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這樣一個國際組織，對許多國家來說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情。可對于中國來說則遠非如此。這一方面是中國自身具有的巨大市場潛力，對許多國家來說充滿誘惑；另一方面在于世界市場對中國更為開放，“中國制造”經過長期積累迸發出的潛在競爭力令各國擔憂。利益之爭是永恒的話題，無論是零和還是超越零和的雙贏，都是如此。
伴隨入世，帶來很多話題，其中之一便是規則。在“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的宏大格局下，廣義的規則意識深入人心，無論是官員還是普通民眾，遵守國際規則成為當時廣泛的共識，至今十年，依然在影響著我們，也為我們帶來了巨大變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國際規則這一概念逐漸分化，一種是基于國際交往中形成的國際慣例，這是一整套維系國際政治和經濟關系運行的基本行為準則，另一種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狹義的規則，是在WTO框架下的協議。而這種協議，包括慣常的多邊協議，以及基于雙邊談判成果多邊化的協議。協議確立的規則是必須遵守的，這是現代公民基本法律意識的內在體現，也是約束現代國家行為的規范。
但是，當我們遵守和執行規則的時候，我們發現，規則本身并不清晰，規則存在不少談判過程中的妥協，以及國力不同、談判地位和能力不同、需求階段不同、專業追求不同而導致的規則不公。這首先是國際法有別于國內法的重要特征，其次也是現實政治的內在邏輯和必然選擇。抱怨規則不公是沒有用處的，但是，不公的規則在解釋上的裁量權過大和各方對此的回避，自然使得不公的規則雪上加霜。
入世后，人們發現，非市場經濟、特保等條款無論從法律意義上還是現實意義上講都是值得關注和深思的。嚴格來說，非市場經濟、特保等并不是入世帶來的，非市場經濟在美歐、特保在美國的國內法中是客觀存在的，只是伴隨入世而顯現了，并被規定了一定的期限。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入世的一種勝利，是對美歐的一種制約；而從另外一個層面講，美歐等少數國家的實踐做法在中國入世過程中通過最惠國待遇被多邊化，也給其他WTO成員提供了搭便車的機會，這也是需要予以關注的。
入世后，世貿成員在監督中國履行承諾的同時，中國也在監督各成員的行動。防止特保和非市場經濟的濫用，成為中國入世過渡期的重要任務。這種格局和態勢決定了規則博弈成為入世十年的主要特征，也讓規則這一話題對于中國來說異乎尋常的沉重。特保條款2013年到期，其危害已基本結束；非市場經濟的字面到期日是2016年，而現實情況則遠非如此。隨著中國要求美歐在政治層面承認市場經濟地位，歐美的技術層已早早開始了后2016的準備。這不僅是利益決定的，也是政治、經濟模式的差異和對政府干預市場的不同理念引發的。非市場經濟問題短期內難以鏟除，長期內也會產生變種。這種變種日益隱蔽，需要我們持續的跟蹤，稍不留神就會釀成大患。而政治層面的交涉已遠遠不夠，技術層面的監督跟蹤已不是無足輕重，而是至關重要。圍繞這一問題的紛爭將是長期的，且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印度等主要貿易伙伴，我們對此要有長期艱苦的思想準備。
入世十年，我們認識到，規則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演進的。規則有時又是移動的靶子。規則澄清十分重要，規則跟蹤十分重要，規則談判十分重要，規則博弈同樣十分重要。制衡是規則博弈的重要手段，這種制衡不是簡單的報復和以牙還牙，而是橫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多領域的綜合談判能力和綜合籌碼。部門協調的加強是避免簡單報復的理性選擇，也是推動雙向市場開放的不二法則。 （本文作者供職于商務部，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