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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就有38名工人中毒，這些非常血汗的工廠為何大量存在，需要有關部門深刻反思。”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說，基層村社組織不可能對眼皮底下的“黑工廠”一無所知，工商管理部門和勞動保護部門也難逃不作為甚至失職之嫌。
目前，廣州市已經開展1，2-二氯乙烷急性職業中毒防范和隱患排查專項整治行動，白云區已責令近千家無證照企業停產停業，荔灣區也將關閉600多家無牌無證鞋加工小作坊。下一步，各區縣還將在箱包加工、玩具制造、皮革加工、制鞋等行業企業中，開展生產、使用高毒物品企業職業危害專項治理工作。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到的專家學者認為，近年來群發性職業病事件時有發生，各地各部門事后均有開展“地毯式搜查”等運動式職業病危害整治行動，但往往收效一時，要遏制職業病高發態勢，亟須構建職業衛生和職業病防治長效機制。
廣州市安全監管局在回應媒體時也表示，農民工成為接觸職業危害的主要群體，“多年積累潛在的職業危害問題正在逐漸暴露，2011年來職業病開始呈現高發趨勢，群體性職業病事件也時有發生”。
中山大學法學院勞動法學者黃巧燕說，按照安全生產規范，存在生產性毒物的生產企業中，有毒與無毒作業應該進行隔離，生產場所要具備通風條件，勞動者也需配備口罩、防護服等基本防護用品。這次膠水中毒事件凸顯了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在職業病防治知識上的缺失。。
記者了解到，目前廣州正在全市開展流動展覽、播放公益廣告等職業衛生宣傳教育活動，《廣州市2012年職業健康監管工作指導意見》也已于日前印發。根據《意見》，5月30日前，廣州要基本完成全市工礦商貿企業職業危害申報備案管理工作；經過職業危害專項治理，重點行業企業作業環境要明顯改善，粉塵和高毒物質濃度符合國家相關標準要求，噪聲和高溫等職業危害要得到有效控制。
廣州市安全監管局副局長方少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部分地區職業病監管機構不健全、基層監管力量薄弱、部門間工作銜接不夠、監管覆蓋率較低，確實是目前職業病防治工作面臨的基本問題。
方少華說，基層監督職業病監管職能2010年才從衛生部門劃交安監部門，2011年廣州市政府部門機構調整后才正式確立編制，相關職能如職業病生產環境現場監測等還沒有理順，同時市局承擔職業安全健康監督管理職責的才4個人員編制，而全市不包括“三無”企業在內接觸各類職業危害因素勞動者就超過100萬人。
此外，現行的一些職業病防治法律法規也還不夠完善，黃巧燕說，如廣東省目前規定職工在離開職業病發生單位兩年內被診斷、鑒定為患職業病的可以提出工傷認定申請，但塵肺病等職業病潛伏期往往有幾年甚至十幾年，等到勞動者發病時已無法獲得工傷待遇。
“安監部門去年底接到膠水中毒病例報告時，就已發生死亡病例，二氯乙烷中毒初期病癥和感冒、發燒相似，患者往往不會直接到專業職業病防治醫院治療，錯過了救療黃金時間。”廣州市安全監管局職業安全健康監督管理處處長王英德說。
“工作環境如何，取決于用人單位，也需要加強基層監控力量。”方少華說，廣州將著手構建全市重點職業病危害常態化監測哨點網絡，在全市200家企業共建設5個哨點和1000個監測點，重點監測1萬名接害工人的職業健康狀況，同時建立和完善全市各級職業健康監督和職業病防治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各級安全監管部門將聯合衛生、人社、工會及工商等部門組成聯合執法檢查組，開展職業健康經常性執法檢查。
廣州珠江工友服務中心總干事景祥認為，相對數量龐大的生產企業，政府部門監管力量無法做到有效覆蓋，可以借鑒先進國家經驗，引導公益組織等第三方力量參與職業衛生和職業病防治體系。
“德國依靠行業協會防治職業病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2011年曾赴德國考察的方少華告訴記者，德國法律規定，每個企業必須參加非營利機構性質的行業協會并向協會繳納職業病防治基金，由協會起草該行業職業病防治實施細則，通過國會批準后即成為法規，同時還根據每年行業職業病發生情況調整保險收取比例。
記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廣州等地工會已開始或準備購買公益組織服務，建立職業病知識教育、法律咨詢等服務點。“在試點成功的基礎上，這種模式可以而且應該在更大范圍內推廣。”黃巧燕對此表示說，“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和德國一樣將如此多的職能交予公益組織并不可行，而且必須明確的是，監管部門下放的是職能而不是責任，否則極易成為出事后基層監管部門推諉責任的借口。”
“法律法規的出臺總是滯后的。”方少華說，上世紀80年代廣東就發現有正己烷及三氯乙烯職業中毒案例，但相關國家標準直到2002年和2007年才制定，該種類職業病病人才有了明確診斷的依據，“現在新的產業不斷出現，又可能潛伏著新的職業病危害，這需要對職業病行防治思路和行政監管力量格局進行不斷調整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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