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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我國糧食八連豐后五大隱憂
2012-03-20   作者:記者 王曉明 楊三軍  來源:經濟參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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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總產跨上1.1萬億斤新臺階,連續第五年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實現半個世紀以來首次連續八年增產……2004年以來“皇糧國稅”的逐步免除,補貼力度的逐年加大,糧食播種面積的穩步增加,我國糧食打破“兩年增一年減”魔咒,“八連豐”振奮了國人,也震驚了世界。
  農業生產仍未從根本上走出“靠天吃飯”,抗風險能力弱農業保險發育不健全,外資加速種業滲透步伐面臨嚴峻挑戰,有限的耕地資源還不斷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萎縮。專家認為,“八連豐”之后,我國糧食還有多大潛力可挖,連續增長的勢頭還能延續多久,供求“緊平衡”格局將何去何從,已經成為普遍關注的焦點,未來的中國糧食能否自給自足,正不斷牽動著國際社會的敏感神經。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強 “靠天吃飯”局面難改

  前郭縣地處吉林省西部,常年干旱缺水、十年九旱。“俺們村的土地要達到不干旱標準,正常要灌溉3-5次,每次用水1000立方米,相當于下雨10毫米。”王府站鎮王府站村農民張寶柱說:“大水漫灌成本高,灌溉多了算不過賬,一般戶只灌溉1-2次,所以糧食產量始終上不去,一般一公頃地只能打1.5萬斤玉米。”
  “政策好、人努力、天幫忙”,2004年以來,這九個字成為我國糧食連年豐收的最大秘訣,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增強,但仍未從根本上擺脫“靠天吃飯”局面。湖南80%以上水利工程建于上世紀50-70年代,大部分山塘蓄水能力不到設計能力的50%;河北超2500萬畝耕地沒有灌溉設施,糧食生產仍是“望天收”,近3000萬畝耕地沒有節水工程;河南254處大中型灌區設施老化失修嚴重……
  “化肥、農藥等施用量過大,還導致土壤有機質的不斷流失,影響了糧食后續發展能力。”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農業科學院院長岳德榮說,東北平原耕地黑土層已由開墾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每年流失的黑土層厚度為1厘米左右,而形成這一厚度的黑土大約需要三四百年時間。“如不加快治理,50年后整個黑土區糧食產量將降低40%左右。”他說。
  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模式,已經不適應當前生產力的發展,制約了糧食生產效率與品質的提升。在全國產糧狀元縣吉林省榆樹,農業局副局長孟繁野分析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特定時期可以鼓勵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是對農業機械化的使用和推廣卻有所制約。他說:“每家就一畝三分地,不管是耕地,還是收獲,大型農業機械很難作業,新技術的推廣也很困難。”
  大力發展滴灌、噴灌等設施農業,讓農民看到了希望,是糧食生產走出“靠天吃飯”的根本出路。“如今鎮里有了膜下滴灌項目,種地不再依賴老天爺下雨,2011年平均公頃產量達到2.7萬斤,增產幅度達80%。”張寶柱說:“種了一輩子地,從沒想過玉米能拿這么高產量,全鎮已經有1300多戶農民把土地交給了項目區,連片滴灌面積超過1500公頃。”

  種糧“比較效益”不高 青年農民加速流失

  “如今種一畝地,還不如出去打工三天,村里年輕力壯的基本都出去找活了,留下種地的基本是五六十歲的中老年農民。”在吉林省梅河口市海龍鎮,農民周庭富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種糧的“比較效益”賬:正常一公頃水田打1.5萬斤稻子,每斤按照1.5元計算,毛收入2.3萬元,去掉2萬元的種植成本,利潤只剩3000元左右,平均到每畝只有300元,而如今吉林省一個普通瓦工,每天至少也能賺100多元,一年到頭種一畝地,還不如打工三天。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日前表示:由于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和價格可能面臨新的問題,勞動力價格居高不下,農業生產正在進入高成本階段。記者在吉林、河南、河北等地采訪發現,近年來糧價雖然漲了不少,但是由于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和用工成本上升,農民種糧成本大幅度增加,種糧的比較效益不升反降。
  據河南省地方經濟社會調查隊調查,近5年來全省小麥生產成本畝均增加132.1元,年均增幅7.9%;畝均收益增加193元,年均增幅也是7.9%,但如果刨除政策性補貼,畝均收益僅增加60.9元,年均增長6.8%,低于成本增速。
  記者從遼寧省農委了解到,隨著化肥、農藥、農用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和人工成本上升,糧食價格漲幅低于生產成本漲幅,種糧畝收益一直在幾百元左右徘徊。目前遼寧省糧食主產區近一多半的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農業勞動力呈現結構性緊缺,留守勞動力素質下降,影響良種良法以及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和未來糧食增產潛力的發揮。
  從效益的角度也折射出,農民一家一戶的單打獨斗,已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今后種糧必須向規模要效益,走“集約化種植”發展道路。“越來越多的青年農民外出打工,種地農民年齡結構偏大,對新方法、新技術接受能力差,種糧農民斷層現象,已經成為我來我國糧食生產一大隱憂。”吉林省糧食經濟學會秘書長劉笑然認為,推動有限的耕地資源更多的向種糧大戶、種糧能手流轉,提高種糧的組織化、集約化水平,從而降低成本取得規模效益,或將重新激發青年農民的種糧興趣。

  農業保險“發育不夠” 農業抗風險能力弱

  “一公頃玉米,在絕收情況下能得到3000元賠償,根本不足以保障農民再生產能力。”吉林省公主嶺市朝陽坡鎮中央堡村村書記劉義說,如今種一公頃玉米,種子、化肥、農藥3000多元,加上秋翻地、播種、中耕、秋收等各環節費用,僅農機費用就要超過3200元,還有后期脫粒等人工費用,種一公頃玉米的成本至少要七八千元。
  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嶺分公司總經理李強說,按照制度設計,減產的程度不同,賠償的標準也不一樣。“由于現場查勘比較困難,定損的時候難以做到一碗水端平,所以遇上普遍受災的情況,只能是按照上限封頂賠付。”他說:“2009年,公主嶺市上萬戶農戶減產超過六成以上,24個鄉鎮中有8個鄉鎮受災嚴重,按照150%封頂賠付。當年公司共收保費3300萬元,賠償出去3000萬,去掉經營費用,基本無利可圖,不封頂根本賠不起。”
  2007年以來,中央把農業保險列入公共財政補貼范圍,農業保險從最初吉林、江蘇、四川等6個試點省份覆蓋到全國主要產糧省,參保耕地面積超過6億畝,占全國耕地面積近1/3。目前我國農業保險領域,巨災風險防范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再保險體系也不健全。業內人士介紹說,雖然國家有政策性補貼,但保險公司畢竟是企業,要遵循市場規律操作,糧食生產一旦大面積受災,能發揮的保障作用有限。
  記者在吉林、江蘇、四川等地采訪發現,一些從事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為了分散風險,每年花很多錢購買商業性再保險,國內目前基本還處于空白。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周縣華說:“2010年,我們在內蒙收取保費總額5.9億元,其中1.6億元用于購買國外的再保險,國內有一個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接一些單子。”
  專家認為,目前我國政策性的“巨災風險防范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國家目前的保費補貼僅僅發揮了撬動市場的作用,而農業保險公司一旦面臨巨災,根本沒有足夠的賠付能力。今后要提高我國農業抗風險能力,應探索政策與市場結合成熟的運轉機制,政策撬動是一方面,行業的運轉還應符合市場化商業運營規律。

  種業遭遇“外資合圍” 糧食安全命脈堪憂

  我國在世界上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種子市場,市場規模已達500多億元。國外種子公司進軍我國大田作物種業速度明顯加快,擠壓了國內種子企業生存空間,加緊在我國進行研發布局,對我國的種質資源和種業安全構成威脅。目前我國年進口大豆已達3000萬噸,國家對大豆及食用油市場的調控能力也已下降到不足40%。
  吉林省種子管理總站站長丁萬志介紹說,近年來,以美國先鋒公司“先玉335”為代表的國外品種以迅猛的速度搶占、壟斷東北玉米種子市場,對我國種業安全威脅很大。與世界種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種業市場集中度明顯不足。全國8700多家種業企業總體看“多、小、散”,有一定規模和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超過100家,整體實力十分薄弱。他說:“世界前10強的種子企業在世界種子貿易額中所占份額達到35%,而我國前10強種業企業同期只占全球種子市場銷售額的0.8%。”
  “種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種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與發達國家存在著很大差距。”吉林省副省長王守臣說,當前種業競爭日趨激烈,特別是跨國種業的強勢進入,本土種業基本上處于“技不如人、邊打邊退”的劣勢地位。首先是自主創新滯后,科研體制機制還沒有從根本上建立起來,科研與生產脫節,基礎研究薄弱,投入不足,資源分散,育種方法、技術和模式落后,缺乏原始創新,追求短平快,低水平重復、同質化嚴重。實驗室里課題多、但技術理論的創新少,刊物上的論文多、但促進種業發展的應用少,試驗地里的成果多,但實際生產轉化少。
  吉林省農業科學院院長岳德榮認為,與國外品種相比,本土種業市場準入門檻低,企業數量多、規模小、研發能力弱,育種資源和人才不足,競爭力不強。吉林省現有各類種子經營業戶多達5000多個,注冊資本3000萬元以上的只有12個,真正具有“育繁推一體化”能力的比重很小,領軍企業和拔尖人才更是寥寥無幾。玉米種子,本省的自育品種占有率不到30%,國外的已超過40%,高端蔬菜、葵花、花卉等種子大都被國外品種所占領。
  美國杜邦先鋒、孟山都、瑞士先正達三大種業巨頭控制著全球65%的玉米種子市場和50%以上的大豆種子市場。以先鋒公司為代表的跨國種業,僅用4年就占據了吉林省玉米種子市場較大份額,自育品種的主導地位逐步動搖。王守臣說:“一些中小企業紛紛放棄育種研發,轉而為外資代理,或采用‘套牌’經營,生產面積逐年萎縮。”

  工業化、城鎮化 “圈地熱”緊逼18億畝紅線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土地制度改革帶來了新的活力,加上對外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全國各地迎來新的建設高潮,出現了一波又一波“圈地熱”,全國耕地因建設占用大幅度減少,土地沙化也越來越嚴重。
  國家土地督察沈陽局局長崔巖說“由于地方發展上的沖動和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大量占用耕地的現象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據統計,2010年我國耕地面積下降到18.26億畝,比1997年的19.49億畝減少了1.23億畝,保護耕地壓力不斷增大。據他介紹,從1999年到2005年的7年間,全國共發現土地違法行為100多萬件,涉及土地面積500多萬畝,一些城市的違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超過90%。
  “一方面是耕地大量減少,另一方面我國土地沙化也越來越嚴重。”崔巖說,目前我國每年有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相當于一個縣的土地面積。我國雖然實行了占補平衡,但是補充的耕地在質量上同占用的耕地有很大差距。據統計,建設占用的耕地有2/3有灌溉設施,補充的耕地只有1/3有灌溉設施。高產田、郊區菜田大面積減少,目前我國每年凈進口糧食2000萬噸左右,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災害或戰爭,將造成5000萬人口的糧食短缺。
  記者在東北地區采訪發現,伴隨城市的大規模擴張,相關規劃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脫節嚴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管控受到嚴重挑戰。
  首先,大規模城市擴張和新城、新市鎮建設,極易引發違法用地問題。“十二五”期間,以大城市、開發區為依托的城市和開發區擴張,以及新城、新市鎮建設,將不可避免地大規模出現。遼寧省提出,沈陽經濟區力爭3至5年時間,構建37個新城新市鎮,打造56個主導產業園區;哈爾濱提出“北躍南拓”城市擴張戰略,建設松北新城和哈南新城;鞍山市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新增建設用地的總規模僅為87平方公里,而在“十二五”期間規劃建設的鞍山達道灣新城、湯崗子新城、海西新城、騰鰲新城、牛莊新市鎮,總規劃面積就達到569.57平方公里。
  長春市上輪規劃確定的長春市規劃期末城市建設規模為200平方公里,城鎮人口數量245萬人,而截至2009年底,長春市城市建設規模已達330平方公里,城鎮人口數量340萬人,分別超出規劃65%和38.8%。此外,個別地區通過不斷調整規劃,導致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尚未實施,新增建設用地規劃規模就已基本使用完畢。
  記者在東北地區采訪發現,近年來,東北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新增用地需求猛增,加之全國土地二次調查之后,所有“小開荒”耕地均已上報入庫,作為占補平衡指標迅速消耗,許多地區耕地后備資源都十分有限,耕地占補平衡難以為繼。根據遼寧省國土資源廳提供的材料,遼寧全省的耕地后備資源僅僅夠支撐3至4年的占補平衡。
  面對“十二五”期間東北各地的發展熱情,大批重點項目紛紛上馬與年度土地利用計劃指標的剛性約束,已經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如何在東北各地經濟發展的同時注意合法合規用地,成為下一步亟待關注的焦點和難點問題。專家認為,經濟發展一定要合理規劃,工業化、城鎮化需要推進,更要守住耕地18億畝的紅線,守住我國農業生產立身之本,農業穩才能天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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