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計算機技術和遠程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國在智能醫療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業內人士認為，我國智能醫療還處于初級階段，在全球發展智能醫療的大趨勢之下，未來應加大智能醫療方面的投入，并盡快出臺相關的統一標準。
我國智能醫療尚處初級階段
處方紙已經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慢慢隱退。幾年前，王女士的“病歷本”就已被一張“醫療卡”所代替。她可以通過電話或在網上預約門診，而不再需要浪費時間排隊掛號；在就診時，通過“醫療卡”，醫生就可以在電子病歷系統上了解到她所有的過往病史和醫學診斷材料，包括X光片、化驗結果、用藥記錄等等，甚至是目前的藥費負擔。由于直接與醫保系統聯網，王女士可以根據自己財務負擔決定是否選擇某些不在報銷目錄之內的藥品；而醫生將診斷結果輸入電子病歷中后，便會出現一個基于既往循證醫學的治療方案，醫生可以以此為指南，結合病人的特殊情況進行微調，但同時要注明調整方案的原因，這樣就可以有效控制醫療費用，并確保安全的最大化。而在電子處方上傳的同時，收費室和藥房的電腦上就已經顯示出來，如果王女士在醫療卡里提前儲值的話，那就更方便了，就可以直接去藥房領藥。
這種“無紙化”辦公只是中國醫療領域正在發生的“智能化革命”的一部分。“我們醫院的信息化系統包括五個方面，首先通過醫療信息系統，采集患者的信息并將其結構化，然后再上傳到信息交換平臺，通過病人主索引工具、臨床數據庫等使其得以共享。同時，還有運營管理系統，比如HRP(醫院資源管理軟件)可以滿足諸如藥品、物流、辦公耗材等項目的統計和管理，實現臨床和后臺的并舉。此外，還建立了區域醫療系統，將電子病歷整合成個人電子健康檔案，拓展到其他醫院以及社區。”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信息中心主任劉帆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說。
在他看來，醫療智能化更重要的標志是采集到的信息如何被有效利用，即通過物聯網技術，實現患者與醫務人員、醫療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與互動，提高醫療質量和醫療效率，消除所有的安全隱患。
而像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這樣發展智能醫療的醫院不在少數。近些年，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中國在醫療數字化、網絡化、移動化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很多醫院或多或少地運用了電子病歷、電子處方、電子結算等應用信息系統，有些地方政府也在進行居民健康信息庫的嘗試性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醫療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趙強認為，總體來講中國的醫療智能化還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普及面還不夠廣，深度也比較淺。而且，各地、各系統、各醫院機構信息化程度差異非常大，相互之間無法進行信息交換。
根據目前國際公認的標準，智能醫療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醫院管理信息化階段、臨床管理信息化階段和區域醫療衛生服務信息化階段。當前，我國醫院管理信息化以財務系統信息化為主，約占70%至80%；臨床管理系統涵蓋一些臨床應用，如電子病歷、健康體檢等，國內有20%左右的醫院正向這一階段轉變；而公共衛生區域信息化包括若干醫院之間的體系共享以及中小城市或大城市某區域間的共享，可能涉及居民檔案、突發衛生事件等，但這在我國仍未有大的起步。
“由于中國處在業務管理系統、電子病歷系統向臨床應用系統發展階段，所以目前存在長期運作模式不成熟、規模化程度不高、集群化程度不足等問題，此外還面臨成本過高、安全性及隱私問題等。”中投顧問醫藥行業研究員郭凡禮指出。
醫療信息化乃全球大勢所趨
“醫療信息化是現代醫療的必然趨勢和發展的必然要求。醫療信息產業是同商業醫療保險、制藥、醫療器械行業并行的四大醫療產業之一。”趙強指出，醫療信息化是全球大勢所趨，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凸顯和醫療衛生系統所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大，美歐日等國紛紛出臺相關戰略支持醫療信息化發展。
據了解，美國的醫療信息化始于1970年代，但真正得到大幅度的發展和提高是在1990年代后，其中政府的鼓勵和示范起了相當的作用。1995年起，美國聯邦政府退伍軍人醫療系統在肯凱瑟博士的領導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改革中的一項重大舉措就是在三年內逐步整合原有的醫療信息系統，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開發VistA系統，在全系統1400多家醫療機構內推廣，最終做到全系統醫療信息化。目前這一系統已經在美國私營醫院領域得到廣泛運用，并且運用到其他國家，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和世界上醫療信息化進程。2004年，聯邦政府以總統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立了國家醫療信息技術協調辦公室來建立以電子病歷為主的醫療信息技術標準，并與各州和地方政府就醫療信息共享進行政策和行政協調。2009年2月國會通過的“醫療信息經濟和臨床健康法案” 總計撥款190億美元用于促進醫療信息化，目標是“到2014年為每一個美國人使用電子健康檔案”。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在智能醫療領域的總投資已超過440億美元。
日本在2009年制訂了“i-Japan2015”戰略，主要是進行電子保健記錄及遠程醫療建設上，個人可將自己的保健信息提交給醫務人員，對處方信息或配藥信息進行跟蹤反饋，從而減少誤診概率，同時，大力發展區域性醫療機構合作。
而歐洲早在2002年就提出“電子歐洲行動計劃2005”，之后又相繼推出“電子歐洲行動計劃2004-2010”、“電子健康行動計劃2012-2020”，加大信息技術在醫療保健領域的應用，提高醫療保健的水平和效率。同時，支持電子健康領域的研發工作，推動建立富有競爭力的歐洲和全球電子健康市場。
郭凡禮認為，國外智能醫療發展水平及層次均高于國內，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鑒，比如醫療保障方面，美國提供較高的醫療保險獎金；電子設備配置方面，美國免費提供數字手持設備供患者使用等；智能電子醫療系統方面，患者輸入身份證，即可查詢到之前相關的病歷。借助于傳感器即可查看患者脈搏、心跳、體溫等。
在郭凡禮看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未來醫療向個性化、移動化方向發展。而趙強則認為，數字化、網絡化的家用或個人用醫療產品、用具的開發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尤其是針對中老人消費群體，而且必須提供相應的附加服務。
加大投入統一標準
目前，我國“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極其預防形勢嚴峻，有接近兩億高血壓患者和6000萬糖尿病患者。接受采訪的專家和業界人士表示，要解決上述問題，加強智能醫療建設是路徑選擇之一，未來應加大醫療信息化的投入，盡快出臺相關的統一標準。
“雖然近些年醫療信息化的投入大大增加，但與所需要的資金相比還有很大的缺口，更是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們醫院每年用于醫療信息化建設方面的資金僅占到整個營業額的0.5%至1%，六年總共花費8700萬人民幣，這個數目國內很多醫院還達不到，而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一年的投入就達到7000萬美元。”劉帆認為，投入的不足極大制約了我國醫療智能化發展。
趙強指出，醫療信息化需要前期大筆資金投入，包括對操作流程進行重新設計及對醫護和管理人員進行大量培訓，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投資，是不是成功還有風險，即便成功其經濟效果并不是馬上就能立竿見影顯示出來。所以一個地區，一家醫院是不是進行大規模的醫療信息化改造，資金如何籌措，達到什么目標，效果如何評估，都影響著這個決策的結果。
為此，他建議政府首先應該鼓勵和擴大在醫療信息基礎建設方面的投入，也就是醫療機構的功能齊全的電子病歷系統建設和應用。這些醫療機構應該包括二三級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在這一目標達成的同時，鼓勵這些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減少重復檢查等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提高醫療效率。
“當然，這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體制問題，因為對很多醫院來說，檢查也是一個利潤來源，所以體制問題不解決，技術再先進也得不到真正利用”。趙強稱。
此外，還存在醫療信息技術整體水平低和缺乏統一標準的問題。劉帆用“戰國時代”來形容當前的醫療信息技術市場。以北京為例，3000多家醫療信息公司形成了白熱化的競爭，微利之下公司根本沒有錢去搞研發，技術水平低下。而且沒有形成產品、技術和服務的一個整體集成，與國外在購買軟件、硬件、服務方面的投入各占三成不同，我國購買醫療信息產品時，硬件和軟件的投入各占到70%和30%，人的服務缺位。
“在醫院的醫療信息化項目招標中，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對相關行業沒有一個準入門檻，導致市場產品良莠不齊，很多醫院購買的軟件用了兩三年就不行了，然后推倒重來。而且標準不統一，醫院之間的信息共享也存在障礙。”江蘇淮安市第一人民醫院孫曉陽向記者反映，他呼吁政府應該對醫療信息產業設立準入門檻，同時出臺一套統一的標準，對整個市場進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