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學人》周刊1月31日文章】題：正在沒落的中產階級（作者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系教授白波瀨佐和子）
2008年雷曼公司破產引起金融危機，隨后又爆發歐債危機，宏觀經濟變數叢生。受此影響，發達國家近年來普遍出現日益明顯的“中產階級危機”。
企業和家庭均面臨各種不穩定誘因，已不能憑一己之力渡過難關，看不到未來的現狀不僅在日本，還在歐美等各發達國家普遍引起中產階級萎縮。
全球中產階級萎縮加劇
2010年1月，美國商務部發布了一份題為《美國中產階級》的報告。報告指出，一方面很多美國人仍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但另一方面，能夠維持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卻在減少。所謂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即熱衷于子女教育、享有優越的居住環境和為未來醫療費的增加做打算。
受2007年次貸危機影響，至今仍有很多美國人負債累累。此外，美國失業率2009年10月突破10%，之后在9%至10%徘徊，至今仍處于8%至9%的高位，美國經濟獨霸天下的局面戛然而止。而且，2010年中期選舉以來，保守派草根運動“茶黨”崛起，去年下半年呼吁公平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風起云涌，這些反映中產階級積郁情緒的現象層出不窮。
在英國，1999年就出現不上學、不就業和不受訓的青年群體（“尼特族”現象），而其人數近來創下新高。據英國教育部統計，截至去年11月，年齡在16歲至
24歲之間的“尼特族”人數達116.3萬人，同比增加13.7萬人。除數量上增加外，“尼特族”的長期化問題也受到關注。另據觀察，“尼特族”現象還涉及英國社會頑疾“貧富分化”問題，家庭越貧困的孩子就越容易淪為“尼特族”。
對此，英國政府出臺兩項政策。一是對低收入群體家庭的孩子提供重點就業幫扶，二是對雇傭見習生的小企業發放補貼，但這些政策尚未見效。
處于歐元危機風口浪尖的歐洲大陸也被蒙上一層陰影，這里也可看到中產階級普遍萎縮的現象。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EMU)通過擴大經濟圈加強了經濟實力，但希臘債務危機表明，這種“紐帶”帶來風險。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統計，從2000年到2007年，德國在收入中間值范圍內的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從62%降至了54%。
那日本又如何呢？根據筆者牽頭的基礎研究項目
“關于解析少子老齡化社會階級分化和構筑公共性的綜合性實際驗證研究”表明，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7年，“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間值范圍內的”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已從51.9%跌至45.6%。
“中產階級衰敗”早有預兆
那么，所謂的中產階級原本指哪一群體？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將社會劃為富裕階級、中產階級和貧困階級三大群體。他認為，由少數富裕階級和多數貧困階級構成的社會極不穩定。這里的中產階級指不上不下的階層，并沒有什么積極意義。
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結合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日益壯大的白領這一新工種，對中產階級進行了探討。他在1951年出版的《白領》一書中，對作為現代化標志的白領群體發出警告。賴特·米爾斯認為，白領群體擴大乍看之下似是繁榮的標志，但歸根到底，他們不過是批量生產和批量消費式生產體制中的齒輪之一。考慮到中產階級是社會繁榮度的一大指標，因此也許可以說賴特·米爾斯當時就預言到了近年來“中產階級衰敗”的事態。
看待今天的中產階級時，重要的是在質量層面上看其前景和穩定程度，而不是只看數量。如果是長期雇傭合同，人們就可以在過日子的同時規劃10年后的生活。如果人生規劃從長遠看一路向上，那即便眼下生活艱辛，人們也可以勇往直前，以換取一個有保障的未來。但如今發達國家普遍前景嚴峻，以至于誰也不敢斷言自己未來可以過上安逸的生活。最嚴峻的現實是，子女比父母富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企業家庭式保護傘”消失
日本中產階級的出現是經濟高速增長所致，值得注意的是，那時中產階級的定位與如今大不相同。首相野田佳彥在去年的國際勞工組織亞洲太平洋地區會議上提到，“一億總中流時代”（即全民中產）的中產階級一直受到優越的社會保障制度扶持，但事實絕非如此。其實，中產階級之所以在“一億總中流時代”登場，有兩個背景原因，一是他們對社保制度的需求較低，二是經濟增速很高，并非得益于扶持中產階級的制度。
在高增長時代，日本在有“人口紅利”之稱的大量青年人口的支持下實現了經濟迅速發展。然而如今，現役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數量關系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步入了“人口重擔”時期。而且，在低增長期的今天，經濟蛋糕的擴大預期不如以往，政府將被迫一邊注意有限的財源，一邊調整社會保障制度。
其次，日本的社會保障長期受到高增長時期全民雇傭制度的支持，依靠企業和家庭的強力合作才得以實現。也就是說，過去企業可以通過“包辦”形式保障勞動者的一生及其家庭，他們的人生規劃也是在這樣的“企業家庭式保護傘”庇護下實現的。事實上，一般認為日本實現高經濟增長奇跡的關鍵就是以終身雇傭和年資制度為代表的日本式雇傭習慣。可以說，高增長期的“厚實的中產階級”是在企業和家庭強有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存在。
然而時至今日，企業福利和家庭這兩大支持中產階級的支柱不斷動搖。如今的中產階級面臨經濟全球化這一社會經濟環境變化，而且，支持社會經濟的主力軍亟須更替或加入新成員。
因此，作為第三大支柱的政府和行政備受期待。日本需從以企業和家族為中心的日本式福利國家演變為以企業、家族和政府團隊合作為基礎的新型福利國家。換言之，日本已來到這樣一個時期——那就是必須在全球化經濟新格局大背景下孕育這個老齡化社會中的
“新中產階級”，并加以保障，而不是沉湎于過去，試圖實現“一億總中流時代”的中產階級。
亟須建立新的社會模式
從字面上理解野田首相所謂的“擴大中產階級”，需要實現兩點：一是托起跌入貧困深淵的底層群體，二是從上層群體征收重新分配的資金。有人認為，實現強勢的重新分配政策要建設瑞典式社會福利國家。但不容忽視的一點是，瑞典勞工組織職能強大，在參加型社會中起到核心作用。而在日本，很難說勞工組織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而且，所謂老齡社會，是指和勞動市場毫無關系或者只有部分聯系的退休群體占多數的社會。
對于老齡化帶來的社保財源問題，政府需提出一個“共擔痛苦”的具體藍圖。人們的意識具有受當下社會結構左右的傾向，根據民調結果決定新制度的可取性或做最終決斷是危險之舉。不少人認為，公眾必須承受包括增稅在內的新負擔。問題在于，針對政治權力結構，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進“無禁區改革”。
日本已步入成熟社會，實現和過去一樣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很低。同時，作為各國都未曾經歷的超老齡社會的“課題發達國家”，日本必須建立一種新社會模式。為此，至關重要的是重建一向被視作最薄弱環節的日本政治，首先就要有強勢領導力。
建立新政治經濟模式，需要我們以冷靜的思維和熱切的激情規劃社會制度，而且要看破一個“陷阱”——不要謀求同時實現高生活水平和高經濟增長。據認為，這需要政府持之以恒地通過對話履行說明責任，行政決策迅速及時，而最重要的，莫過于挑戰頑固寄生在現有社會制度中的既得利益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