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形容歐債危機，那就是“失血與缺血”共同作用的結果。歐債危機的根源是一些國家長期“寅吃卯糧”式地推行負債經濟模式，加之歐洲高福利帶來社會負擔沉重，以及缺乏創新導致的增長后勁不足。
2011年歐盟完成或者說基本完成了一項重大的任務，就是“止血”。說白了，就是通過一系列的條約、公約、法規，建立了一套加強成員國財政紀律的機制。雖然有人將之稱為“財政緊縮聯盟”，但它畢竟有望約束成員國的財政。
然而歐元區的“造血”，即促進經濟增長功能至今仍未健全。每當成員國政府試圖削減民眾福利，降低政府開支時，總是遇到民眾強烈的抑制，于是我們看到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一輪又一輪大規模示威。“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短期大幅下降社會福利支出，既難以實現，又會給經濟增長帶來副作用。我們看到歐元區的儲蓄率自危機爆發以來不斷上升，這個時候指望公眾增加消費，不太現實。
歐盟雖然在許多場合提出將促進就業與經濟增長，但具體的政策難免會帶來政府支出增長、負擔加重的后果，反而不利于危機的緩解。這也是歐盟領導人所謂要極力避免的“惡性循環”。要打破這種循環，一個好的辦法是通過科技進步，以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利潤。但在近期，我們很難看到歐洲會出現下一輪科技革命的突破。
另一方面，歐洲央行最近實施的再融資操作(LTRO)，雖然能緩解金融體系流動性緊張的局面，但也不容易從根本上解決危機。LTRO實際上是吸引金融機構做無風險套利，它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金融機構買的國債必須是無風險或低風險，且高收益的。而那些風險較高的國債，如希臘、意大利的國債，很難入得了金融機構的法眼。而受到歐盟條約的限制，歐洲央行也不大可能效法美聯儲，搞量化寬松或為政府債券擔保。
由此看來，真正能使歐債危機出現轉機的，恐怕只有歐元貶值一條路了。從1929年大蕭條的經驗來看，率先實施貨幣貶值的國家，也是最早從衰退中復蘇的國家。歐元區實際是一個由情況各異的國家通過單一貨幣的紐帶強行捆綁到一起的經濟體，其中強勢經濟體如德國，依靠其強大的工業與科技實力，在歐元堅挺的時候一樣可以實現經常項目的盈余與經濟的增長。但一些“南部國家”如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對歐元匯率的敏感度要大得多。
如果歐元能有序、有控制地貶值，這些國家的財政狀況會立即緩解，并給市場帶來穩定。加之歐盟之前所做的各種努力，將使歐債危機由“惡性循環”逐漸變成“良性循環”。俗話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危機的解決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歐元走上貶值道路之日，也是歐債危機曙光初現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