些臨時性關稅減免；出國旅游放得很寬；結構政策鼓勵內需，擴大服務業比重，也都會發揮作用；工資增長也是結構變化的一個內容，所以將來不會像過去那樣過多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其出口。此外，中國經濟增長比世界主要國家都快，也就是分母增長比較快，作為分子的貿易順差只要增長不這么快，這個比例就會走低。
當然，也有一個對這種比例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如何估計的問題。究竟如何估計？可能里面還有政治方面的因素。美國有些人自我批評精神不夠，自己出了問題更傾向于找別人的毛病，其國內政治上也有需要，特別是要舉行大選的時候。所以有些人注重指責我們也不奇怪，但我們也不會認這個賬。
至于趨勢，我在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的會上也講到，現在經常項目順差與GDP的比例在不斷減少，而且趨勢非常明顯。有人說是危機帶來的周期性因素在發揮作用，未來中國的順差還會反彈，但反彈的高度會有所降低。而我們自己預測，可能還會繼續下降。
這么多年的經驗表明，全球存在不平衡，大家已經知道有一些做法可以去調整，有一定的經驗。同時要相信市場力量，市場對不平衡問題往往有其內在的糾正力量。對于比較大的不平衡，一般都需要一個相對漸進的糾正過程，想要很快就改過來，恐怕也不太現實。例如財政赤字問題、主權債務危機問題、銀行監管問題等等，發達國家也認為需要漸進的調整過程。
未來還會不會有不平衡？肯定還會有。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反而是相對的，總會出現不平衡。如果出現大的不平衡，糾正的力度也會增大，但要花時間。僅僅憑某種預測來斷定應該怎樣去調整，恐怕太武斷了。如果預測本身得不到公認，那也就是說說而已。
日報：對，但是美國人一般會用IMF的預測來說事。大家認為
IMF相對會獨立一點、公正一點。現在IMF降低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的預期，直接相關的是怎么給人民幣定性。按照他們以前的預測，中國的匯率是顯著低估的，現在降下來他們的說法也會跟著變，但具體怎么變還在評估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會施加怎樣的影響？
周小川：當然，相互之間會有很多討論，但不一定會接受對方的觀點，誰也強求不了誰。對同一指標會有多種不同的預測，用某一種預測的數據去說明應采取的對策，是不太行得通的。
外儲投資：先給全球資產排排隊
日報：對于歐洲未來幾年的整體經濟和金融形勢，包括歐元的長期趨勢，你的總體判斷或預期是怎樣的？
周小川：這個說起來比較復雜。歐洲出了問題以后，關鍵是應該加大改革力度，包括財政整頓、福利制度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等，經過一系列的改革，相信歐洲慢慢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我們所支持的，我們對歐元是有信心的。
日報：我們對歐洲的判斷和我們怎么布局外儲是有關系的。
周小川：目前看來，實際上全球到處都有風險。
日報：沒有安全資產？
周小川：絕對安全恐怕沒有，只是相比之下，誰比誰好一點、誰比誰差一點的問題。要這么看，方法論就出來了。現在有一些議論，特別是一些人一聽到某些資產有風險就說“千萬別投”，既然到處都有風險，就不能簡單地回避風險。不敢投，就不要搞過多儲蓄，就應更多地通過結構調整把過多的儲蓄用掉。當然，人民銀行一直不希望有過多的、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但既然現實情況是有那么多的儲蓄，而結構調整又是漸進的，就必須面對風險，正視過量儲蓄的風險管理問題。其中一些風險是會相互對沖的，另一些是互補的，由此可對外進行合理的多樣化、分散化投資。同時，還是要更大地向民間投資開放，鼓勵民間資本“走出去”，比如當前我們正在溫州進行的金融改革試點。
對歐洲的投資也要這樣看，把歐洲排在什么位置，這是個相對的位置。不能說大家的擔心沒有道理，都有道理，對歐洲的投資中有部分可能會有損失，但要百分之百排除風險是不現實的。我們要做的，是相對地排好隊，盡可能認清風險，最后達到總體效果上的保值、增值。
日報：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相對的收益與風險。早期中國的外儲大部分是美元資產，慢慢地往歐洲那邊移，但是歐洲又出事了。如果綜合來權衡，有沒有一些微妙的但有一定趨勢性的改變？
周小川：這個離了數學模型、離開了優化計算是沒辦法說的。風險需要量化，需要把風險因素最后做成系數、參數放進數學模型進行量化計算才能得出最優策略。然后還有個優化問題，最優選擇是什么，總得靠數學模型。模型的優化計算還涉及到目標選擇問題，優化的目標函數是什么？是單目標還是多目標？比如我們常說的安全性、流動性、保值增值，就涉及到了三個目標，那么對這三個目標各分別設置多大的權重？這些都必須靠數學模型才能說清楚。
人民幣國際化：做好“家庭作業”，讓市場選擇
日報：人民幣國際化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自己的金融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發展不夠，但這又是個長期問題，包括人民幣離岸業務機制的建設。這方面是否已經達成一些共識可以推動？
周小川：人民幣國際化主要還是綜合實力和金融市場發展的結果，目前中國的綜合實力、對外開放程度(包括外貿、外資等)，數量上都挺大。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還不夠，還有繼續發展的空間，需要做的事挺多。
人民幣能否國際化最終還是靠市場的選擇，應該說，我們并沒有刻意為之，央行也不愿意給外面一個印象，好像我們有一個專門的謀劃、策略來推動本幣國際化。我們可以說的是，人民幣有這個潛力，將來可能成為國際上比較被接受的貨幣之一。
當前，我們要做好兩方面的事：一是過去政策上有很多管制，比如有的法規規定某種交易只能用“硬通貨”而不準用人民幣，我們把這類不必要的管制先清理掉，用什么貨幣來交易、結算可以由市場參與者自己選擇；二是進一步發展金融市場，而且是向國際開放的金融市場，進一步增加金融領域人民幣的可用性有更大的提高。因此總體上說，我們當前是要一件一件地做好自己的功課，然后讓市場參與者去自主判斷和選擇。
三連環惡性循環：增長、財政與銀行業三者間的困局
日報：IMF提出，當前危機國家存在的“三連環惡性循環”：一是緩慢的經濟增長；二是許多國家需要進行財政整頓，而財政整頓又被認為可能阻礙增長；三是本應向實體經濟注入資金、幫助恢復經濟增長的銀行業正受拖累，因而缺乏向經濟提供信貸的能力和動力。這也是這次會議的焦點問題之一，中國怎么看？
周小川：中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強調增長。只有實現有效的增長，才有助于解決公共債務的償付能力問題；同時，債務危機國家實現持續增長，也是解決歐元區內在不平衡問題的關鍵之一。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也是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條重要經驗。
為了解決問題，國際上都在想辦法，在這次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思路和政策主張。如IMF的建議是在中期內進行財政整頓，不要在短期內過度緊縮。歐盟強調，歐元區國家應根據國情處理好財政整頓和經濟復蘇與增長的關系，對財政整頓進展較好的國家，短期內可適當加大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美國人強調財政困難，不宜對經濟復蘇提供更多的支持，但繼續用零利率政策去推動經濟復蘇。日本政府則提出將采取一些震后恢復措施刺激經濟增長，同時繼續推進財政整頓。
總之，國際上還是普遍認識到了推動持續增長的重要意義，一些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也提出了多種解決問題的政策組合，其一是在實施財政整頓的同時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向經濟注入流動性，將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但這里的一個問題是，銀行體系能否有效傳遞中央銀行的政策導向，即銀行是否能夠積極為經濟復蘇和增長提供信貸支持？從危機以來歐美的情況看，狀況不太好，銀行的行為很大程度上背離了政策制定者的期望。
這是為什么呢？雖然上述觀點和政策主張都有其道理，但不論如何，要促進經濟增長，就必然涉及到財政能不能擴大支出、銀行能不能更多地提供信貸支持的問題，對此，沒有什么特別的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實踐來看，在上述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可能還要思考并補充一些相關的認識和研究，要考慮銀行的行為及其激勵問題，而這一點過去并不為大家所重視。
央行的政策模型：需考慮商業銀行的行為及激勵因素
日報：銀行為什么不能有效傳遞政策制定者的意圖？中國的經驗、教訓能有哪些啟示？
周小川：這是因為銀行體系面臨著四大問題：一是銀行資產質量問題，銀行忙于修復資產負債表。二是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導致資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信貸擴張。三是監管措施在危機期間出現收緊，人們希望監管政策是逆周期的，但事實上經常出現順周期的情況。四是融資問題，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受危機影響都很不活躍，限制了銀行的融資能力，例如歐元區的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跨國流動性不足。
在上述“增長—財政—銀行”三連環惡性循環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夠做些什么呢？傳統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我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居民部門。但在這次危機中，美國采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后，卻發現銀行部門沒有充分傳導，歐洲也出現了這種狀況。這可能說明應重新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有些人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并認為需要考慮對銀行體系給出激勵機制。
日報：你說的這種激勵機制有哪些內容？在中國過去的改革中是否有過應用？
周小川：首先，當前大家重點關注的方法是向弱的銀行注資。但并非表現消極的銀行都是因為資本不足。有的銀行是愿意擴大信貸的，但資本不支持，對這類銀行注資是有用的；也有的銀行是受有毒可疑資產的困擾，即使進行注資也不能馬上修復，可能需對其實施有毒資產剝離，從而使其輕裝上陣，會更有效。中國曾經歷過這種狀況。
其次，銀行業的利差大小對信貸積極性是有激勵作用的，這要看有無調節利差的手段。過去，主流觀點是不支持央行調控利差的，但近來歐央行的LTRO似包含這種激勵。
再有，零利率會鼓勵銀行囤積現金，因為資金來源是近乎零成本的，現金囤積有助于銀行應對風險，而不一定要貸出去。經濟學界一直都對流動性陷阱和零下界利率有不少討論。是否應該避免出現零利率？即在利率下降到較低水平時(比如2%)，就切換到數量寬松政策，而不是降到零利率后再去搞數量寬松，那時可能就為時已晚了。
總之，這次危機會帶來不少新挑戰、新課題，需要研究銀行體系在特殊情況下的行為和響應方式。
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部分亞洲國家銀行業曾面臨類似的困境。當時，也存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貨緊縮、銀行“技術性破產”等一系列問題。
歐債危機的一個啟示：政府債務宜集中于國內
日報：激勵機制設計的思維框架是否也能引用到對于歐債危機的解救之中？是否可以用來推動一個國家的“債務自律”？
周小川：許多國家認識到必須進行財政整頓，但公眾卻存在抵觸情緒，所以就存在沖突。那么如何能有助于國內形成共識去勇渡難關呢？
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公共債務占GDP比率，同時這些經濟體的內債和外債所占比例也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債務都是本國居民購買，而希臘國債的外國投資者比重很高。這些國家面對的難點是不同的。如果債務以本國持有為主，雖然問題嚴重，但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國內公眾或國內的代際之間，自己人之間形成共識會相對容易一些，道德風險小一些，不會給全球經濟造成太大風險。這樣做也有利于形成公共債務的定價機制。
另一考慮是可以促進政策選擇的共識機制。除了債務的多少，還有消化債務的時間表，如果一部分人認為當前不能過度緊縮而要中期實現緊縮和整頓，就要在國內促成共識，拿出保證或質押。而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政府實施財政整頓政策，另一方面公眾卻走上大街向外國勢力抗議。
再有是外國投資者很難對別國政府的借債行為予以有效約束，這既是因為信息不足，也是因為外國投資者難以去約束主權國政府行為。國際組織在這方面可以有所作為，但現階段國際組織介入可能為時偏晚，如在最初介入會較為有利。
從上述分析出發，主權債務存在不少道德風險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們就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也看到不同國家形成官民共識的程度不同，復蘇的歷程不同。從國際角度看，還發生過很多次債務危機，比如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值得做深入比較和歸納。
日報：但是，如將債務主要限于國內市場，國際投資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又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周小川：如果能倒回到高債務以前的原點，即從“事前”的角度去再設計，肯定能有不少辦法。這不單純是“事后諸葛亮”，它對以后的機制設計會是有用的。從“事中”的角度看，人們仍可做一些轉換式的重組，使相當一部分外國居民(含銀行、企業)持有的國債轉換為由本國居民持有或國際組織持有，從而有助于促進國內共識和減少道德風險。
國際投資者最好先向國際組織投資，再由國際組織間接投資于別國主權債。還可以建立一個共同投資機制，即部分投資由國際組織進行，另一部分投資由國際投資者會同國際組織一并投資，比如EFSF就有這種設計。理論上，國際組織有較多影響主權國行為的能力，可設立借債條件。
當然，對于歐元區來說，由于采用單一貨幣，較難區分國內和國際債權人的身份。中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如果發債主體為省、市政府，而買債者大量都是外地人，就也會出現債務缺乏約束、定價機制失效以及道德風險問題。因此，如果能建立一個地方政府債務機制，地方債應主要出售給當地居民，因為當地居民會有更豐富的信息并去關心本地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從而決定是否支持地方政府發債，這樣就構成了對當地政府債務的約束。有些設想在過去是技術上不可行的，但現在信息技術發達了，有可能行得通。
這也涉及到激勵機制的理論和實踐，有很多優秀的經濟學家對此做過研究，比如拉豐(Jean-Jacuqes
Laffont)和赫維茨(Leonid Hurwicz)等，激勵機制是解決體制問題的一個有益的角度。
溫州金融改革：減少管制，允許試錯
日報：
3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的十二項主要任務，4月9日、10日，你到溫州調研。溫州的金融生態非常特殊，大家已經關注了很多年，為什么到現在才可能有這樣的改革和突破？難道還是只有危機才能推動改革？改革是不是來得太晚了？
周小川：其實這次去溫州主要不是調研，而是去啟動改革。調研工作，在方案公布之前就已經初步告一段落。國務院做出決定后，我們這次去溫州，主要是把改革的初始內容布置清楚，同時也聽聽浙江省和溫州市的各個工作組的看法。
溫州經濟有一個特點，大概有上百萬本地人在海外和外地經商務工，因此資金來源豐富，金融媒介的需求比較大，傳統金融服務不太跟得上。從溫州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數量占比看，在全國其實已經是比較高的了，但由于涉及地區外經營，資金需求也更大。總體而言，溫州的民間金融比較活躍，對正規金融起到某種補充作用。但也有的民間金融搞非法集資、搞投機活動，甚至放高利貸，產生了一些問題。我們希望民間金融能走上相對規范、健康的道路。
現在啟動溫州金融改革，和去年8、9月溫州企業的困難有一定關系。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是正常的，但去年發生得比較集中，報道也比較多，國務院領導前去溫州考察，了解當地情況，同意溫州搞金融試點。最后定下來的方案，強調溫州的金融資源比較豐富這個特點，并配合民營經濟“新36條”的實施，對民間資本辦金融要給予更大的自由度。當然，還是要在加強監督管理的前提下擴大自由度。
有的改革要從全局來抓，例如利率、匯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個地方試點，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則套利機會太顯著了。另外一些改革，是要發揮基層的創造力，探索經驗，即使個別事做錯了也沒有關系，都是局部的。 上世紀90年代，也有做民間金融的，有的做得還不錯，但是后來出事率很高，就有觀點認為民營資本不能干金融。我看不能僅從這個經歷來看，當時會計制度、貸款分類制度都不到位，公司治理的概念剛剛興起，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機構出了問題，這是轉軌的代價。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必須做好制度、規則和標準的基礎建設，若基礎建設沒做好，不管什么所有制，都會出問題。亞洲金融風暴之后，我國的金融制度改革逐步跟上來了，公司治理、會計標準等也提高了，會計上有了“四項計提”，后又實行“八項計提”；貸款的五級分類制度也開始推行。此外，銀行改革和公司治理也都開始次第推進。有了這些基礎，機構出事的概率會明顯減少。
日報：溫州金融改革試點，中央定的調子是：減少管制，支持創新；鼓勵民營，服務基層；支持實體經濟，配套協調安全穩定。一方面要減少管制，另一方面還得保證金融穩定，如何處理這個矛盾？
周小川：總的說是從多方面維護金融穩定。我們也點出了擔心的要點，即關聯交易問題，過去發生過新疆德隆等類似的案例。民營成分更多地進入金融機構，而他們在當地的親戚朋友等家族紐帶比別的地方更強，如果搞關聯交易，就很容易出問題，這也是監管的重點。民營資本去搞金融服務業，要把它當作一個事業、一個企業去做，不要琢磨著為親戚朋友辦私事，辦私事出問題的可能性就比較大。至于說還可能出什么問題，很多事情，事先不見得都能想象到。
日報：但如果有大膽一點的金融創新的話，可能會出一些問題。人們總會擔憂，這會不會影響改革試點？
周小川：如果你辦了一些小型金融機構，或準金融機構，要是辦失敗了怎么辦？這也應有退出的規范，試點的時候就需要有一些探索。同時也強調，試點的大部分金融活動是不涉及吸收公眾存款的。如果吸收公眾存款，不管涉及到多大的面，一定要有監管，要有存款保險。存款保險一直在準備，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十二五”規劃都有相關內容，會擇機推進并實施。
日報：目前主要還是通過降低村鎮銀行和小額信貸公司等既定機制的門檻來推動溫州金融改革，有沒有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創新？
周小川：這是可以的，是有余地的。名字不太關鍵，你要辦銀行，無非是大型銀行、中型銀行、小型社區類銀行、信用社等種類，關鍵要看內容，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間。
日報：可不可以這么理解：溫州試點實際上是個由頭，很多措施今后將不限于溫州？
周小川：國務院頒布了支持民營進入服務業的“新36條”，在實際執行中，很多行業對民營資本的門是打開了，但實際上還有“玻璃門”、“彈簧門”。“新36條”的實施方案還在制定中，這也是國務院今年工作的一項重點內容，會抓緊出臺。在這個背景下，溫州金融改革有更全局的意義。因為金融比較敏感，除了真正把正門打開，還得積累經驗。所以讓溫州先走一步，看能不能有所創新并積累經驗，但事先也不能過于樂觀。
地方債務與融資平臺風險：具體分析、區別對待
日報：今年2月份，溫州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到了1.74%，3月末則達到了1.99%，雖然并不算太高，但去年8月份還不到1%，上升的幅度令人擔心；甚至會讓人擔心這種變化是全國情況的一個縮影或對未來的預演。你怎么看？
周小川：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有些地方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也是正常的，這個數據尚不算高，但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不良貸款率這類指標周期性很強，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好，破產的很少，還不起錢的很少，評級公司的評級也是順周期的，但一進入下行周期風險就集中暴露出來了。數據上往往有這種順周期現象，大家事先應該有心理準備，特別是當風險相互傳染時，不良貸款比率的波動會比較大。
與這個問題相對應的是在技術上對不良貸款的識別是否足夠穩健，需要盡量減少順周期性的放大作用。同時要看銀行的撥備怎么樣，不良貸款率高了，撥備也應相應提高，這樣就做了必要的準備。
日報：你是說銀行已經有撥備了，似應核銷掉損失，不良率就下來了。
周小川：我們很強調撥備，現在撥備率還是比較高的。但這里有很多具體技術問題，比如《破產法》執行的力度和效果。如果發生了貸款損失，但法律程序沒走完，銀行一時核銷不了，其實銀行可能已經計提足額撥備，準備好承擔并消化這塊損失了。如果《破產法》的效率不高，這個壞賬就必須先“趴”在不良貸款中，撥備也只能“趴”在那兒，核銷不了。因此《破產法》的執行效率是重要的。
日報：現在市場比較關心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積累了一堆債務，大家都在吸取教訓，而中國通過地方融資平臺積累了類似的風險。有人擔心中國銀行業可能會出現第二輪不良資產風暴，你怎么看這個風險？
周小川：地方融資平臺需要具體分析。首先，經過這輪銀行改革，很多銀行變得聰明了，不會簡單地給地方政府或者特別是沒有足夠保證的特殊目的機構(SPV)貸款。實際上相當一部分的融資平臺貸款，銀行都拿到了明確的保證文件或抵押品。當然，也有不少有問題的平臺貸款。
可能出現問題的領域在哪里呢？按照《擔保法》，地方政府是不能夠做擔保的，但是地方政府有一些部門有一定權力和渠道，比如交通部門對公路收費的定價是可以作保證的。類似地，其他地方政府的部門也各有渠道。
具體操作中，融資平臺內容各不相同，每家銀行做的可能都不一樣，每個項目做的也不一樣。其中，有的融資平臺實力很雄厚，有的融資平臺可能確實是空殼，需要進行詳細分析，要有一個理順過程。到底地方政府的市政類項目允許不允許融資？對于城市基礎設施、公用設施，是只能用已有的收入來做，還是可以借錢做并用將來的收入償還？制度上需要明確，工具上也需要明確。
日報：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融資，城鎮化進程是否會受到影響？地方政府財政可能會更加緊張。
周小川：這是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中的問題。歐洲的一些老城市就沒有這個問題，這些城市已經歷經數百年的發展，新建項目每年也會有一點，但是投入有限，當年的收入可夠用來支持。但中國城鎮化速度非常快，新建項目的需求很大，當前財政收入尚不多，積累也很有限，但看起來未來會有很多的收益，所以就會考慮能不能夠通過時間軸的平移安排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融資工具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問題。
另外，現有的這些融資應該做分類處理。做得不合規的、存在潛在風險的，該提撥備的現在就提，提完了再看風險承受能力怎么樣，各家銀行要算自己的賬。
這里有一個問題，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中有一部分明顯是財政性的，恐怕地方財政是要認賬的。這意味著，這一部分是要加到地方政府財政債務里的。這需要劃清楚界限，當然，劃清楚也要花點時間。
日報：如沒人認賬，會是什么樣的風險？
周小川：對于具體項目，抵押品不一樣，保證不一樣，銀行手里拿到的承諾文件不一樣，導致具體的風險也不一樣。總之，一是高度警惕，嚴格紀律；二是開正門，堵邪門；三是加強監管，足額撥備；四是區別對待，爭取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