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一季度數據顯示，全國GDP增長同比降至8.1％，為近三年最低增幅。有研究者認為，GDP增速已嚴重偏低，政府需再出臺刺激政策推動經濟增長。
政府“穩增長”沒有問題，關鍵是出臺怎樣的政策。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能過剩。此前依據國際市場需求配置及過度投資形成的巨大產能，因內外需收縮而放空，而包括大型國企和民企在內的相當一批企業，至今仍被語焉不詳的“潛力說”和“中國例外說”所左右，繼續著以往30年特別是過去10年投資擴張的思維，罔顧市場需求結構和增長趨勢已發生的根本變化。
也因之，容忍經濟適度調整，不對增速合理下行過度敏感，同時下決心解決長期問題，才是好的宏觀經濟對策。
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不是總量增長的下滑，而是結構問題和體制問題久拖不決。結構問題既有產業結構問題、城鄉結構問題和區域結構問題，也有需求結構問題。
這兩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溫和放緩，已折射出兩方面的結構優化過程：一是過度依賴外需的局面在改善，進出口開始趨于平衡，順差明顯縮小；二是地區增長朝著均衡化方向發展，中西部保持較快增長，沿海地區則在由量向質轉變，這是一種好的趨勢變化，政策上應加以促進。
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的核心是需求結構問題，即投資增長過快，消費增長不足。去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率高達17.1％，但實際消費增長率僅為11.1％，同比下降3.5個百分點，而同期GDP增長回落1.2個百分點。因此目前主要問題不是投資下滑，而是消費不足，其與出口需求趨勢性放慢相結合，將使最終需求長期不足，這也是中央今年將增長目標調為7.5％的重要背景。
當前最應避免的是再次盲目刺激投資增長，人為地將經濟增長率拉回9％以上。否則會產生諸多負效應。
一是通過擴大產能來消化因需求不足導致的產能過剩，最終會制造出更大的產能過剩。暫時因刺激政策獲救的企業未來會面臨更大的產能過剩及價格波動風險。
二是將再次觸發全球生產資料價格上升，為發達國家采取寬松貨幣政策轉嫁危機埋單，這也是一些國際機構積極鼓動中國放松宏觀政策的背后原因。三是再次延緩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過去三輪投資高增長（2002~2007年間，2009~2010年間和2011年至今）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產能，以鋼鐵為例，2008年我國鋼鐵產量為6億噸，2011年底則增加到8.8億噸，短短3年時間新增產量47％；而我國目前人均消費鋼材達657公斤，已遠超國際平均400多公斤的水平，其原因，在于房地產過度投資。
這樣的增長模式，導致國家資源能源短缺卻大量耗費；居民收入增長明顯低于經濟增速，卻在住房上過度支出。刺激投資意味著放松貨幣政策，進而又會推高國際商品價格和國內房價。
基于以上分析，宏觀經濟政策需要做到四點：
一是要做到“兩個堅持”。即堅持去年以來的調控政策，堅持降低單一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現在的貨幣和貸款增長是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去年新增貸款7.5萬億元，創造了7萬億元的新增GDP，與2001-2008年的情況相似，目前貨幣供應量增長和貸款增長以及利率水平都顯示，金融環境仍較為寬松，在經濟下滑力度較大的情況下，可以適當放松貨幣政策但一定不能過度。未來幾年經濟增長的調控目標，可按6％至9％的區間來掌握，不必刻意追求9％，但要確保6％底線。
二是加快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過程，同時加快其他要素市場化進程。減少對微觀企業的干預，鼓勵企業兼并重組，那些在9％~10％的經濟增長水平才能生存的企業，可能恰恰是需要淘汰的對象，而在7％-8％的經濟增長水平仍能生存發展的企業將是市場的贏家，因此，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將換來經濟結構的實質性調整，這正是現階段需要的結果。
三是改變以往擴大內需即擴張投資的思路，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放到優化消費結構上，建立長效的消費穩定增長機制。
四是加快資本市場的改革和發展，把資本市場作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工具，這需要產業政策與資本市場的有效配合，制訂有利于產業升級和資本重組的資本市場政策。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