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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美參院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法案，美國為何要緊盯人民幣升值？這到底是一場政治秀、口水戰？還是意在加速削弱中國產業競爭力？《今日觀察》正在評論。
主持人（王小丫）：在今天節目一開始呢，我們來聽一聽這種聲音，“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損人還不利己”、“有百害而無一利”。盡管如此，在這樣的一片反對聲當中，今天的凌晨，美國參議院還是通過了人民幣匯率的法案。指責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逼迫人民幣升值，美國參議院到底要干什么？頻繁拿人民幣匯率問題做文章，美國這一次是虛張聲勢，還是要動真格跟中國打貿易戰？面對美國的步步緊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今天我們將就此展開討論。
今天兩位評論員，一位是社科院國際問題的專家張國慶研究員，歡迎您；另外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副院長劉元春教授，歡迎您。首先我們來看一看相關的一些新聞背景。
解說：美國國會參議院11號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以63票贊成，35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這一法案的主要內容是要求美國政府對所謂“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懲罰性關稅。外界普遍認為，此舉主要針對中國，旨在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
這項法案在美國國內也引起了廣泛爭議，美國總統奧巴馬6號曾發表講話，擔心這項法案可能不符合國際條約和義務，從而無法得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博納表示不贊成這項法案，認為那將是危險的舉動。
盛情（本臺記者）：根據相關程序在參議院之后，此項法案還需經過眾議院通過，并由總統奧巴馬簽署，才能最終成為一項法律，而這一過程中還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讓這樣一項法案成為法律，那勢必將引起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戰，而這既不利于中美兩國的經貿發展，也不利于美國經濟的復蘇，更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增長。
解說：針對美國匯率提案，中方明確表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此前表示，這項議案以所謂“匯率失衡”為名、行保護主義之實，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不僅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經濟和就業問題，到頭來只會嚴重干擾中美經貿關系。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說，在全球經濟復蘇面臨嚴峻考驗的關鍵時刻，美國國會參議院推動以立法方式逼迫貿易伙伴貨幣升值，無異于發出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的錯誤信號。
數據顯示，盡管近期美元指數不斷走高，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值幅度仍然較大，一個月內，已累計升值達到500個基點，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號數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次突破6.35大關，達到1：6.3483，再創新高。匯改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已超過30%。
主持人：這些年我們稍加注意就會觀察到，美國的國會每年都會在人民幣的匯率上做一些文章，到現在我們看到參議院出臺的這個法案，很多人就覺得這是一個損人不利己的一個法案，為什么會出臺？它這個出臺的這個過程是怎樣的？就美國的法律來說的話。
張國慶（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它一般要走四步，首先是參議院內部的，有時候小組提案或者內部的表決，然后最后是參議院的票決。這個當參議院過了之后，它要交眾議院，如果眾議院票決通過的話，兩院要聯署，聯署一個協調議案，那么這些呈給總統，也就是到奧巴馬那，奧巴馬簽署了，就正式作為法案了，所以說它基本上是走四關，現在走到第二關，已經過去了，剩下的就是一個眾議院的票決和奧巴馬的簽署這兩個關。
主持人：也就是說，這個路已經走了一半了。
張國慶：對。
主持人：大家都說這是損人不利己的一個法案，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美之間的這種經濟關系，實際上從2002年以來，那么都是美國國會所談論的一個核心的重點。那么特別是在危機后，就說金融危機后，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后，那么美國對于中國的這樣的一些經濟戰略，出現了一些調整。那么這個調整里面，很明顯就說在對華的這個貿易和金融政策上面，做出了一些調整。
包括美國的這個出口倍增計劃和再工業化，這一個計劃。那么這幾個計劃就實際上構成了就是未來中期里面，美國它必定要在中美貿易和匯率和金融關系上面做一系列的文章。那么要做這些文章，它必須要有法律的這種鋪墊，作為一種常設性的這樣的一種運行機制，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主持人：目前這個法案已經通過了這個兩步了，也就是總共有四步，已經過了一半了，要請兩位專家來預測一下，這個法案到底會以一個什么樣的結局，會不會獲得奧巴馬的同意？
張國慶：現在眾議院議長是共和黨人博納，已經明確表明反對這個法案了，考慮到眾議院現在在共和黨手中控制，而且以博納為代表的這些人，還是比較傾向于反對對華的這種相關的制裁，特別在人民幣匯率上的問題，他們可能會做一些阻撓工作，就是盡管有些領導人和少數共和黨人，可能會繼續推動這件事情，但是眾議院會酣戰，像酣戰的結果現在很難預料，不過通過的難度也是比較大。
但是由于這次票決，參議院確實是優勢比較大，那么這種情況下，包括有些共和黨人也在支持，所以說也不排除就是到眾議院里頭，有些共和黨人會返水，就有可能使這個議案出現新的變化，這也是我們擔心的事。
那么到了奧巴馬總統那里頭，這個事就變成另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了。
主持人：對。
張國慶：就說已經不是說對選民交代問題，他是要對國家前途交代問題，那么他可能比較更艱難一些，因為這個事情不能像輪胎特保這件事情，它是局域性的事情，這個事情一旦開啟就變成貿易戰或者變成匯率戰，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他輕易不會開啟這場戰斗。就他而言，他一定會非常非常慎重，除非是逼急了，實在是沒路可走了，就一定要跟中國PK這件事情了，那么他才有可能通過這件事情，所以我覺得，即便到了他那一步，在他手里通過這件事情的難度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這真的是一場博弈，但是無論是怎樣的博弈，都會有一個結果，劉院長您同意嗎？
劉元春：那么這個來講就說博弈一定要看看各個利益雙方，他在這個匯率法案上面的利益角度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目前來講，就說堅決支持這種匯率法案的，那么民主黨是比較明確，同時制造業協會跟制造業相關聯的，比如說勞聯產聯這樣的一些組織，那么是極力支持的，但是對于美國來講，那么也有反對這樣的強烈的呼聲。
第一個從金融層面，那么很多持有中國資產的這樣的一些集團，那么是強烈反對的；第二個就說他的商會，特別是從事這種物流這一塊的，那么它是強烈反對的。
美國人經常會提出一些法案，實際上他是怎么樣？是打組合拳的。第一個拳頭是空的，后面才是真的。但是有時候假做真、真亦假。這種政治情緒如果把控不好，有時候反而會出現一些就說我們意料不到的這種事情。所以從大概率來講，這個法案，剛才張研究員已經談到，他基本上是不可能通過的。但是如果這里面這種政策氛圍，短期的政策氛圍出現了一些。
張國慶：極端狀態。
劉元春：極端狀態的話，他是很難控制的，所以說我們還得要防備。
主持人：我注意到，今天看這個問題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大家都在參與，這里有一位滄海，他就說“人民幣匯率問題幾乎是中美之間每年都要上演的一臺大戲。一般在美國經濟不振、國內不滿情緒上升時，人民幣匯率問題就會被拿出來轉移輿論壓力。最近美國的‘占領華爾街’活動、兩黨之間的政治斗爭、嚴峻的就業形勢，人民幣匯率問題當然要拿來作替罪羊。”
另外一位朋友“阿柳”他就說“盡管該法案通過的可能性不大，”，他跟兩位教授的觀點比較相近，“但是其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意圖十分明顯，這可能導致國際‘熱錢’加速流入中國。我國應該主動采取建設性的舉措，在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提前布局。”這是一個好的建議，不管結果是怎樣的，咱們要做準備。
其實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這個所謂的匯率操縱國要增加額外的關稅，這是美國一個常常用的貿易手段，那么追溯到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就用過這樣的手段，而且當時還引發了一場貿易大戰，甚至是導致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大蕭條，現在我們來回顧一下。
解說：1930年美國經濟遭受1929年股災的沖擊，貿易嚴重衰退。這時美國議員斯姆特和霍利發起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大幅提高2萬種進口產品的關稅，雖然當時有1928名美國經濟學家聯名簽署請愿書，認為關稅法案無助于解決美國面臨的結構性經濟問題，并對這項法案的后果提出警告，但是這項法案依然出爐了。
該法案在世界范圍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風潮，導致世界貿易規模萎縮約30%。一些美國財經機構認為，這個法案可謂是1929年至1933年全球大蕭條的扳機。
當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貿與上世紀30年代不同，不過，回顧歷史有助于理清當前美國參議院社會議案的問題矛盾和危險性。
再看當下的美國，經濟低迷，失業率達到20多年的高點，民眾不滿引發街頭抗議活動。黨派斗爭疊加，選戰博弈，這很容易勾起人們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聯想。
美國高頻經濟信息社首席經濟學家卡爾?溫伯格援引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報告稱，美中貿易給美國帶來的就業崗位超過美國因此喪失的工作機會。
溫伯格認為美國國會在這一問題上受到了選舉壓力的影響，一些受到中國競爭而失去工作崗位的公司，目前所發出的聲音遠遠大于那些從中國貿易中受益的公司。
主持人：剛才我們在短片當中看到了，這個曾經的“斯姆特-霍利法案”，那么就今天目前的這個經濟形勢之下，我們有怎樣的經驗和教訓是要吸取和借鑒的？
張國慶：首先是不可取，因為在這種大家都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一般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抱團取暖，一種是以鄰為壑。那么上世紀三十年代，胡佛政府采取了后種，其實也客觀造成了一種巨大的全球災難。那么現在情況跟當時有區別，但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同樣都是2008年有一個金融危機，現在又面臨二次探底，這種困難情況下，有些人動了新的想法說搞貿易保護主義，要搞貿易戰。
那么基于歷史的教訓，如果說你還那么做的話，這次很有可能，就是這次貿易戰可能引發世界經濟徹底的二次探底，從而走向一個非常大的熊市，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大家特別憂慮的。
所以這次美國對華的事情，對人民幣的主張，不僅是中國人很關心，其實全世界都很關心，都擔心世界GDP老大和老二打起來，那么這個打起來，我們說歐洲現在是一片困境，那么全球的經濟就簡直是沒有希望的狀態，這個是大家都輸不起的情況。所以說最好是不打，最好是和解，最好是能夠抱團取暖，這其實才是一個理性的上策的一個做法。
主持人：打起來了，打起來了之后會對美國、對中國、中美之間，甚至全球經濟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劉元春：我們首先看幾個數據，那么第一個就是美國占中國的這一個出口，那么基本上達到百分之，接近20%的水平，那么貿易總量占我們的16%，這樣的一個規模。
那么因此就說，如果這種貿易戰產生之后，那么最為直接的當前的一個沖擊就是對中國的這個外需會產生直接性的這種沖擊。特別是對于我們的紡織品和我們鞋類以及我們的這一個低端的制成品這一塊，應該說沖擊是比較大的，那么這是一個看得見的。
那么更為重要的一個就說，我們的匯率的這個秩序，那么可能會出現新一輪的一種重構，那么會加速貨幣之間的這種波動的幅度，從而使國際資本的這種流動格局，出現進一步的變異。那么實際上歐債危機所導致的這一個國際資本的變異幅度已經非常之大，導致很多外圍國家出現的這種金融動蕩，已經跟2007年、1997年、2008年的狀況相似。
所以這樣的一種不確定一旦產生之后，那么全球的這種避險心理，全球這一個對于這種大國經濟所出現的這樣的一種落差，那么必定會帶來另外一場的這種金融的大的震蕩。那么這樣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它們共同的這個共振，那么實際上我們所看到的這樣的一個狀況是非常恐怖的。
主持人：其實大家誰都不愿意看到這個狀況的出現，那么也就在今天的凌晨，美國的參議院是通過了中國匯率的法案，那么接下來這個法案能否獲得奧巴馬的批準？我們中國整個世界經濟應該如何來應對呢？稍候繼續我們今天的評論。
解說：美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執著超乎想象，這不禁令人想起當年“廣場協議”的對日打擊，美國這次是在故伎重演嗎？中國的應對辦法有哪些？《今日觀察》正在評論。
主持人：剛才我們說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斯姆特-霍利法案”，那么我們再回顧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其實美國對日本也用過這樣的貿易手段，當時日本是妥協了，但是我們看到美國從中也沒有撈到太多的好處，接下來通過一個短片，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解說：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英國、前聯邦德國和法國的財長會議在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舉行。會后發表聯合聲明，決定五國聯合行動，有秩序地使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矯正美元估值過高的局面，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這就是《廣場協議》。
按《協議》的框架，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從《協議》前的1美元兌換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的1美元兌換約160日元。在美國政府的繼續施壓下，1988年年初，日元對美元的匯率進一步上升到1美元兌120日元，不到3年時間，日元兌美元升值1倍。
日元匯率急升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出口產業大多喪失了價格優勢，不得不向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周邊東亞國家遷徙，以致嚴重依賴出口的日本經濟很快陷入了一場日元升值簫條。
為抵消日元升值對出口貿易的負面效應，日本政府實行2.5%的超低利率。受此影響，大批過剩的資金涌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導致日本國內金融市場泡沫空前膨脹，而隨著金融泡沫的破滅，日本經濟陷入空前嚴重的衰退之中，一度被稱作失去的10年，至今仍未能從陰影中徹底走出來。
學者指出，在《廣場協議》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因為日本產品與美國本土產品，有很強的結構性差異，形不成價格競爭。
就減少美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來說，《廣場協議》是失敗的，但對美國來說，經過多年努力，終于打垮了在國際經貿領域的最大競爭對手。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專家也承認，美國的政策是讓日本人用自己的鍋煮熟自己。
主持人：以史為鑒，我們現在來探討一下，當時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日本是怎樣和美國簽署了這個《廣場協議》的？
劉元春：那么當時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德國和日本對于美國都有大量的這種順差，那么這個順差直接導致就說，美元就說出現這種走弱，那么同時就說導致美國的很多的這一些產業的這種競爭能力出現了明顯的這一種弱化。
那么最為明顯的就是一個就說日本的汽車，那么全面進軍到美國去。那么這樣就導致美國也出現了就說在1979年到1981年，它也出現了經濟危機。那么同時當時美國在1986年的時候，也提出一個再工業這個計劃。那么因此，與此同時它在這個再工業計劃的這個同時，那么推出它的一系列的這樣的貨幣法案。
那么這些貨幣法案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求德國和日本他們的貨幣要進行升值，那么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面，那么簽署了，跟日本簽署了這個《廣場協議》。
張國慶：當時打壓日本也有雙重考慮，其實跟中國，打壓中國現在也有相似的。
主持人：相似點在哪里？
張國慶：一方面實實在在的，它要得到一些實惠，保護它的新興產業，拉動一些就業，這個是它想要的東西。當年對日本是在汽車很多行業，現在對中國是紡織、鋼鐵這些行業。
主持人：對。
張國慶：它咋不說微軟去跟中國PK呢，用不著。那另一方面，其實從戰略考慮就是說，它并不希望其他國家趕上它，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上，那么當年日本對美國追的非常快，甚至日本是大舉進軍美國，美國人非常恐慌，說日本人來了。那么現在呢，就是美國人又擔心中國追上它，不僅在經濟，還在政治其他領域中，而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唯一的一條就是保持國內的美國的絕對優勢地位，這是它要的東西。所以說一旦發現中國俄羅斯國家離它不遠了，快追上它了，它一定想很多辦法，讓你停住腳步，讓你放慢腳步，那么這是它一個大的戰略思維。
劉元春：從以往歷史來看，我們就會發現，日本這一次調整來講，的確就說有點倉促，調整的幅度還是過大。
張國慶：太大了。
劉元春：那么與此同時，我們所看到的德國的這樣的一個路徑，那么它是雖然曾經出現過大幅度升值，但是它為了回避美元對他的沖擊，它采取了這種區域化的這樣的一些策略。
所以因此在這里面就說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堅持自主原則，根據我們自身的整個宏觀經濟和我們的整個結構性調整的這種步伐，來進行把控我們的匯率這一個改革，匯率升值的這樣的一種幅度。
主持人：好，就這個問題呢，我們現在再來聽一聽我們的特約評論員有怎樣的觀點和建議。
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日本當年在跟美國談判的時候，因為它的出口是高度依靠美國的市場，所以其實日本特別害怕美國會懲罰日本，所以吸取《廣場協議》的教訓，中國就必須要把出口要更加多元化，要更多地去發展內需，不要再走盲目依靠出口，而且出口過度集中在一個市場上。
那么日本還有一個教訓就是它在《廣場協議》之后，擔心日元升值會對國內經濟帶來影響，所以又采取了繼續擴張的貨幣政策，那么這個貨幣政策又帶來資產價格的泡沫，后來日本又貿然地提高利率，又很快地戳破了資產價格的泡沫，日本才進入所謂失去的十年。
而對我們來講，我們的教訓也是，就是一方面我們要把目光關注到人民幣的匯率，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根據國內的情況，要保證我們國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使得我們的宏觀經濟保持穩定，到最后應該是利率政策要比匯率政策要更重要。
張燕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第一個中國的對策，我覺得還是要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和本國現在發展階段出發，按照我們自己原定的計劃來推動我們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
中國應該非常清楚的解釋，像今年的一季度，中國就是貿易是逆差，但是我們的外匯儲備余額仍然增加了1400億美金，這里頭很大程度就反應了，世界主要國家像美國目前缺少需求、缺少信心、缺少對策。因此這種情況下呢，無論中國是順差，還是逆差，國外的資金都會源源不斷的流入中國，對中國來講有可能（人民幣）升值越快，國外的資金流入就會越快，中國經濟如果發生大的問題，對中國不好，對美國不好，對世界也不好，像這些問題的話，我覺得應該有更多的在國際各種場合的宣傳。
主持人：剛才兩位評論員都貢獻了你們的真知灼見，一方面要加強自己的內功的建設，另外一方面不要被他們晃暈，還有一個要齊心協力。那我們要把最壞的結果來預測一下，萬一這個貿易戰開打了，我們怎么辦？
劉元春：我們要加強我們人民幣的這樣的一種區域化和國際化的這樣的一種進程。這個還是非常重要。特別是加強我們的一些人民幣這種結算和人民幣的這種離岸業務的這種發展，那么提高我們的這樣的一種人民幣的這種輻射能力，使我們就說能夠以一種貨幣杠桿的一種作用來防御美元對它的沖擊。
張國慶：要理直氣壯地去PK、去博弈，我們說在任何的戰場上，最容易倒下的是最怕死的人，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對方，在氣上不要輸給對方，心理上不要輸給對方，那么這種態度和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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