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主要體現的是貨幣政策的含義。只是通過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遏制通脹及收縮市場流動性，具體效果或許比較有限，放松貨幣政策的效果可能也比較有限。因此，眼下更為重要的是理順金融市場扭曲的價格機制，不然，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
這次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對市場影響會如何？其貨幣政策含義又是什么？想來是當前國內外市場最為關注的問題。
可以說，盡管這次央行的動作比市場預期要來得遲，但也在市場的意料之中。前兩個月，市場普遍估計央行會很快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但央行采取了公開市場操作的方式來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央行如此作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前國內銀行行為模式發生了較大變化。
現有的考核機制，促使國內銀行業形成了早貸款、早收益的貸款主導思想。因此，銀行大量放貸通常都會放在一年中的前幾個月，以保證在年底能獲得利潤的增長。但去年這樣的行為方式卻行不通了，因為誰早貸款，誰就劃不來。在信貸規模受到嚴重限制、其貸款利率又采取下限管理的情況下，去年的銀行貸款越往后，貸款利率就越高，銀行盈利水平就越高。所以，市場預期今年1月銀行信貸高增長的情況并沒有發生，反之，1月銀行信貸增長減少2882億，而2011年12月則成了當年信貸增長較快的一個月。
去年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各種利率占比變化的情況也已說明了這點。比如，去年1月基準利率上浮的占比只有49%，而基準利率及基準利率以下利率占比達51%。但到了12月，基準利率上浮的比重上升到66%，這種利率水平上升至17%。也就是說，在信貸收縮緊張的情況下，銀行通過貸款利率彈性讓整個貸款利率水平全面上升，使被收縮的信貸規模通過利率水平提升用價來補量。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央行希望通過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來增加銀行的可貸資金，向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那會使得銀行的信貸增長變得相當不確定。銀行更為注重的是利率水平的高低。所以，早些時候，央行通過公開操作來釋放從緊的流動性，而沒有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可能這是一個考慮的因素。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可以增加銀行的可貸資金，但是銀行是否如央行考慮的那樣行為則是不確定的。正是在此意義上，央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看上去是一種貸款信號，但這個信號能否轉化為增加融資仍然是不確定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商業銀行的行為選擇。這也就是為何說今年貨幣政策的基調不會改變，但可適當微調的原因。由此而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對市場會有一定影響，但并不如市場想象的那樣大。
特別是對房地產市場，存款準備金率下降的影響就很有限。因為，只要差別化的信貸政策不變，房地產市場想借助于存款準備金率下調重燃住房投機炒作的熱潮幾乎不可能。特別是在當前高房價下，盡管各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都在打滿足所謂的住房“剛性需求”的牌，希望借助央行貨幣政策的放松讓住房消費者進入市場。但是由于住房市場性質沒有改變，住房消費者出價水平永遠低于住房投機炒作者的出價水平。對于絕大多數住房消費者來說，哪怕信貸再寬松，他們也是沒有支付能力進入這個高房價的市場。所以，當前住房市場的問題，并非信貸政策是否寬松，而是住房價格水平能否下行至適合居民的住房消費能力。對于房地產開發商來說，當前他們在銀行融資的比重小，信貸增長可能流入住房市場的資金也不會太多。
這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主要體現的是貨幣政策的含義。盡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是向市場發出了央行貨幣政策有所放松的信號，但這并非是貨幣政策轉向，而是存款準備金率向常態水平的糾偏。因為，今年央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促使國內貨幣及信貸增長向常態回歸。但就目前來看，存款準備金率處于一個極端的態勢下。從2010年起，隨著流動性的逐漸泛濫，通脹壓力漸次上升。就當時的情景來說，估計央行更多使用數量工具或存款準備金率，基本的考慮是希望通過數量工具既達到收縮泛濫的流動性的目的，又能減少貨幣政策工具變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在當時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大量外資流入。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收縮過量的流動性，可以減少外資流入國內套利的風險。不過，當以數量工具控制來收縮流動性走向極端時，所面臨的新問題也就顯露了出來。比如，存款準備金上調到21.5%以上時，銀行信貸的收縮不僅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嚴重的信貸擠出效應，中小企業及農業融資嚴重受困，而且也讓銀行把不少業務紛紛移到表外，國內影子銀行開始泛濫。
可以說，今年貨幣政策的預調及微調，貨幣及信貸增長向常態回歸，最為重要的就是要讓存款準備金率逐漸回到常態（比如15%左右）。因此，今年央行究竟會調整幾次存款準備金率是不確定的，這完全取決于央行對市場的判斷，但作為一種向常態回歸的貨幣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率年內下調的概率是較大的。再加上，今年人民幣持續上升的預期正在改變，外資流入在減少，外匯占款也在減少，這些都為存款準備金率下調或回歸常態創造了有利條件與空間。所以，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化將是今年央行貨幣政策預調微調的主要工具。特別是如果今年CPI保持在高位，存款利率處于負利率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變化的概率不會太高。
不過，我們應該看到，通過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遏制通脹及收縮市場流動性，能收到的具體效果或許比較有限，同樣，通過頻繁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達到逐漸放松貨幣政策的效果，可能也比較有限。因此，要讓貨幣及信貸增長向常態回歸，筆者以為，眼下更為重要的是理順金融市場扭曲的價格機制。不然，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
概而言之，國內金融業的利率市場化才是保證貨幣及信貸增長向常態回歸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