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眼里，醫院的藥師經常通過采購藥品收受回扣或者拿統方費，而在患者眼里，藥師就是發發藥品，根據醫囑教患者如何吃藥。實際上，這都不應該是藥師的核心“工作”。在“逐步取消公立醫院藥品加成并增設藥事服務費”的醫改政策背景下，記者走訪了推行藥事服務的相關醫院和公司，初步揭開“藥師”的“神秘面紗”。記者調查發現，如果藥師能夠真正回歸本職崗位，不僅更加有助于用藥安全，還有助于合理用藥并減少患者支出，而這些都有待于醫改的進一步深化。
很多藥師充當采購員和搬運工角色
長期以來，醫院藥師所在的藥劑科，一直從事著簡單的藥品采購、倉儲管理等工作，藥師很少有時間真正從事臨床藥學研究和服務工作。據云南云衛藥事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曹正干了解，江蘇某三級甲等醫院，龐大的藥劑科擁有143人，多數人熱衷于忙著藥品采購。
曹正干是南京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藥事服務公司副總經理，2009年底，昆明第三人民醫院開始與南京醫藥股份公司合作藥事服務，由曹正干具體負責。合作中，醫院藥劑科從具體的采購身份轉移為對采購行為的監管上來，醫師則回到了患者身邊。公司為醫院提供的自動化藥房解決方案，不僅提高了藥師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也提升了醫院藥品的管理水平。“以前病人取藥起碼排隊15分鐘，現在不用排隊了。原來藥房4個人都忙不過來，現在只要一人就行。”
藥師不產生經濟效益
34歲的徐航，是鼓樓醫院一名主管藥師，2008年之前一直在門診藥房、藥品庫房、住院藥房等處，工作主要就是保管藥品、發放藥品。2008年之后，她成為醫院心胸外科的專職抗凝藥師。“抗凝藥用多了會形成血栓，用少了則繼續出血，我們配合醫生精確地掌握用藥量。”她說：“我們不產生任何經濟效益，而產生社會效益。”
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院長邵蓉教授表示，藥師沒有處方權，只是在醫生決定臨床用藥時參與用藥的決策過程，特別是合并用藥時。在門診藥房對處方進行審核時，如果發現“配伍”禁忌和超劑量處方，就會拒絕調配，打回讓醫生重新開方，確保用藥安全。
如今，徐航每天早上要參與病區醫生的交班和醫療查房，參與病區的病歷討論會診，參與設計藥物治療方案，審核用藥醫囑，對不合理用藥與醫生進行溝通取得一致，同時觀察患者用藥的不良反應并提出相應的措施和處理意見。
藥師回歸之路不平坦
在鼓樓醫院黨委副書記周長江看來，藥師對處方進行審方后，嚴格執行合理用藥，不僅不能產生經濟效益，還會直接給醫院“減少”收入。例如，以前的無菌手術，65%會使用抗生素，醫生認為那樣更安全，現在有了藥師的指導，95%的手術不再用抗生素了。周長江通過對本院100例屬于無菌手術的疝修補術的費用發現，由于藥師“不主張用抗生素”，過去每例手術的藥品費用平均在2200元左右，現在只要500元左右。“這是藥師指導合理用藥后產生的效果，直接給患者節約了費用。”
如果只像徐航所言“藥師不產生經濟效益”，顯然無法長期維持。江蘇省丹陽市人民醫院院長朱陽春告訴記者，醫院的藥品在整個運營過程中是有成本的。“藥品運輸過程中的損耗、藥品拆零、藥劑科的人員費用，這些成本加起來，應該占藥品價格的10%。”曹正干認為，醫院通過藥品加成獲得的利潤，有60%消耗在藥品的院內流通上。
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院長邵蓉教授認為，正因為藥師長期從事的采購員、保管員的角色，崗位職責決定了他們在審核處方時不會那么用心。“現在要真正讓藥師發揮專業作用，就必須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補償，但現在補償政策并不明朗，還沒有真正破題。”
記者采訪發現，目前南京醫藥、九州通等醫藥流通企業與相關醫院合作的藥事服務項目，不僅能大幅度解放醫師的生產力，還能有效彌補因取消藥品加成給醫院帶來的損失，但這一做法卻面臨政策障礙。
昆明市衛生局醫政處處長李武輝介紹，昆明三院去年銷售藥品5700萬元，獲得公司返還670萬元，同期296個品種藥品實行零差率銷售，讓利患者306萬元。“醫院獲得的返還，擠占的是藥品流通過程中的利潤以及部分醫生的灰色收入，醫院藥品庫存降低后，也減輕了醫院的運營成本。”
曹正干表示，醫藥流通企業借助供應鏈服務平臺，整合上下游資源，提升供應鏈效率，整個供應鏈增加30%左右的收益，增益由廠商、醫藥流通企業、醫院和患者等整個供應鏈的利益相關者共同分享。“醫院通過藥事服務獲得的返還，實際上要高于通過加成獲得的利潤。”目前，與南京醫藥進行藥事服務管理的合作醫院有277家，涉及江蘇、云南等9省區。但目前國家政策不允許二次議價，不允許返利，而此法就屬于二次議價和返利，所以曹正干也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