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意見》指出，要推行排污許可證制度，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建立國家排污權交易中心，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有專家解讀說，這意味著之前只是在國內作為試點開展的排污權交易工作將作為一種常態全面鋪開。
事實上，很早之前我國就開展過“排污權交易”相關的試點等實踐活動。但有專家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對其并不看好。盡管之前已經有過多項實踐，但是因為某些因素限制，結果并不理想，而直到現在一些限制因素仍然存在，且并無好轉，我國發展排污權交易可謂是困難重重。
各類試點由來已久 效果并不理想
我國排放交易最早是從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開始的。
在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城市大氣環境質量惡化的問題，太原市就制定了包括《污染物指標有償轉讓管理辦法》在內的一系列地方法規。1990-199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現環境保護部)在天津、上海等16個城市先后進行了“大氣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試點，并組織包頭市6個重點城市實施排污權交易的試點，初步探索大氣污染物排放交易政策。
1999年9月，在中美兩國政府合作的框架下，原國家環保總局與美國環保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正式啟動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試點，首批試點城市為本溪和南通。
2002年3月1日，原國家環保局發布了《關于開展“推動中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污交易政策實施的研究項目”示范工作的通知》，確定在山東省、陜西省、江蘇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以及中國華能集團公司，開展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交易政策實施的示范工作，開展“推動中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污交易政策實施的研究項目”(簡稱“4+3+1”項目)。
此外，我國還專門展開過針對電力行業和水體污染物的排放交易實踐。2008年各地先后出現了環境交易所和碳交易中心。
美國環境保護協會中國項目負責人張建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中國的排放交易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國家從方針政策等方面對排污權交易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也建立了許多的交易所和交易中心，使得人民群眾對于排污權交易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和了解，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實際效果。“十一五”期間，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減少14.29%，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量減少12.45%，超額完成了減排目標。
但“十一五”期間減排目標的完成并不意味著我國之前排污權交易的成功。多數專家表示，之前我國大力進行的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實踐其實并不理想。
行政技術手段過于濃厚 市場手段并未真正施展
據了解，盡管目前全國各地建立了多個環境交易所和交易中心，但是實際上并沒有多少企業自發的市場交易行為。一位業內人士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說，很多環境交易所建立多年以來，連一單排放交易都沒有，“只有名稱，但沒有實質，沒有交易。”即使是偶爾成交的一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試點的前提下，一些部門牽線搭橋形成的一場“秀”。
“沒有自發的市場交易行為，不管是零星的偶爾交易還是‘秀’，都沒有任何意義。”該業內人表示，一方面這樣的交易并沒有形成真實的排污交易價格指導，另一方面這種交易并不具備廣泛性，沒有流動性，沒有市場，達不到任何效果。
“這其中有很多問題。”排放交易專家王毅剛分析說，中國之前的排放交易實踐，尤其是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試點體系，存在市場無法有效運轉、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化的排放權價格、沒有有效成交等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在于市場是無效的，沒有交易的達成，就不可能降低減排成本。”而探其原因，除了法規不健全、政策可執行性差之外，還有分配方法不健全、交易規則效率低下、檢測能力與制度不足等機制設計方面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影響因素現在仍未得到有效改變。”王毅剛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道。而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錯配，即在排污控制方法上的沖突和行政手段積壓市場空間的問題。
王毅剛表示，國家對于控制污染的方法嚴格來講主要有三種，一是通過管制即行政命令的方法，制定嚴格的排放標準來限制或者減少污染物排放；二是通過收費或者收稅的辦法，讓排污主體依照對自然環境污染或者排放的量來繳納補償；第三種就是采取市場手段如排放交易的方法。這三種方法可以相互補充，但是在使用時一定要分清主次，否則就很容易引起沖突。例如排污收費和排放交易存在一定沖突，不應該把過高的排污收費制度和排放交易制度同時作用于一個排放主體。
而現在我國在排放交易方面很明顯的問題就是形成了三種方法的交叉使用的沖突。據悉，在已經推行的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地區，都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政府采用管制的辦法，強制一些煤電企業安裝脫硫設備，并實行脫硫電價補貼。在行政和技術手段的推動下，“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減排目標實現了，但是這其中更多的是使用行政手段和技術手段，由此使得市場手段——排污權交易無法施展開來。
“行政手段和技術手段的大量實施實際上大大擠壓了排污權交易的空間。”王毅剛說。他表示，排放交易是要以最小的成本完成交易，實現減排的目的。但由于很多企業在被強制使用脫硫設備之后，二氧化硫的排放已經可以達到國家排放標準，并且在購買設施方面花了大量的成本，因此它就沒有動力再去交易。并且由于是企業統一安裝脫硫設備，這也致使在減排過程中面臨著技術路徑單一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在交易空間方面也受到了限制。有火電行業人士透露說，如今因為國家對火電廠的污染物檢測已經很嚴格，這樣企業要取得減排交易配額減少可能性不大。再加上目前很多企業都面臨著產能擴大的需求，即使是擁有了可以交易的余額，也寧愿用于新上產能，內部消化。
“沒有交易標的，沒有市場，交易自然無法進行。”王毅剛表示，多種手段的交叉使用抵消了相互的正面效應，導致多重標準、多重管制、多個路徑，也造成了制度的不配套、不協調、不統一，最終致使交易無法展開。
排污權交易工作將成常態 做好頂層設計是關鍵
與之前的“在條件成熟的地點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的提法不同，在國務院最新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要推行排污許可證制度，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對此，張建宇表示，這意味著國家對于排污權交易的決心之大：從前在國內只是作為試點開展的排污權交易工作將作為一種常態全面鋪開。
而要在國內實現排污權交易市場的良好發展，王毅剛表示，要做到幾點，即標準制定要合理，區域選擇要合理，交易源要足夠的多，對于新增產能要有制度的安排，并且數據基礎真實可靠，數據是可核實、認證、報告。此外，在相應的法律制度的制定上，要考慮經濟的可行性和政治的可接受程度；要為市場化的管理留有余地，不要擠壓太多。
另一方面，王毅剛還表示，除了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之外，其他很多污染物并不適合用來交易，對此可以采取收費或者收稅的辦法予以減排。解決環境問題可以采用多種辦法輔助性的補充使用。
張建宇則認為，要在中國發展好排污權交易市場，最關鍵的是要做好頂層設計。他說：“如果我們要堅持從排污權交易這點出發去解決環境問題的話，就要建立相應的規則，在現有的制度設計或體系上面做些相應的改變。”
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也需要完善。張建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分析說，排放交易主要分為四個環節：總量分配、確權，交易過程和監督執法。要實現交易，有兩個條件很重要，一是確權。國外確權過程是通過許可證的發放來實現的，但我們的許可證制度現在還在完善當中，在確權方面不是特別的明晰；第二就是監督執法過程。與西方國家對于超額排放的細致處罰不同，在我國并沒有很細致的針對排污超額的處罰，“或許超額排放100噸和1000噸的罰款是一樣的。”他認為，政策法規的完善并不是單純靠發展排污交易就能完成，這關系到整個制度建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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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權交易
“排污權交易”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在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超過允許排放量的前提下，內部各污染源之間，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排污量，從而達到減少污染、保護環境的目的。
“排污權交易”意在用經濟手段控制污染物總量。首先由政府部門確定出一定區域的環境質量目標，并據此評估該區域的環境容量，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許排放量，并將最大允許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規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權。排污權交易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利即排污權(這種權利通常以排污許可證的形式表現)。同時，允許這種權利像商品那樣被買入和賣出，以此來進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