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費者權益日當天，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報告，公布了170多個國家2004年的吸煙致死率。報告顯示，2004年中國吸煙導致的死亡占所有因疾病導致死亡的12%。
“煙草煙霧中有7000多種化學物質和化合物，至少69種可導致癌癥。其中重金屬燃燒時所產生的危害是致命的，會導致多種嚴重疾病。”中華預防醫學會傷害預防與控制分委會副主委，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宜群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評述道，“可直到現在，對于煙草重金屬的含量檢測以及信息公布方面，我國的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只是之前的那場風波，煙草中的重金屬含量才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時間回溯至2010年10月，第九屆亞太煙草或健康會議發布的一項中國與加拿大煙草的對比研究表明：中國產的13個品牌卷煙檢測出重金屬“超標”，與加拿大香煙相比超出數倍之多。其中，由湖南中煙生產的全國卷煙單品牌產銷量第一的“白沙”和紅塔集團生產的“紅塔山”亦赫然在列，排名靠前，引來各方的口誅筆伐。
此報告一經問世，即引起了各方關注，“陰謀論”也隨之泛濫。而將近兩年時間過去了，此事卻一直未有下文。至今，仍未有權威結果表明，煙草中的重金屬到底來自何方，產于哪個環節？
時代周報記者親往多地采訪，多方調查，試圖解開“煙草重金屬含量超標”之謎。
兩年前的紛爭
兩年前的10月7日，在澳大利亞舉行的第九屆亞太煙草或健康會議發布了一項中國與加拿大煙草的對比研究報告：《中國銷售的香煙：設計、煙度排放與重金屬問題》。
報告由多國科學家共同協作完成。之所以選用加拿大香煙與中國香煙對比，是因為加拿大法律規定煙草生產商和進口商必須檢測煙草中的重金屬含量。在英文版原文報告中，記者看到，13個重金屬超標的國產香煙品牌分別為：白沙、大前門、都寶、紅雙喜、黃金葉、Happiness(吉慶)、紅河、紅金龍、紅梅、紅旗渠、紅塔山、石林和壹枝筆。
報告顯示：研究人員在2005年至2006年間在中國購買的13個香煙品牌的二次抽樣中觀察到，在各種重金屬含量上中國香煙顯著地高于加拿大同期生產的香煙，每克香煙中平均包含0.82μg砷、3.21μg鎘、2.65μg鉛和0.51μg鉻。而加拿大國內生產的230余種香煙此四項重金屬含量分別為0.19μg、1.23μg、0.33μg和0.46μg。除了鉻之外，其他三種重金屬都大大高于加拿大香煙。
報告引起一片嘩然，這13個香煙品牌頓時成為眾矢之的，尤其是作為年產銷已是全國第一的“白沙”更是遭到各方質疑。外界甚至將此事比喻為“煙草業的三聚氰胺”事件。
一個月內，事情持續發酵升級。國家煙草專賣局的態度是“盡快核查報告的真實性”，而核查之責將交由煙草專賣局下屬的科技司負責。國家煙草專賣局科技司副司長王獻生公開指出，目前證實被列入超標名單的13個品牌中已經有吉慶等3個品牌于兩年前退市。“目前關于香煙重金屬含量的標準，不僅中國沒有，國外也沒有，加拿大人的報告并不科學。”
隨后又有人站出來質疑報告結果的可靠性：檢測數據由哪個檢測機構提供？檢測依據什么標準？對檢測機構只檢測流通環節的香煙，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人士提出了強烈質疑，為何沒有按照國際煙草通用標準，從廠家對原材料加工，就開始源頭檢測。
不久，此事又演變成了一場更為聲勢浩大的輿論風波。有多位煙草業人士對外公開表示：“這次重金屬含量風波是刻意針對中國煙草業的一次陰謀，意圖便是借控煙的名義和力量摧毀國家煙草財政體系，進而為攫取國家財富的一些組織機構提供了可乘之機。”甚至有人指責：“國內很多人也被外國煙草集團利用，是挾洋人及美元以自重的機構和人惡意炒作，制造事端的行為。”
作為《中國銷售的香煙：設計、煙度排放與重金屬問題》一文的第二作者，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李強博士從始至終參與了整個研究過程，包括數據分析以及最后的報告撰寫工作。
即使兩年過后，李強在向時代周報記者談及此事時仍有些顧慮：“當時，很多左派學者對我發起攻擊，質疑研究目的。我只想做好自己的研究，不想進行更多的理會。”他回憶說，這項研究始于2005年。2006年開始在北京、上海、廣州、鄭州、沈陽、銀川、長沙等7個城市購買了78種不同品牌香煙。這78種卷煙，是2005至2007年期間這7個城市銷量最好的香煙。
“中國香煙重金屬含量的研究，是在全球20個國家同時開展的香煙研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在德國、愛爾蘭、巴西和韓國等20個國家同時進行類似的研究。煙草重金屬含量的相關研究，我國科學家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經有過。他們當時得出的結果與我們的結果基本類似。”作為報告第二作者的李強也同時也向記者分析說，目前在全世界范圍之內，確實并不存在煙草重金屬含量標準的規定。“關于中國煙草重金屬含量的研究，我們仍然會進行下去。”
對于外界對李強的攻擊，吳宜群則直指他們是“陰謀論”的制造者，有著自身的利益訴求：“對待科學問題不能靠戴‘政治帽子’來解決。這樣的恐嚇不能解決科學爭端。”
重金屬來自何處
盡管在上述報告中，并未對中國煙草所含重金屬來源作出明確判斷，但是李強告訴記者：“我們當時猜測和判斷是，在煙草加工環節混入重金屬的可能性不大，來源可能在于煙草的種植環節，也就是說在煙草的源頭。但，這只是一種判斷。”
記者查閱諸多文獻資料，采訪多位業內人士，雖有不同意見，但大多仍將重金屬元兇矛頭指向了煙草種植環節。3月22日至27日，時代周報記者前往瀏陽、郴州等烤煙基地實地了解當地的煙草種植情況。
“你看附近的大大小小的冶煉廠，就離煙田不過兩里路，污水、廢氣、尾渣……我們早就習慣了，見怪不怪了。”郴州市桂陽縣城郊鄉的一名老農一邊翻整煙田，一邊慢悠悠地說。不遠處，從湖南省桂陽銀星有色冶煉有限公司的廠區冒出的濃煙一直沒有停歇，從高高的煙囪中裊裊輕飄而出。公開資料顯示，銀星公司主營粗鉛、電鉛、鋅等金屬的冶煉，是桂陽縣規模最大，納稅最多的民營企業。
距離銀星公司約3公里處，一面積至少為300畝以上的尾渣壩更為觸目驚心。在此的看護人員介紹，尾渣壩專為寶山公司用來排放尾渣。一條直徑為30厘米的鐵管從湖南寶山有色金屬礦業有限責任公司的選礦廠，延伸而出約一公里多，直通尾渣壩。青白色的尾渣已經占滿了整個壩區。
桂陽縣位于湘江支流的舂陵江中上流，水資源豐富，但許多村民已不敢放心地飲用井水了。在成片的煙田里，剛被翻轉的土塊在陽光照射下破碎干裂，裸露出深黑的泥土，田邊的小渠水流不停。正在施肥的一名侯姓村民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今年的春天來得比較晚，前段時間老下雨，煙草栽種比往年晚了一些，去年這個時候到處都種上了煙苗。”說完，一把將褐紅色的肥料倒進煙田中。
重金屬污染對于僅僅小學畢業的他而言，現在并不是陌生詞匯：“前些年的污染太嚴重了。村前頭大大小小的礦廠有十幾家，把整個村子都包圍了。”在當地政府的主導下，一些小型作坊式的選礦廠陸續關閉，但是污染的情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好轉。
“去年污染特別嚴重，煙田的減產也減得厲害。煙葉的產量和往年比，下降了不少，每畝差不多要少收60斤左右。”城郊鄉早禾田組的一名黃姓組干部告訴記者，耕種的煙田遭受重金屬污染已有十幾年的歷史。“自從旁邊開始建礦廠開始，我們就感覺到了。比如，煙葉的個頭沒以前長得高了，葉子會有很多黑黃的斑點，嚴重的時候，煙草甚至會倒伏……你說，這不就直接減少產量了嗎？！”
據當地人介紹，桂陽多數煙農都是三四月份開種煙草，待到煙草7月份收割后，再種植一季水稻。“煙草太吸土地的肥，一季水稻一季煙，這樣對地也有好處。”
村民們種植的水稻也不能幸免重金屬的禍害。水稻倒伏減產，稻葉發黃，稻粒發黑的情況已出現多年。“但是，水稻是有污染補償費的。由鄉鎮統一下發，早禾田一、二村民小組共有330畝地，共補償了一萬四千塊，算下來一畝水稻補了42元。可是，為什么煙草就沒有任何補貼？”這讓多名農民都感到不滿。
更讓他們感到害怕的是孩子們的健康隱憂。2008年初，城郊鄉半邊月組連續發現多名兒童血鉛超標的案例。“我家孩子不愿意吃飯，還常常叫著肚子疼，去桂陽縣人民醫院檢查，果然血鉛超標。”村民張東林向記者提供的化驗單復印件上顯示，其時四歲的兒子血鉛含量達到245.4μg/L，大大超出了1.0—100.0μg/L的參考范圍。
張東林夫婦拿著化驗單向當地多家礦企反映情況，卻僅僅得到了銀星公司100元的補償。“化驗費都要60元，吃藥也最少花了500多元。”
桂陽煙葉之殤
目前，湖南中煙和紅塔集團均有部分煙葉產自桂陽。桂陽縣煙草專賣局局長鄧小強向記者透露，城郊鄉的子龍村和富陽村的烤煙供應紅塔集團，浩塘鄉與余田鄉供應湖南中煙。從相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去年，浩塘和余田兩地總計為湖南中煙供應煙葉約8萬擔（一擔為100斤）。
在浩塘鄉集市的入口處，“湖南中煙浩塘基地單元”的大型立柱式廣告牌高聳在路邊，異常醒目。透過居民樓和商鋪的間隙，到處是遍布機耕道的煙田。浩塘也曾發生較嚴重的兒童血鉛超標事故。2010年上半年，浩塘鄉元山村多名兒童出現鉛中毒癥狀，其中重度中毒2人，年齡最小的僅11個月。
在余田鄉內，除了漫野的煙田，其中也不乏諸多采礦廠區。在余田鄉錳礦密集的下橋村，上百棟房屋的村莊完全被眾多的采礦廠區層層包裹，穿過村莊的小河水也泛著紅褐色。
記者從桂陽相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桂陽是全國四大濃香型煙葉基地之一，桂陽煙葉并非主配方，而是用作調香成分。
那么，桂陽煙葉中有多少用于白沙煙的生產？對此，鄧小強表示并不知情，只是肯定地表示桂陽煙葉是白沙煙的原料之一。
提及2年前重金屬超標風波，桂陽縣煙草專賣局局長鄧小強肯定地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超標，我們這里有，主要是煙葉超標。”時代周報記者追問是否指的是整個桂陽產的煙草“重金屬含量超標”，鄧小強點頭確認：“對，整個桂陽都有。”
桂陽位于素有“中國有色金屬之鄉”的郴州西部，早在2009年時便提出“追趕長瀏望，領跑大湘南，力爭用三年左右時間縣域經濟綜合實力躋身全省前列”的發展目標。除了開發儲量位居全國前列的鉛、鋅、銅、錫礦產資源外，它還計劃用數年時間打造起一個“煙葉王國”。
桂陽縣烤煙辦副主任廖代生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桂陽煙草種植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明朝萬歷年間。1972年起，由河南煙農將烤煙引入桂陽，從此便開枝散葉，規模日漸擴大。
如今，烤煙種植區域已遍布桂陽27個鄉鎮，并形成了仁義、城郊、樟市、樟木、方元、浩塘、敖泉等12大煙葉基地單元，成為湖南中煙、紅塔集團等多家國內知名卷煙工業企業品牌香煙的定點供應單位。2011年全縣落實煙草種植合同面積24.26萬畝，收購煙葉70.71萬擔，產值7.41億元，實現煙葉稅1.43億元；銷售卷煙2.61萬箱。
有色金屬產業和煙葉產業何以并駕齊驅？桂陽縣似乎面對的是一個天然的矛盾體—有色金屬冶煉中，難以避免將會對土壤、地下水資源產生一定程度的破壞，影響烤煙種植的產量和質量。
據業內人士分析說，冶煉廠排出的重金屬有害物質，會通過土壤、水源和空氣進入到植物體內。曾有學者采用人工培植的方法，研究單一污染條件下，煙草對土壤中重金屬的吸收、積累和分布。實驗結果表明，當土壤中加入不同濃度的鉛(0-2500毫克/千克)時，煙草對土壤中的鉛具有較強的吸收性，并可殘留在作物的各個部位。
有研究證實，香煙燃燒的中心部位溫度高達800℃-900℃，燃燒的邊緣溫度也達到了300℃-400℃。燃燒時的高溫，將煙草中的重金屬、類金屬衍變為煙塵和霧(氣溶膠)，直接由呼吸道進入人體內。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據一名湖南中煙內部職工透露，為了增強香煙口感，在香煙加工過程中，各家企業會按不同比例混合來自各地的煙葉，一支香煙的煙葉多則可能來源于10多個產地。也就是說，只要一地的煙草受到污染，受影響的可能是多家煙草品牌。
行業封閉監管困難
煙草重金屬超標風波已過兩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兩年來，此事始終沒有進展。13家被曝重金屬含量超標的企業鮮有明確表態，單品牌銷售冠軍的“白沙”煙也一直處于失聲狀態。
3月27日，報告原作者輾轉向時代周報周報記者獨家提供了“白沙”煙的各項重金屬含量的具體數據：每克煙草中含有鉛1.4μg、鎘3.4μg、砷0.7μg、鉻0.4μg。
這次風波之后，“白沙”煙的銷售并未受到影響。2011年，“白沙”產銷量突破300萬箱，湖南中煙旗下的另一個品牌“芙蓉王”全年商業銷售收入也超過600億元。
3月27日，時代周報記者致電湖南中煙副總經理楊智敏，要求采訪，被以“在外開會學習”為由拒絕。而湖南中煙辦公室副主任簡友蘭對此表示：“整個領導班子成員，還有新聞發言人、辦公室主任李志華都在外學習，所以我無法給你正式的回復。”
對于湖南中煙目前是否會對“白沙”煙重金屬含量進行檢測時，簡友蘭態度模棱兩可，表示要向其他部門求證。李志華則肯定地表示有關于重金屬含量的檢測環節，但是由于身在外地無法接受當面采訪。“重金屬的事情很復雜，我在電話里面很難和你講清楚。”
在重金屬的來源的問題上，簡友蘭分析說：“在我們的加工制造環節，是不可能有重金屬加入的。”從抽烤到最后的潤葉、切絲、包裝環節，均不可能發生重金屬流入的事故，在種植環節存在較大可疑。
除了此次時代周報獲得了具體的重金屬含量數據外，“白沙”的重金屬含量一直處于“保密”狀態，從未對外公布。各個煙草企業只向國家煙草專賣局提供相關的數據。外界無從對其進行相關的檢測。
吳宜群透露，我國煙草成分和煙草釋放物有害成分的分析全部在國家煙草專賣局認定的檢測機構的實驗室中進行。目前我國有一個國家級檢測中心和27個省級檢測機構以及分布于各生產企業的檢測機構。煙草實驗室分國家級、省級及企業三個級別，行業內習慣稱一級站、二級站、三級站。“其實關于重金屬含量的檢測技術要求并不復雜，國內的眾多科研機構都有能力作出相關的報告，但是卻會遭遇各方阻力。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家獨立第三方的用于監督煙草煙制品安全性的實驗室。”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國家控煙辦主任楊功煥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煙草行業監管的最大癥結在于體制。“我國的煙草行業是由工信部下的國家煙草局主管，而在美國等國家是由食品藥品監督部門進行管理。”
我國的煙草專賣制度作為中國比較典型的政企合一制度，國家煙草專賣局和中國煙草總公司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在我國煙草產品是由煙草行業自己進行檢測，而并不由質監部門進行相關檢測，檢測的結果也并不公開。這種‘自己生產自己檢測’的模式肯定會加大超標的風險。目前國際上的煙草產品基本都是由獨立的自檢部門進行質量檢測的，我們應該認真參考和借鑒國際經驗。”楊功煥說。
李強在談及此事時說，由于中國政企合一的煙草管理體制，消費者不可能從煙草商處獲取煙草危害成分的信息。“煙草行業可以說現在是中國最為封閉的一個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