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9～30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在海口聯合召開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來10年的中國”為主題的第72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來自中央有關部委、研究機構、高校和24個省(市、自治區)的官員學者，德國、印度、俄羅斯、挪威、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的國內外專家400余人參加本次論壇。與會專家就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前景與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風險進行了深入探討。
世界經濟面臨不確定性，中國難以置身之外
世界經濟增長不容樂觀，挑戰嚴峻
對未來幾年的世界經濟增長，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專家們普遍不容樂觀。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指出，世界經濟正處在二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最重要一個結構變動之中，不確定性明確增多。未來一段時間世界經濟有四個方面需要高度關注。一是二次衰退的風險。歐洲已經進入二次衰退；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掉頭向下，第三輪量化寬松(QE3)箭在弦上。世界經濟很有可能陷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局面。二是歐洲債務危機。歐元的崩潰是有可能的，這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三是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帶來新的影響。有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巴西等，有可能會出現國際收支困難，甚至引發貨幣危機。四是今后一段時間全球金融將處于無規律的動蕩之中。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指出，雖然歐盟通過解決債務危機的政策安排，但經濟恢復增長仍然是困難的，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普遍低下的民意很難在短期內解決。歐美經濟全面恢復需要很長時間。
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指出，亞行對于日本、美國及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預測是，2011年為1.3%，2012年為2%，亞洲(不包括日本)2011年和2012年增長都將達到7.5%，主要是中印在推動。韓國開發研究院院長玄旿錫指出，世界經濟還存在著不穩定性，風險在進一步積累。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是由世界經濟不平衡所帶來的，走出危機必然要求形成新的平衡。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朗哈默爾認為，需要強調世界經濟下行的風險和復雜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二是金融危機惡化使決策環境更加復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代表賽義德也認為，現在世界經濟正處在危險階段，人們對國際市場信心在下降。
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再平衡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教授指出，2010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第一，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第二，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國；第三，中國出口超過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這些意味著中國經濟在迅速崛起。13億人的大國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教授指出，中國未來5～10年的轉型與增長，不僅對中國中長期發展具有歷史性影響，而且對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與恢復增長也將起到越來越大作用。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指出，未來10年中國的發展，不僅要引領世界經濟增長，還要有擔當國際道義的意識，要為全球經濟平衡發展負起責任。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指出，IFM預測2016年有可能中國引領世界，目前“國際化正在融入中國”，需要中國扮演大國角色。
OECD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雷森認為，中國地位在繼續上升，世界經濟中心正在東移。發達國家已經很難起到世界經濟增長引領的作用，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東方需要在這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比較樂觀，但也面臨巨大挑戰
中國經濟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長
與會專家對中國經濟增長普遍持較為樂觀的態度。遲福林指出，從經濟增長的長周期看，未來10年，盡管國際市場有可能繼續動蕩與萎縮，中國經濟仍將處于上升的通道。由于人口規模、經濟結構等因素，中國并不缺乏新的增長點。例如，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至少還有10～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這可以為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保持8%自由的增長提供重要支撐。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如果最終消費率從47%提高到65%，并且能夠保持和GDP同步增長，資本形成率降到35%，我國仍然能夠保持9%～10%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資源與能源的消耗可以大幅度下降，全面福利水平提高1/3。
莊巨忠指出，亞行預測，2011年和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分別為9.3%和9.1%，2010～2020年可以達到8%的平均增長，2020～2030年可以達到6%的增長，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OECD經濟學部中國問題研究主任赫爾德認為，中國還有廣闊的增長空間，未來10年中國還會保持較快增長，5～6年后中國有可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20年，中國將有一半的省份成為高收入地區。
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在增加
遲福林認為，當前“增長主義”理念還相當普遍。判斷未來5～10年的中國增長前景，重要的不是預測經濟總量何時能超過美國，不是何時能進入“高收入水平”國家行列，而是要考慮普遍存在的“增長主義”理念怎么扭轉、由“增長主義”帶來的結構扭曲怎么校正、體制改革如何突破等等，否則，經濟風險將很難避免。
曹遠征指出，到2011年三季度，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兩個回落：一個GDP增速開始逐級回落，二是CPI開始回落。這個回落是在預期之中的。但從回落結構看，反映出中國中長期的因素開始在發揮影響。第一，世界經濟可能長期低迷，中國出口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第二，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劉易斯拐點”出現；第三，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正在加快。第四，資源和能源約束越來越嚴重。從短期看，中國經濟面臨兩個挑戰：第一，經濟增速開始下滑，而且下滑不斷加速，有可能出現“落差過大”；第二，結構性通貨膨脹問題突出。為此，2012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走向還是維持2011年的基調，即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需要微調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要更加積極一點，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偏寬一些。
張燕生指出，目前世界出現多個變化：一是全球貿易和投資的保護主義抬頭；二是全球治理舉步維艱；三是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動蕩越來越多。這些給中國經濟帶來許多不確定性因素。
中央黨校前副教育長王瑞璞認為，中國未來發展面臨三大風險：第一是經濟風險，具體表現為環境破壞、能源資源短缺、人口就業壓力等；第二是社會風險，例如貧富兩極分化、城鄉和地區差別較大；第三是政治風險，例如政府自身建設等問題。
莊巨忠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增長面臨兩個下行風險：第一，工業化國家增長不如以往，對亞洲出口帶來影響；第二，通貨膨脹率較高。亞洲2011年通貨膨脹可能達到5.8%，2012年可能達到4.6%，這加大了宏觀經濟穩定的難度。
玄旿錫指出，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把國民收入增長和生產力提高結合起來。積極一面是可以促進國內需求增加，消極一面是提高了企業成本，可能會使中國喪失比較優勢，降低GDP增長速度。
未來10年中國經濟發展關鍵在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不容忽視
遲福林指出，快速增長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現“成長陷阱”，即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沒有帶來多數人福祉的增加，反而積累和造成大量的社會矛盾。“中等收入陷阱”是“成長陷阱”的一個方面。中國要避免“成長陷阱”，需要改變普遍存在的增長主義傾向、政府主導傾向，要防止把政府主導當成“中國模式”。
孔涇源指出，隨著社會結構發生變化，未來10年中國進入新的發展轉型階段，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保守估計，如果經濟未來10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7%，十年后翻一番，就將站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指出，過多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的增長已經難以為繼，社會矛盾激化，許多問題已經到了臨界點。無論從國際經驗還是從國內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來看，需要盡快突破原有的瓶頸，不能被低收入的增長路徑鎖定。
“中等收入陷阱”根源在于體制機制的不完善
與會專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中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體制根源：
過渡性體制的不確定性。吳敬璉認為，當前存在的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是一個過渡性的體制，這種體制未來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既可以成熟起來，成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資源約束。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認為，目前的發展瓶頸問題是資源問題。如果發展方式不正確，資源環境約束將會極大的影響到人的發展，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和穩定。中國人口眾多、資源不足的約束條件，可能是制約發展的陷阱。
收入分配不公。王小魯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風險之一是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不僅會引發不穩定因素，而且會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導致投資消費失調，使內需難以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力量。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狀況，中國很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部高級顧問何伯認為，經濟問題在不同國家、不同階段都存在，但貧富差距是導致許多經濟問題的重要原因。“陷阱”不僅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陷阱。
社會停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指出，社會停滯可能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貧富出現代際傳承意味著社會結構出現定型化。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走出定型化與停滯化的社會，構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
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不協調。聯合國系統駐華協調代表兼UNDP常駐代表羅黛琳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大支柱均衡發展。一些國家往往只關注經濟增長這一“長子”，忽略了環境和社會問題，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如果未來10年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等方面沒有突破的話，很難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通過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駐華首席代表司嘉麗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這些國家喪失了經濟增長活力，社會發展停滯。但是韓國、日本、新加坡等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這意味著“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經濟規律，并不必然發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教授認為，中國能否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決于未來10年中國能否有效地推進發展方式轉型。一方面，如果抓住機遇，改革有實質性進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來10年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8%左右的中高速經濟增長和平穩的社會發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如果喪失機遇，導致方式轉變長期停滯不前，則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遲福林教授指出，增長不等于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長主義導致“成長陷阱”。為此，需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走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等方面取得明顯突破。
宋曉梧指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展望。政府和市場邊界劃清了，經濟結構得到合理的調整；社會體制培育起來了，社會關系合理了，就可以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指出，只有經濟轉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說“人口紅利”使中國從低收入國家成功邁向中等收入國家，那么未來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則要靠改革和創新形成的“制度紅利”。
孔涇源指出，未來10年科學發展依賴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展方式單靠政府的引領和推動是不夠的，必須通過市場機制，包括資源價格改革、科技體制等，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取向。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指出，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系數比較小，但應當建立在“三個到位”的基礎上，即：如果中國改革能夠到位，如果經濟結構調整能夠到位，如果發展方式轉變能夠到位。
[中方代表觀點摘錄]
遲福林(中改院院長)
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不能固化為“中國模式”。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把中國30年經濟增長的奇跡歸因于“政府主導”，把“政府主導”作為“中國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國模式”。從現實來看，把政府主導等同于“中國模式”有可能誤導改革，耽誤改革。
走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重在推進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使多數人能夠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使市場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資源環境可持續；使政府能夠以公共服務為中心。這就需要在“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等方面取得明顯突破。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
中國快速發展引起了全世界熱烈議論。一部分論者認為存在“中國模式”，而且依靠這樣的模式，中國將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但是，客觀地看，并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當前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是一個雙重性的體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既可以成熟起來成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強勢政府不是中國成功的根源。一些學者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原因，最大的特點就在于有一個強勢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從歷史來看，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政府也是強勢政府，可是結果有目共睹。強勢政府付出的高額成本和產生的消極影響正在顯現。
中國改革還有許多大關沒有過。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既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括舊的管制經濟因素，形成半管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格局，既可以前進到較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也可以退回到管制經濟的狀態。為此，需要采取堅定而實質的步驟推進改革。
改革要有頂層設計。頂層設計首先是設計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是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設計政府在這個經濟中扮演什么角色？它應該做的事是市場做不來的事，也就是說市場失靈的事由政府做，公共產品的提供由政府做。
盧中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府與市場作用再思考。第一，企業和市場仍是經濟轉型主體；第二，政府應推進市場制度創新，加強風險監管；第三，完善市場信息和準入規則，維護競爭秩序；第四，大幅減少微觀干預，強化公益性規制；第五，慎用部門性產業政策，加強普適性政策；第六，主動引導和接受社會監督，鼓勵各界廣泛參與，凝聚改革和轉型共識。
政府轉型：“閑不住的手”應當在哪兒閑不住？第一，由市場上的運動員轉為設計師、監管者和裁判員；第二，由一般經濟建設領域轉向社會和生態建設領域；第三，由注重縮小經濟差距轉向公共服務差距，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大體均等；第四，由注重賬面財富積累轉向注重真實福利水平提高；第五，由注重物質資本投入轉向優先投資于人力資源開發和技術創新。
汪玉凱(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的經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自身的轉型，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破除自身利益。首先要從理念上破除政府可以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思維；二是明確界定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把政府作為嚴格限制在公共領域；三是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減少行政審批，公開官員財產、降低行政成本，廢除各種特權；四是改善公共政策，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五是提高政府管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加強對公共權力的約束和制約。
劉尚希(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
中國過去30年主要是推進經濟改革，現在應當進入到以社會改革為重點的階段。在社會改革基礎之上推進政治改革，這是中國改革的合理順序。社會改革的重點是推進社會平等，建立社會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機制，最終達到“政府約束資本，社會約束政府”的狀態。當前社會體制改革應從兩個方面重點加強：一個是加快推進城鄉改革；二是進一步完善公共產權制度。
[外方代表觀點摘錄]
司嘉麗(德國國際合作機構駐華首席代表)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必然發生。韓國、日本、新加坡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這意味著“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必然的經濟規律。從實踐看，社會生態市場經濟可以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社會生態市場經濟有自我的理念。國家提供公共產品，但不從事私人部門可以更有效開展的活動；二是社會生產基于社會團結的理念，社會有能力的人注重保障不太富有的人的機會和生活水準；三是有平等機會的理念。國家提供平等的機會，保障所有人獲得教育的機會，有能力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和分享；四是均衡的理念。在社會生態市場經濟體系下，勞資雙方通過社會結合起來，參與到與國家的對話中，實現有效的均衡；五是有社會包容的理念。經濟增長和效率不是目標，而是一種工具，帶來社會包容，促進收入和財富的平等分配。
羅黛琳(聯合國系統駐華協調代表兼UNDP常駐代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經濟、社會和環境。但一些國家往往只強調經濟增長，忽略了環境災難和社會崩潰。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國從經濟增長主導走向可持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平衡發展的模式，需要系統性的變革。中國“十二五”規劃已經充分意識到三大支柱的重要性，當前是過渡的關鍵時期，重要的在于社會動員。
莊巨忠(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
亞行對中國長期增長持樂觀態度，但也提醒面臨的挑戰。持續的結構性改革是實現中國增長潛力的關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政府方面，承認政府在過去30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推進政府改革。政府職能轉變的不到位不應成為未來改革發展的障礙。
普洛伊(南非貿易與產業政策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一個國家是不是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們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南非這些年的發展，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們的收入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可持續發展，依賴于人的發展、有就業的增長和綠色的發展。
雍博瑞(瑞典前駐華大使、斯德哥爾摩中國論壇協調人)
中國非常重視社會穩定，但只有建立起一個開放的社會和良好的運行機制，有社會信任和社會問責，才能保證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中國制度還存在缺失，在透明度、獲取信息的權利以及問責制等方面都要加強。在社會問題上，政府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給社會組織去做；從國家層面來看，推進法制改革對于中國改革很重要。從地方政府層面來說，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制度建設十分薄弱，政府職責尚不清楚，需要從法律層面進一步明確地方政府責任。
弗敖茲(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馬來西亞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第一，也是最大的問題，缺乏私人投資。很多產業有國有或者是與政府相關的公司參與，使得私人投資受到歧視，很難進入；第二，產業附加值比較低；第三，人力資本投入和研發投入很低。目前馬來西亞研發投入只占GDP的6%，導致勞動力技能缺乏，勞動生產力增長乏力；第四，官僚體制導致成本上升；第五，價格管制。阻礙了公司的成長，也帶來了經濟結構的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