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日本經濟現狀，多半有種“共識”：實際狀況比統計數據要好的多。我的印象也如此。這里說的“實際狀況”是指國民福利。
論及日本經濟與國民福利，自然而然地會想到日元匯率的變化，這方面的一個猜想是：日本近年名義GDP與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多半靠了日元升值而非實際產出。這個說法自然有待數據分析去證明，但其引出的問題是日元升值對于日本經濟的實際效應，尤其是貿易福利效應。
我的推論是，日元升值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壓低了進口產品的價格，因而抑制了日本國內的物價，另一方面則提升了日本出口貨物的價格，因而廠商受益。下降的進口價與上升的出口價則使本國消費者和生產者同時得利。
這個推論自然與主流經濟學之貿易理論推論相悖。按照標準的新古典貿易分析框架推斷，一種商品的進口價下跌雖然會增加消費者的剩余，但卻會減少生產者剩余，因為分割這兩種福利的重要機制是價格。某種進口品的價格下降會使該種產品的國內生產者的價格也跟著下降，因而減少其剩余。
然而非常清楚的是，這個理論是基于許多假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假定，是說同一類進口貨與國產貨之間在品質上是無差異的，因而彼此是可以完全替代的。然而現實世界幾乎不存在這種完全替代的現象。現實世界一國進口品和國產品大多數是不可完全替代的。日本的情形恰恰如此。
略微看看近年日本對外貿易統計，至少會發現兩個結構性特點：一個是，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東亞，其中中國(兩岸四地)、韓國最重要，東盟其次。日本與東亞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它自東亞貿易伙伴國的進口貨品，多半都屬于國內已經減少甚至停止了生產的低制造附加值環節的產品，這些產品多半由日本企業設計并控制著品牌及附加值較大的環節，而由境外“外包”企業所產。此類產品與其國內制造品替代性很差。其價格因匯率上升而下降，并不會擠占國內廠商已有市場，只會給消費者增加福利。另一個是，最大的貿易流尤其是“出口流”由中間產品構成。其中進口一邊能源與資源密集型產品最多，一次能源幾乎全部依賴進口。而出口方面，中間制造品也最多，其中汽車與電子制造業最典型，一大半產品是將中間品輸往海外組裝的。由于國際價值鏈分工的“循環累積”效應，上述產品的進出口彈性都很小。
日本的例子對于中國有何啟示？既然日本可以假日元匯率效應分割較多的國際貿易福利，那我們自己可否如法炮制呢？還有，人民幣升值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絕對的壞事？“激進式”一步到位的升值是否就比漸進式升值害處大？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要基于變化了的“經濟世界”來分析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