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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由于美國經濟數據欠佳以及希臘突然決定就是否接受歐盟新一輪救助方案進行全民公投的影響，紐約股市三大股指重挫逾2%，其中道指跌幅接近300點。記者
申宏 攝 |
秋盡冬來，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仍陰霾重重，美國經濟前景堪憂。由中國美國經濟學會主辦，河北大學經濟學院、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承辦的“2011年美國經濟學會學術研討會”日前在河北大學召開。來自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武漢大學等40余家高校與研究機構的100多位代表參加了研討。
此次會議主要研討了后危機時期的美國經濟走勢、中美經貿關系、美國財政貨幣政策走向、美國產業新動態等。專家們認為，美國經濟將步入漫長的多事之秋，但他們正致力于支持新興產業創新，從而帶動整個經濟復蘇。其在1200億美元的科研計劃中，僅新能源、生物醫學、航天、海洋等領域的基礎性科研投入就占49%，這一點應引起我國政府及有關領域的高度重視，勿失新興產業發展時機，增強國際競爭力。
美國經濟將步入漫長的多事之秋
重重矛盾繼續拖累美國經濟
在談到美國經濟前景時，中國美國經濟學會會長陳繼勇教授認為，2009年第二季度美國GDP達到低谷，之后，呈現逐步攀升態勢，至今年第二季度基本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為149968億美元。
來自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的專家則認為，無論是二元結構，還是債務問題都仍在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經濟，這兩者很難在短期內解決，美國經濟也將因此仍在低迷中長期徘徊。“2008年以來，已經有近1400萬人失業；近10%的美國家庭喪失抵押品贖回權；28%的按揭房屋所有人為負資產；中等收入家庭實際收入已下跌10%。”而收入下降，增長低迷和失業率高企更多是由于全球化的現實，不是國內需求不足，因此，奧巴馬政府的刺激政策將無法解決現實問題。
債務危機凸顯衰退風險上升
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目前正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泥潭中掙扎，以國債與GDP之比為指標衡量：美國已突破100%；歐洲整體上已達到80%，其中“歐豬五國”均接近或超過100%；日本更是高達220%，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一比例在未來年份還將繼續提高。
來自社科院的專家指出，事實上，主權債務危機由來已久。各大國的債務與GDP之比的最高紀錄是英國1815年創造的，為275%，1945年為250%；法國1932年為150%，1945年為110%；美國1945年為115%；希臘和意大利1999年為100%。
為什么美國本次債務問題會引起國際社會如此高度關注？北師大教授趙春明認為原因有四：一是美歐債務危機相繼爆發；二是國會對提高債務上限議而不決；三是美國長期主權債務評級首次遭遇下調；四是中國是美國最大債權國。
對于美國的主權債務問題，與會的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的觀點如下：人類在創造國債的同時也能夠摸索應對債務危機的手段；主權債務危機如同無法治愈且不時發作的慢性病，將在長時期內伴隨人類社會；今天的發達國家都屬于國債游戲最早的且仍舊在玩的一批大玩家；目前發達世界經歷的債務危機并不比之前經歷過的危機更危險，因而它對當下和未來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可能比多數人認為的要小；和以往的歷次債務危機類似，本次危機也有一些解救的出路，至于選擇哪一種或哪幾種，則取決于政治上的可行性；這輪債務危機對某些經濟體也孕育著機會，能否充分利用，事關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債務危機將破壞信用，損害市場，加劇經濟波動，綜合其他因素可以大致判定，未來一年內，發達經濟體出現衰退的風險上升，并進入一個長達3年左右的低速增長期，全球經濟亦受此拖累。
企穩因素亦不容忽視
關于美國當前的經濟狀況，有與會專家提出，雖然美國經濟已經陷入某種困境，但我們要防止因此被一些表象誤導，做出錯誤的判斷。數據顯示，美國經濟企穩的因素不容忽視。
——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逐步企穩。2010-2011年美國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總體回升，情況有所好轉：2011年第一、二季度的個人消費分別增長2.1%和0.4%，第二季度個人消費雖急劇下降，但主要來自汽車銷售季節性下降，這屬臨時因素，進入三季度，汽車銷售還有強勁增長；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的私人投資增長率分別為1.2%、8.7%，固定資產投資也明顯加快，其中設備與軟件投資增長率均保持在年率8%左右。
——公司利潤出現恢復性增長。美國非金融公司的利潤從2009年第一季度的66503億美元增加至2011年第二季度的72394億美元，增幅達8.9%。
——出口有所增長。2010年四個季度美國出口對GDP貢獻的百分點分別為0.86、1.19、1.21和0.98；2011年第一季度出口的貢獻則達到1.01個百分點。2011年上半年商品出口額7219.31億美元(未經季節調整)，同比增長17.9%，絕對額增加約1100億美元。
——就業有所增加。美國失業率從金融危機前的4.6%急劇攀升至2010年的9.6%，盡管政府多管齊下，創造就業機會，但截至今年8月，美國失業率仍居9.1%高位。目前看，美國就業形勢總體仍不容樂觀，但今年7月起，第一產業、制造業、服務業等增加的就業人數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1.6%、1.4%、0.87%。
——勞動生產率、科學技術仍領先于世界。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決定一個企業，或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大小。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陳寶森認為，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主要發達國家中仍處領先地位。以1973年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100，從1973年到1996年，日本僅相當于它的55%，德國為73%，法國為66%，英國為52%，荷蘭為77%，瑞典為66%。1996年仍以美國為100，至今，日本僅相當于它的74%，德國為82%，法國為84%，英國為67%，荷蘭為97%，瑞典為90%。說明此間，美國同其主要競爭對手的優勢雖有所縮小，但仍然領先。另據美國2010年統計摘要顯示：1995年-2000年間，美國的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為2.1%，2000年-2008年也是2.1%。在此期間歐盟27國的數據是2.1%和1.5%。這說明美國的競爭優勢依然存在。
陳寶森說，近年來，雖然中印韓三國的科技投入增長很快，然而，他們的專利、科技出版物和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次數遠遠低于美國。另外，其他國家的科技隊伍增加人數并沒有超過美國，歐盟15國科研人員的增長同美國相當，日本則顯著低于美國。此外，有70%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在美國受聘；還有，歐盟15國和日本在創新專利的增長上慢于美國。在經合組織工業化國家獲得技術發明專利中，美國占38%，在被引用的出版物中美國占49%，在引用最多的出版物中，美國占63%。
美國財政貨幣政策損人不利己
2008年以來，美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美聯儲通過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大幅降低利率，聯邦基金利率從2007年8月的5.25%，下降到2008年12月的0-0.25%的歷史低位。2011年8月美聯儲宣布繼續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歷史低位至2013年中期。
2008-2009年，為穩定經濟，抑制危機深化，美國政府先后頒布《2008年經濟促進法案》、《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案》和《2009年美國恢復和再投資法案》等法案，通過救助問題資產、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穩定經濟；通過稅收返還和稅收減免，促進居民消費；通過稅收優惠、聯邦合同、補助和貸款等，激勵企業投資。2010年以來實施以金融改革和促進就業為中心的財政政策，美國政府頒布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旨在全面提高金融機構的責任和金融交易透明度；終止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補助企業，限制大金融機構規模擴大和參與高風險業務，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和改革金融監管體系等。而《小企業就業法案》、《員工雇用法案》、《國家出口指導》、《稅收減除、失業保險重新授權和創造就業法案》等一系列法規的實施，則將增加就業作為主要目標。
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產生負面影響
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路研認為，美國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美國經濟調整的自我選擇，它損人不利己，并已經對世界，尤其是對中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加大了中國輸入性通脹壓力；給中國出口企業帶來沖擊；促使國際熱錢流入，加大中國治理通脹難度；威脅中國外匯儲備安全；影響中國經濟健康發展。
美國的財產稅：國民認可度低
來自河北大學經濟學院的裴桂芬教授介紹，美國現行財產稅主要由地方政府征管，征稅對象是居民的各種財產，主要是不動產，包括居民住宅、商業不動產、工業不動產等。其稅基按財產的評估價值；稅率原則是量入為出。次貸危機后美國的抗稅風潮再起，南卡羅來納州已經通過立法，提高3%的州銷售稅，完全取消房產稅。美國財產稅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國民認可度低，54%以上美國選民認為這是最壞和不公平的稅種，原因包括：雙重納稅：房屋是稅后收入積累的財富，形成雙重納稅問題；稅負與當期收入不匹配，如果出現失業或疾病等引起現金流的斷裂，房屋將被沒收或被拍賣。
裴教授提醒，美國財產稅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必要征收房產稅；中國征收房產稅的意義主要在于抑制房屋投機買賣行為，日本有過成功的先例；房產稅制度的出臺必須建立完善的配套措施，如稅收優惠或保護措施等。
美國尋找新的產業支點
美國政府致力于加大投入以支持新興產業創新從而帶動經濟復蘇。根據《2009年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信息、醫療、新能源、環境保護等新興產業成為國家優先發展的領域。同時，政府極為重視新興產業的創新，在1200億美元的科研(含基建)計劃中，僅新能源、生物醫學、航天、海洋等領域的基礎性科研投入就占49%。
新能源產業：全面推進重點突破
來自武漢大學經管理學院的胡藝老師介紹，美國政府發展新能源經濟的總體思路是，說服公眾相信清潔能源的重要性；借力新能源產業實現本輪經濟復蘇；制定標準奠定新能源發展基礎；全面推進，重點突破，邁向新能源時代。
但是，胡藝博士認為，受到金融危機、財政赤字、國內政治博弈等因素的影響，美國的新能源政策和產業發展存在政治方面、市場方面、技術方面等多重不確定性。胡藝提醒，中美互為經貿伙伴，兩國在該領域的競爭必將更為激烈，以上不確定性也將對中國及國際能源市場價格產生負面影響，中國必須早做準備。
文化產業：逆勢而上特征明顯
美國文化產業在全球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中美經濟學會秘書長、武漢大學經管學院張彬教授指出，在圖書出版以及文化娛樂服務出口方面，美國表現出極強的國際競爭力，2007年出口額為144.23億美元，是法國的7.4倍，中國的45.6倍。“與制造業等其它傳統行業相比，美國的文化產業具有抗危機性，其在歷次經濟危機中均表現出逆勢而上的發展特征，2009年美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比2008年下降了15.4%，但文化產業中的文化與娛樂服務出口額卻比2008年提高了2.6%。”
張教授認為，自由市場與知識產權保護，政府財政與稅收優惠，加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如美國在線時代華納、沃爾特·迪斯尼、維亞康姆和新聞集團等，構成美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
美國企業：仍是世界500強重要主體
武漢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肖光恩博士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鼎盛時期已經過去，但美國仍然是世界500強中擁有跨國企業數量最多的國家，美國跨國企業仍然是世界500強的重要主體。
“一國擁有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及其跨國企業在世界500強中的排名，通常也是一國國際競爭力度量的重要指標。在1996到2010年之間，美國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量經歷了由少增多再到由多到少的變化。1996年，美國跨國企業在世界500強中占153家，為500強企業總數的30.6%，此后，不斷增加，2002年，達198家，為500強總數的39.6%。但自2003年起，這一數量逐年下降，2010年，為141家，占500強總數的28.2%。”肖光恩博士補充說：“盡管自1997年起500強企業年均生產效率出現在波動中下降的趨勢，但其中的美國企業年均生產效率卻在波動中上升。因此，密切觀察美國跨國企業國際競爭力是否有逐步恢復的可能性是十分有意義的”。
中美經貿關系不斷出現新摩擦
與會專家介紹，以當前匯率計算，發達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的比重約為60%，新興經濟體約為40%。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目前兩者比重幾乎相當。在可見的未來幾年，新興經濟體仍將以每年至少5至6倍的增長速度快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增長模式也因此將難以為繼：即使發達國家的市場規模能夠保持現狀，也無法容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數量，因為它比以前大得太多了。中國也正面臨同樣的新難題，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就是這一結構的產物。
匯率案出臺：旨在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
美國參議院2011年10月11日通過《2011年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研究中心主任何偉文從經濟、政治、外交等幾個方面分析了此法案出臺的深層次原因。
經濟上：首先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居高不下。中國占美國全球商品貿易逆差，2000年不足1/5，2005年超過1/4，2007、2008年均上升到約1/3，2009年雖然對華逆差減少，但對全球逆差減少得更多，結果比重反而上升到接近1/2，2010年僅略有下降；2011年上半年雖然進一步下降，但仍接近40%。再是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大幅上升。美議員認為原因是中國央行長期持續購進美元，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所致，因此構成“匯率操縱”。
政治上：視線轉移。大選時段，拿中國做替罪羊，轉移國內對經濟現狀不滿的視線。
外交戰略上：美國“重返亞太”的整個戰略是遏制中國。認為壓人民幣升值可以有力地壓制中國經濟強勢。
為修改國際規則做進一步準備。美國打算在國內就匯率問題立法后，在IMF活動，形成后者的規則。然后以此為據，在WTO力推修改雙反規則。從美國力推TPP，制定國際貿易新規則的態勢看，這樣做符合美國利益。
強力推進TPP：旨在爭奪泛太平洋經濟發展中的主導權
二戰之后，美國構筑起以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GATT/WTO)體系下的多邊貿易自由化政策為基礎的世界經濟戰略框架。1989年成立的APEC以東盟發展中國家為主，違背了美國的戰略意圖。因而美國在2006年提出了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構想，旨在進一步實現貿易自由化。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簡稱TPP(Trans- 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則是美國實現FTAAP構想的核心框架。中國美國經濟學會原會長周茂榮教授認為，美國積極推動TPP旨在遏制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它拋開APEC，通過TPP談判，在WTO之外解決邊界線內的貿易問題，爭奪和維持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主導權，同時獲取該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好處。
限排減排博弈：中國應倡導建立協商機制
美國既是排放大國，又是技術大國，涉及美國減排導致的經濟體博弈對中國影響重大，而在多方涉及，多種利益的博弈下，一方減排未必導致整體減排，有時甚至導致整體增排。來自社科院的王孜弘研究員認為，技術水平的差異決定了各經濟體產量的邊際排放傾向不同。在需求不變條件下，產量的邊際排放傾向較低的經濟體若通過限制與減產進行減排，其結果將是產地的轉移，進而導致全球范圍內的增排。
考慮到美國總體技術水平較高，在需求不變條件下，中方在中美減排博弈過程中，應更多地促使美國提供技術轉讓而不是通過減產進行減排，同時要求美方避免采取那些境內減排，但卻可能導致全球范圍內增排的不負責任的減排行為。如果中國通過限制或減少產量的方式減排而全球總需求不變，供給缺口將被那些排放密度或邊際排放傾向高于中國的經濟體填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其結果同樣是全球總排放量的增加。因此，中方在減排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其他經濟體的互動與博弈，即使中方不宜提倡建立全球范圍內的監督與通報制度，但是，促使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信息披露與協商機制，目前已相當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