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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數據顯示，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累計遭受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國外貿易救濟調查690余起，涉案金額約400億美元。其中，來自美國的約100起，歐盟發起的有70余起。中國已連續16年(1995-2010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5年(2006-2010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
雖然近兩年中國遭受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數量和金額均較2009年有所下降，但值得關注的是非傳統的貿易摩擦強度大增。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調查專員宋和平表示，隨著我國制造業及工業制成品參與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加大，客觀上會形成貿易摩擦和產業沖突增多的局面。我國現已成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和首要目標國。同時，貿易摩擦不僅體現為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限制措施，也將愈發突出地表現為經濟發展的戰略、政策、體制等宏觀層面的碰撞與沖突。人民幣匯率自主創新、新能源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投資環境、市場準入等會成為貿易摩擦的新熱點。
歐美同學會留美分會理事程永如表示，隨著中國制造業及工業制成品參與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加大，客觀上形成了貿易摩擦和產業沖突增多的局面。未來，貿易摩擦的形勢將更加嚴峻。規則博弈、制度競爭、公共選擇、匯率之辯，是今年乃至未來貿易摩擦的主要特征。中國與歐美等國家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并伴隨產業發展、價值鏈攀升向縱深方向發展。
趨勢一 延伸至制度與體制層面
過去的貿易摩擦主要是針對某個產品，是小范圍的摩擦。后來，逐漸發展到產業與產業間的摩擦。近些年，歐美對中國的責難更多集中于知識產權保護、匯率制度、外資企業投資環境等制度層面的問題，和政府補貼、國有企業等體制性的問題，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未來沖突會更加激烈，戰略性會更強，涉及更高層面的問題。
入世之初，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限制主要是通過關稅、許可證和配額制來實現。現在非關稅壁壘法律制度作為保護手段已司空見慣。近些年，其他國家利用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非市場經濟地位”頻頻對中國發起貿易摩擦。采訪中，專家提示，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反補貼，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反補貼作為一種潛在的摩擦手段開始漸漸浮出水面，今后對中國補貼的責難或將成為貿易摩擦的焦點。
今年5月，歐盟委員會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征收高額的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這是歐盟首次揮舞起“反補貼”大棒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而美國對中國新發起的反補貼調查也在近年激增。
反補貼紛至沓來的同時，我國出口信貸政策、匯率政策也頻頻遭受歐美以“提供補貼”為由的責難。“種種跡象表明，歐美已經盯上了中國補貼。”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副院長屠新泉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預計今后反補貼調查將成為貿易摩擦的焦點領域，中國應該引起格外關注。
屠新泉分析說，一方面歐美之前常用的貿易救濟手段，比如匯率、反傾銷等，他們感覺對于平衡與中國貿易的作用還不明顯。以匯率為例，自2005年初至今，人民幣實際匯率已經升值超過20%，但是美國對華逆差狀況依然沒有太多改善，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幣升值對減少貿易逆差作用不大。另一方面，也是在為“后市場經濟”時期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布局。
歐美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所以在反傾銷調查中常常用第三方替代國來計算中國企業的成本，當替代國和中國的成本計算結果差距很大，就會被裁定為反傾銷。而選定的第三方替代國的成本往往遠遠高于中國國內成本，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
但是，按照中國入世時的承諾，最晚到2016年之后，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條件將自動失效。國綱華辰律師事務所律師陳爾怡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可以預見到，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得到承認后，反傾銷將不再會是中國主要的貿易壁壘。因為事實上，如果用中國企業的實際成本計算，很多案例都是不存在傾銷的。而相應的，對中國補貼的質疑和責難就會多起來。
陳爾怡說，反補貼與反傾銷最大的不同在于，反補貼將中國政府列入調查范圍，是政府政策和體制遭受質疑。除了給企業造成影響外，也會影響政府政策的實施。
英國《金融時報》曾報道稱，歐盟貿易委員會內部人士認為，反補貼案件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有助于曝光中國企業享有的不公平優勢，包括政府提供的廉價土地和融資。歐方相信，這些不公平優勢對中國的強大出口能力不可或缺。
“對中方來說，這比反傾銷案麻煩得多，因為現在我們直指中國制度的核心。”一名歐盟官員表示。這名官員把歐美對中國銅版紙發起的反補貼案件比作“向母艦發射一枚魚雷”。
屠新泉分析說，他們的責難圍繞著一個核心，就是認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來自政府。美國當年對日本也是這樣，質疑日本的行會、財閥等，經常敲打日本的體制問題。他提示說，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的焦點已經沿著產品——產業——制度——體制的路徑在逐漸升級。
趨勢二 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壁壘成為新掣肘
新貿易壁壘著眼于人類健康、安全及對環境的影響，有些還涉及國內政策和法規。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以產品質量、食品安全為借口，對我國出口產品采取限制措施。
深圳市世貿組織事務中心主任張金生介紹說，據評估分析，2010年深圳市由于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直接損失額約為47.57億美元，出口新增成本約為57.17億美元，約有54.9%的出口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連續兩年，深圳市遭受國外技術貿易措施的直接損失和出口新增成本都超過百億美元。
“當前，深圳遭遇系統性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機會越來越大。”張金生說，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原來只是針對單一產品采取單一措施設置技術壁壘，現在已經逐漸發展到針對大類產品采取系統性的綜合措施。如歐盟耗能產品(EuP)指令以及化學品注冊、評估、許可和限制(REACH)法規等等。碳排放標準、碳稅和碳配額規則的制定權由發達國家掌握，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準入門檻越來越高。
以歐盟REACH法規為例，這項法規于2007年6月1日正式生效，這項法規使中國面臨入世以來最大的貿易壁壘。業內專家指出，由于所有物質檢測和注冊的費用均由企業承擔，保守估計我國企業每年為REACH所要負擔的成本為5億-10億美元。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與歐盟在化學品領域的雙邊貿易額每年超過230億美元。中歐雙邊貿易總額2006年達到2700多億美元，歐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表面上看，上述法案只是針對化學品，影響的是中國化工產品的出口。然而，化學品不過是冰山一角，它影響的是幾乎所有商品，因為幾乎沒有商品不使用化工產品。專家估計，因為REACH，中國與歐盟的貿易全部受到影響，家電紡織、服裝、鞋業、玩具、輕工、電子、汽車、制藥等均會受到波及，整個中歐貿易格局乃至其上下游產業格局都將面臨一次重大洗牌。
再比如，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所推崇的碳標簽制度。一方面這將導致一些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企業由于生產的商品含有更多的碳排放量，在出口目標市場上不具有競爭優勢，容易被趕出發達國家的市場，而環保型的生產方法和技術需要較高的投入，無形中將增加出口企業的成本壓力。
“碳標簽”主要針對出口產品，作為全球化產業鏈條上的供給方，目前中國還沒有推出“碳標簽”。由此，中國大部分外貿型企業在國際形勢要求下勢必要采取相應的措施。“碳標簽”的實施需要核定生產過程中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勢必會為企業帶來一定的影響，給廠商帶來額外成本，同時，如何將企業的產品總碳值降低也隨即成為企業必須思考的問題。低碳經濟給企業帶來的外部壓力已逐步顯現。
專家表示，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政府應將技術標準化工作提到戰略高度。首先，要加快技術標準制定、修改和補充，完善我國技術標準法規體系。其次，加強對技術標準化工作的統一協調管理，建立權威性機構統一管理有關部門、行業和產品的標準化工作、規范技術標準的制定和修訂程序。再次，完善我國產品認證制度，與國外權威認證機構建立互認機制。最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標準化制定工作，在國際標準征求意見中做出實質性表決，利用世貿組織平臺與主要國家建立標準化戰略聯盟，增強話語權。
趨勢三 清潔能源等新興產業將成“重災區”
正是因為近些年中國制造在不斷沿著價值鏈攀升，使得歐美等國家感受到了來自中國企業的威脅，于是他們紛紛將矛頭對準中國的新興產業。
張金生表示，過去，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占深圳外貿出口絕對比重的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逐漸成為貿易摩擦的主要領域，LED產業以及中興、華為等深圳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頻頻遭遇貿易摩擦。
今年10月19日，以SolarWorld公司為首的7家美國光伏電池廠商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對來源于中國的晶硅光伏電池產品提起雙反調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和美國商務部已分別于10月19日和11月8日予以立案。
而就在去年10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華清潔能源啟動301調查。此后不久，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發布了一系列數據，用以證明中國清潔能源補貼導致對華貿易逆差激增，并稱清潔能源領域可以為美國提供大量高薪職業，該行業在全球化和對華貿易逆差增加的背景下受到很大打擊。
今年5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布了一份知識產權報告，這份報告涵蓋對中國知識產權侵權現狀的詳盡調查結果，以及中國知識產權侵權和促進本土創新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并將矛頭直指風能、電信設備(移動電話)、軟件、汽車、民用飛機及其組件等中國新興產業。
業內人士表示，把矛頭指向中國的清潔能源，這反映了美國企業和政策制定者的一個憂慮，即一度局限于鞋類和自行車等產業的中國出口，正向價值鏈上方快速攀升，對美國的高端制造商構成威脅。
專家表示，一方面為了防止出口過度集中而導致相關國家發起貿易救濟措施，引發貿易摩擦，我國相關部門應從政策層面和實際操作層面入手，協助企業拓展其他海外市場；另一方面，我國還應重視解決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的非正式渠道的建立。面臨對華貿易救濟調查，我國在充分利用WTO規則進行回應的同時還應重視建設非正式渠道，即通過院外游說的方式影響進口國政府的政策。由于貿易救濟決策過程屬于政府的公共選擇行為，是各種利益平衡的結果，利用院外游說來打破原有利益平衡，影響政府決策是較為有效的。
趨勢四 貿易爭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
發展中國家近期對華貿易救濟措施的增加，主要是因為在金融危機之后，歐美市場需求不振且短期復蘇不太可能，中國企業采取市場多元化戰略，很多產品轉而出口至新興經濟體國家。且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程度相似呈現出更多競爭的因素。因此，隨著出口量的增加，摩擦增多也是正常的。
我國傳統優勢出口產品領域呈現出摩擦國別擴大和救濟措施疊加的勢頭。與我國發生貿易順差的國家正在從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逐漸轉向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相近且比較優勢趨同的發展中國家，這類國家外貿依存度較高、相互間的貿易摩擦也更為激烈。
《經濟參考報》記者根據商務部公開信息初步統計，今年前八個月，來自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涉華貿易救濟案件已經多達約40起，其中新發起的案件14起，反傾銷12起，反補貼1起，保障措施1起。產品涉及電扇、電加熱器、不銹鋼餐具、無縫鋼管、鋼釘、草甘膦等。
值得注意的是，4月18日，巴西對我涂鍍板發起反傾銷調查，這是巴西今年對我發起的第二起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逾3億美元，為巴西歷史上對我發起的涉案額度最大的反傾銷案；5月16日，巴西對原產自中國的合成纖維毯發起反規避調查，這是巴西對我發起的首起反規避調查；7月12日，墨西哥對原產于中國的三水阿莫西林開啟“雙反”調查，該案為拉美地區對中國產品的首起“雙反”調查。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白明表示，發展中國家近期對華貿易救濟措施的增加，主要是因為在金融危機之后，歐美市場需求不振且短期復蘇不太可能，中國企業采取市場多元化戰略，很多產品轉而出口至新興經濟體國家，使得其國內產業感到了競爭壓力加大。而且，中國和發達國家的貿易更多是互補，而與發展中國家則由于經濟發展程度相似呈現出更多競爭的因素。因此，隨著出口量的增加，摩擦增多也是正常的。
此外，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陰霾的背景下，復蘇緩慢，國內經濟壓力加大，也是其國內貿易保護涌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救濟措施，相比起來自歐美地區的，可能更加難以應對。業內人士指出，歐美市場是我國出口產品的主打市場，從制度建設到程序履行都比較規范且嚴格，市場秩序良好，有章可循。而新興市場，由于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都比較落后，同時也是我國企業開拓得比較晚的市場，各方面還不夠規范和成熟，因此在信息披露、糾紛處理等方面都不夠順暢。
此外，拉美國家多使用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語言障礙大，國內熟悉當地語言、文化、法律、貿易規則的人才少。而發展中國家對我貿易救濟增多也是這幾年才出現的趨勢，應對經驗相對較少。因此，應對來自這些地區的貿易摩擦，無論對中國政府、協會，還是企業，難度都會很大。
對此，專家表示，應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建立和完善政府間的貿易救濟合作機制非常必要。比如說，今年3月，阿根廷工業部對原產于中國的塑料注射器反傾銷調查做出終裁，接受應訴企業的價格承諾方案，根據不同產品規格執行0 .0179到0.4629美元/件不等的FOB(裝運港船上交貨)最低限價。這是我國與阿根廷乃至整個拉美地區，首例在政府牽線搭橋下通過推動業界對話達成的價格承諾。既保證了我國在阿根廷注射器市場份額，又促進了出口經營秩序的健康發展。而這正是政府間多次磋商交涉的積極結果。
政府、協會、企業的積極聯動是應對摩擦化解分歧的重要保障。涉案企業應積極應訴，有關進出口商會應積極參與對企業應訴進行指導，并與國外起訴方對話溝通；政府主管部門應高度重視業界訴求，與國外政府交涉磋商，維護企業利益。此外，在現有機制下，通過業界合作解決貿易分歧也存在很大的空間。
白明認為，在應對來自新興經濟體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經驗不足或者之前沒有遇到過的問題，無論是政府、協會、還是企業從一開始就要重視并且注意積累經驗。就企業層面而言，中國企業要提高自身產品的競爭力，追求差異化競爭，與新興經濟體市場產品結構盡可能錯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