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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記者 朱祥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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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2000頭豬、1000只羊和113臺農用機具，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陳光標在貴州畢節市開了一場另類的個唱會。陳光標在慈善事業上屢有驚人之舉，已被公眾所熟知，贊賞和批評者各執一詞。支持者認為陳光標捐出真金白銀，無論形式如何干的是“實在事”。而反對者則對陳光標嗤之以鼻，指其作秀，有傷社會風氣，甚至質疑其借慈善之名經商斂財。
和陳光標個人慈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官辦慈善機構在一系列丑聞后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民間慈善機構舉步維艱的生存境地。業內人士認為，去行政化、法制化和規范化應該是慈善機構今后發展遵循的原則，也將是民間慈善事業最終的發展方向。
陳光標式高調慈善越挫越勇
9月25日晚，貴州省畢節市政府門前廣場，一身白衣體型偏胖的中年男子在舞臺上深情款款地演唱著《我的中國心》，臺下是近萬名前來捧場的當地群眾，演唱者不是香港歌手張明敏，而是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陳光標。舞臺背景上“一路慈善一路歌——陳光標走進畢節新慈善聯歡會”的字樣表明了此次演出的目的。
當天晚上，陳光標宣布捐贈給畢節老百姓2000頭豬、1000只羊和113臺農用機具，這些物資全部到達了演唱會現場，并戴上了紅色的絲帶。對為何到畢節進行捐贈，陳光標表示，兩年前因捐贈500臺教學電腦和兩部商務車，成為畢節市的榮譽市民。但兩年間感覺沒有為畢節做太多的貢獻，于是，就在8月初作出了“在畢節辦慈善個唱”的決定。
“人類已經無法阻止陳光標了！”有網友這樣調侃陳光標此次開個唱捐豬、羊和農用機具的行為。而之前陳光標曾因給災民發放現金引起爭議，這次他的解釋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一對公豬母豬現在值兩千多元，農民朋友領回家養上10個月，生了小豬就能收入幾萬塊，他希望能幫農民朋友脫貧致富。
作為“中國首善”，陳光標生于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天崗湖鄉，一個貧困之地。兒時，他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先后因家庭貧困死于饑餓，饑餓給陳光標留下了恐懼的記憶，也激發了他改變命運，脫貧致富的想法。和中國第一代成功企業家一樣，陳光標在市場經濟中幾經成敗歷練，風雨波折，最終打造了屬于自己的事業和財富。
如今，作為江蘇黃埔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掌舵人的陳光標，因熱心慈善已成為明星企業家和媒體關注的焦點。記者發現，在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官網底部的友情鏈接中，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中國光彩基金會、中國愛心公益網、江蘇省紅十字會赫然在列，這是其它企業網站所罕見的。
在慈善事業上，陳光標一路走來，榮譽隨捐贈額度一同增加。“2008中國慈善排行榜”，陳光標因在2007年全年共捐出1.81億人民幣居首，獲得“中國首善”的稱號；“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陳光標率領其公司組織的救援隊伍積極參與救災，累計向災區捐贈款物合計2130萬元；時間相隔不到兩年的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7.1級地震，陳光標在西寧購得21臺吊機、推土機及挖掘機等救援設備后，第一時間抵達玉樹縣開展救援行動。
陳光標的行善半徑已延伸至臺灣地區甚至鄰國日本。今年1月27日，陳光標到臺灣捐獻5億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134億元)救濟臺灣低收入家庭及弱勢族群；3月11日，日本發生里氏9.0級大地震，陳光標在得知日本地震的消息后，當晚乘飛機轉道香港飛赴日本，參與相關救災工作。求援和行善途中，陳光標不但給當地居民發放口罩等救災物資，還從廢墟中救出了一名婦女。
在陳光標高調行善時，他也曾表示，很多企業家在做慈善時有“三怕”：一怕捐款之后稅務部門查賬；二怕當地政府部門“化緣”；三怕各種各樣的上門求助者。
熱心慈善的壯舉為陳光標帶來了稱贊和掌聲，“中國首善”的榮譽光環更是讓這位企業家成為輿論的焦點和媒體追逐的對象。在網上，有人戲稱陳光標為“民間民政部長”。
但同時，陳光標高調行善的方式卻遭到了很多的批評和質疑。2010年1月，陳光標因為西部貧困地區募集善款，將3300萬元人民幣砌成一道錢墻引起爭議；在臺灣派發5億新臺幣紅包，引來受助者下跪致謝被指責；在日本救援時帶攝影團隊拍照被指作秀。近日，更是因為帶頭倡導低碳綠色出行親手砸掉一輛大排量奔馳車引發網友圍觀，不少人指其作秀、沽名釣譽。更有甚者，一位網友得知陳光標的弟弟在當保安，妹妹在飯店洗碗時，引用蘇洵《辯奸論》中“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向陳光標發難。而陳光標式的高調慈善被相關人士稱為暴力慈善，傷害個體尊嚴和權利，與慈善本質相違背。
對于公眾的質疑和指責，陳光標同樣高調地予以回應：“面對國家突發災難，我在做什么？指責我的朋友，你又在做什么？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夠捫心自問。”陳光標曾以形象的語言描述他的財富觀：財富如水。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獨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家中；但如果你有一條河，就要學會與他人分享。更有官方媒體稱，對陳光標這樣的行善之人，不妨多份理解，“高調行善”不應該比“低調不行善”更受到質疑，慈善事業的制度缺陷不應該由個人“買單”。
一樣的慈善 不一樣方式和效果
美國人卡耐基曾有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2010年6月，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發起了一項名為“捐款誓言”的認捐倡議，并得到美國40個超級富豪家庭的支持，并承諾在有生之年或身后把至少一半的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以回報社會。其中，簽名者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掌門人大衛·洛克菲勒、花旗集團前董事長桑迪·韋爾、酒店業巨頭希爾頓等人。但此項承諾并不具備法律效應，即便承諾方屆時反悔，或因其他原因未能履行承諾，也不需承擔法律責任。
隨后，兩人前往中國，于當年9月29日在北京昌平拉斐特城堡莊園舉辦了一場慈善晚宴，至少邀請了50位中國富豪參加。由于擔心被勸捐，盡管請柬上已經寫明嘉賓無需做出捐款承諾、且不會有媒體參與報道，仍有少數人拒絕了出席晚宴的邀請。
作為受邀嘉賓之一，陳光標則用一份“厚禮”回應了蓋茨和巴菲特的這次中國慈善之旅。他在致蓋茨和巴菲特的一封公開信中稱：“將做第一個響應并支持你們行動的中國企業家。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這也是我給你們兩位先生中國之行的見面禮。”
對于中國富豪慈善積極性不高的原因，陳光標曾表示，一是許多富豪是第一代創業者，剛剛從貧困中走出來，還沒有形成很強的做慈善的自覺意識。二是對慈善事業的宣傳和傳播不夠，有不少人做了大量慈善工作，但社會上未必知道；三是也有一些富豪捐了款后，不愿意宣傳，害怕帶來更多的麻煩，比如稅務檢查、被要求捐款等。
而此次陳光標高調宣布“裸捐”又觸動民眾敏感神經，再次被推倒輿論的風口浪尖，招致很多人的質疑和謾罵。有人稱其“別有用心”。原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解，“我們對得起陳光標嗎？我們對得起陳發樹嗎？每當有人站出來捐獻，媒體和民間總是充滿了對這個人道德質疑的聲音。只有善意的壓力才會促進慈善，這種惡意的揣測只會打壓慈善心。”
盡管從事慈善的最終目標相同，但陳光標和蓋茨、巴菲特的行善方式卻大不相同。巴菲特通過捐贈蓋茨成立的蓋茨基金會這一非政府公益組織，為相關公益慈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與政府無關，與微軟公司無關，公益性彰顯。同時，蓋茨基金會由專業工作人員運行，并由會計事務所畢馬威審計的財務報表和年度活動報告，運行規范并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蓋茨基金會得以良好運行的原因除完善的法律法規和制度規范外，成熟的社會慈善文化也是重要原因。
比較而言，陳光標從事慈善主要是通過動用公司的財力和人力直接向被捐助對象捐贈現金或實物，捐助對象具有隨意性且捐贈財物數量難以統計。同時，由于其慈善行為和政商聯系緊密，成為遭受外界詬病的理由之一。曾有媒體質疑其“詐捐”和借慈善名目經商斂財。
當陳光標的高調慈善行為刺激公眾眼球的同時，一個叫做“郭美美”的女孩讓中國紅十字會美不起來。今年6月20日，新浪微博上一個名叫“郭美美Baby”的網友頗受關注，因為這個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的20歲女孩，其認證身份居然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中國紅十字會自此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批評和質疑迅速涌來。
盡管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隨后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郭美美”與紅十字會無關，但其中復雜的人物關系和利益糾葛造成的負面影響使中國紅十字會的正面形象遭到巨大削弱。無獨有偶，其后接連發生的慈善總會“尚德詐捐門”、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更是透支著公益慈善機構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以及民眾對其的信任。對于慈善機構爆發的一連串丑聞， 公眾不禁要問，他們的捐款是變成災民手中的面包，還是郭美美的瑪莎拉蒂？對此，有分析人士稱，陳光標高調直接捐贈現金和實物的方式正是對于有關公益慈善機構的不信任。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全國捐贈數據監測顯示， 3～5月，慈善組織接受捐贈總額62.6億元，而6～8月總額降為8.4億元，降幅86.6%。地產大鱷潘石屹在微博中感慨：中國的慈善基金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如果有大災大難發生，這樣的信任危機，受苦的就是災區的人們了。國家要痛下決心，馬上進行慈善體制的改革，再不能等了。
體制障礙制約民間慈善發展
目前在中國，市場經濟作為首次分配的主導機制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也導致了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等現象。而以財政收入為基礎的二次分配，不能完全承擔所有公民應享有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障體系亟待進一步完善。因此，慈善機構等社會團體應當承擔起應有的職責和作用，慈善事業作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不僅事關崇高的人道主義事業能否發揚光大，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但由于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原因，民間慈善機構的發展壯大一直受到限制和發展瓶頸。
根據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基金會分為面向公眾募捐的公募基金會，和不得面向公眾募捐非公募基金會。據了解，公募慈善基金會一般都有政府背景，例如：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非公募慈善基金會都是民間慈善基金會，多以企業捐款和特殊組織捐款為主，如李連杰創立的壹基金等。
在慈善基金的設立上，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原始基金不低于800萬，地方性公募基金不低于400萬，而非公募基金會不低于200萬。在原始資金合格的情況下，需尋找同意其掛靠的業務主管單位，并向業務主管單位申請設立，然后再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設立登記，其中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登記管理機關為民政部，地方性公募基金會對應的是地方民政部門。最終經過登記管理機關出具準予設立登記的批文并抄送業務主管單位，在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布公告。
以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為代表的公募基金由于特有的政府背景和可以向全社會招募的體制優勢，成為中國慈善事業有力推動者，其在民間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和政府存在天然的聯系，許多慈善組織存在行政化和官僚化等弊端。有學者指出，政府在慈善組織的管理、資金募集、人員組成等方面掌握主導權。例如，中華慈善總會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是從團中央分化出來的;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脫胎于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等。
同時，一些公募慈善基金因運行成本高、效率低下和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問題屢遭社會詬病，而這些問題也在民間的私募慈善基金上也不同程度得存在。可以說，“郭美美”事件爆發，是公眾對慈善基金郁積已久不滿情緒的集中釋放。對此，國務院領導和民政部領導都曾明確表態，要提高慈善機構的透明度，要完善報送制度，建立公共信息平臺。
而國外慈善基金由于成立時間較早，運行成熟，在輔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督，已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公益組織。以蓋茨慈善基金為例，在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同時，及時披露資金的運行情況，各種慈善項目進展報告和財務報告需向社會公開。中國的民間慈善基金卻由于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等原因，從發展到壯大，一路走來，步履蹣跚。
2007年4月19日，“李連杰壹基金計劃”在北京正式啟動，其后，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云南大旱、舟曲泥石流災害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中國較有影響力的慈善組織。按規定，成立民間慈善基金會必須先找到“掛靠單位”才能獲批，壹基金最終掛靠中國紅十字會名下，借助中國紅十字會的名義向社會公開募捐，但沒有自己獨立的公章和獨立賬戶，籌得的所有善款都進入中國紅十字總會下屬的銀行賬戶，經專門管理委員會審批才能劃撥善款。
2010年9月12日，在參加《面對面》節目接受主持人柴靜的專訪時，李連杰曾表示，壹基金是一個已經生了的孩子，但是沒有身份證，身份和法律結構模糊，在遭受公眾質疑的同時，甚至面臨夭折的可能。早在壹基金成立之初，李連杰和中國紅十字會有三年之約，期限至2010年年底。后來，經多方努力和相關配套制度改革，李連杰壹基金已經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冊為公募基金會，成為首個民間公募慈善基金，也為其他有轉型需求的基金和非公募基金會提供了借鑒意義。
有分析人士認為，像壹基金這樣的民間慈善組織身份的困境源于政府與民間角色的錯位，政府的大包大攬不僅壟斷了民間社會的職能，也增加了慈善的成本。
在民間慈善基金的成立和運行中，慈善基金本身和掛靠主管單位之間存在合作關系的同時，也存在著各種利益糾葛，甚至矛盾。民間慈善基金害怕掛靠主管單位行政監管過度，喪失獨立性；掛靠單位顧忌到慈善基金的“民間性”，萬一出現政治風險和貪污腐敗，會容易激起公憤，引火燒身。“麻稈打狼兩頭怕”，兩者之間的關系可見一斑。
同時，也有業內人士認為，公募慈善基金與非公募基金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競爭格局之中。因為向公募組織捐款可以免稅，而向非公募組織捐款則需要繳納很高的稅金，這無疑是一種稅收制度上的歧視。
8月26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副司長徐建中表示，民政部計劃將公益慈善類組織，統一從社會組織中拿出，單獨由慈善司負責，開展單獨的行業監管。公益慈善類組織將首先改變先找“業務主管單位”，再到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雙頭管理局面。這也意味著持續了多年的“雙頭管理體制”邁出實質性的改革之步。
對于慈善事業的未來之路，業內人士認為，官辦慈善機構應該在不斷去行政化的過程中增強自身獨立性。而民間慈善組織必須得到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在降低民間慈善組織注冊登記門檻時，給予其獨立的公募資格，并通過保護慈善組織及捐贈人的合法權益，完善稅收減免政策。而民間慈善機構應該自覺接受政府和媒體的監督，建立起規范的慈善項目運行機制而和信息披露制度。去行政化、法制化和規范化是民間慈善今后發展應遵循的原則，也將是民間慈善事業最終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