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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年,中國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兩倍;另一種是處于漫長的社會動蕩中。盡管前一種可能的概率非常高,但我們必須看到,有一種力量力圖將中國推向后一種可能。
動蕩年代
70年來最大的金融災難,已過去兩年多。
這場經濟危機,導致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了工作和房子,幾千萬中國人曾失去工作,經濟蕭條的陰影在世界每個角落里游蕩。經濟危機不僅嚴重沖擊了發展中國家,也給很多發達國家帶來了持續的經濟動蕩。
正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將世界帶入漫長的動蕩年代一樣,等待我們的將是另一個不短的動蕩年代。許多國家面臨內部和外部的雙重不平衡,許多國家間的外部不平衡又相互交錯。面對這些問題,有遠見的民族和它們的政治家,尋求的不是單純對不平衡的解決,而是如何以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方式來解決;著眼的不是簡單地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而是如何防范未來的危機;胸中激蕩的不是短期的潮起潮落,而是整個世紀的風云變幻。因為,同任何大的歷史關鍵點一樣,動蕩的表象下,不僅是文明的較量,更是利益的較量。
每個國家都面臨自己的問題:增長方式必須調整,經濟體制必須改革,分配格局必須重建。中國這樣,美國也如此;發展中國家這樣,發達國家也如此。而左右這一過程的核心,是世界范圍內的深刻反思。
然而,有的國家卻力圖將自己的問題輸出到其他國家。這種從其他國家身上抽血的戰略,加劇了世界局勢的復雜性。經濟動蕩,高失業率,低增長率,產能過剩,生產過剩;現有的和潛在的主權債務危機;明槍暗箭的貨幣戰爭;保護主義和貿易壁壘;哥本哈根會議對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壓力等等,交織在一起。世界經濟面臨重構:世界經濟格局在重新劃分,世界財富蛋糕在重新切割,世界經濟結構在重新調整,每個國家內部的利益關系在重新界定,世界經濟摩擦在不斷增加,有人在經濟困難和實力衰退的時候加緊了軍事布局。
世界面臨多重挑戰:美元泛濫,美國潛在的主權債務問題,歐洲的債務危機,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疲軟,非洲的動蕩,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就美國而言,過去30年間,平均5年就有一次衰退或危機。而且,每一次美元泛濫都伴隨著危機。這一次經濟復蘇是從2009年開始的。如果美國不能在這幾年找到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辦法,美國下一次危機可能就在2013-2014年這段時間。如果以歷史作為一種借鑒,2013-2014年就是一個坎。到了那個時候,假如衰退或危機真的發生了的話,無論美國還是歐洲,抑或中國,都無法再像上一次危機那樣,能夠以同樣數量級的重拳反擊危機。美國在這次反危機中,財政和金融系統都采取了數萬億美元計的措施。以美國目前和未來幾年的財政和金融狀況看,已經沒有能力復制。而中國,在2008年的反危機過程中,某種程度上幫助過美國。但是,下一次危機來臨時,中國由于自己的經濟問題,將很難再次以同等的力度幫助美國。
這場危機會從哪些地方爆發,會如何爆發?會給世界帶來什么不確定性?
到時候世界怎么辦,中國怎么辦?
世界會不會因此有更大的動蕩?這種動蕩的形式是什么?它的沖擊波會達到哪里?誰會處于這個沖擊波的核心?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而這些問題究竟會有多嚴重,只有天知道。中國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解決自己的問題,化解自己的矛盾。
我們面臨的機會窗口時間不長,而且每天都在縮短。
當今世界所有問題的“原罪”
一個時代結束了。
經濟危機是一只歷史的手。它在關閉一扇門的時候,開啟了另一扇窗。
為什么這樣講?
從全球范圍來看,過去幾十年那種自由放任,以不公平為核心內容的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從國內經濟關系看,那種發展方式的特點就是收入不公和貧富懸殊。從國際經濟關系看,那種發展方式的特點就是發展中國家生產,發達國家消費;發展中國家儲蓄,發達國家借債。放眼當今世界的經濟格局,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國內分配不公和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分配不公交織。
不公正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也是當今許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主要問題。
當今世界的不公正,不是世界經濟道路出現的偶然顛簸,不是經濟肌體發生的傷風感冒,不是局部的腫脹和不適。一兩副治標的藥、局部的修修補補解決不了問題。許多國家需要的不是填補道路上的坑坑洼洼,而是修建新的道路;不是如何避免眼前的波濤,而是重新調整經濟航向。
為什么是這樣呢?
因為當今世界經濟問題的根源來自不公平的經濟關系。這個經濟關系是當今世界所有問題的“原罪”。
讓我們先看看發達國家。我們知道發達國家普遍為債務危機或潛在的債務危機所困擾,歐洲如此,美國也如此。債務危機是如何產生的呢?我們知道一個經濟體穩定的基礎是總需求和總供給相等。總需求是有效需求的總和,而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支付能力是說,你要么有錢,要么能借到錢。過去幾十年,西方走了一條富人減稅,中下層收入相對下降的道路。在富人減稅的同時,中下層要求不削減起碼的公共支出和社會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就走上了政府舉債、中下層借錢的道路。這條道路掩蓋了過去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現在這條道路再也走不下去了。西方面臨漫長的衰退。
再讓我們看看發展中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走上了出口導向的道路。我們后面將會指出,這出口導向是以國內分配不公為前提的�，F在,這條路也走不下去了。
總之,歷史通過經濟危機和危機后的各種挑戰告訴我們,過去一段時間風靡人類的道路選擇和理念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是一個死胡同。我們需要重新出發。
不公平的經濟關系是了解當今世界經濟困境的鑰匙,而放棄這一經濟關系是擺脫困境的根本出路。這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主要課題,是激蕩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旋律。
中國也是這樣。
誰能在這一輪改革中勝出,誰就能在下一次危機中立于不敗之地;誰能將受到的沖擊降到最低,誰就能領這個世紀的風騷,誰能在這場激蕩中奏出最強音,誰就能贏得這個世紀。
那么,中國有沒有不公正的經濟關系?這種不公正的經濟關系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如何改變這種不公正的經濟關系?如何防止這種不公正的經濟關系進一步擴大?不公正的經濟關系是來自于我們繼承的歷史,還是來自于我們這幾代人的責任?這就是本書想和大家一起討論的。
解決不公正的經濟關系,需要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上層建筑的選擇同貧富懸殊的解決交織在一起。在當今世界里,哪一種上層建筑有利于解決貧富懸殊,有利于調整不公正的經濟關系呢?是那種金錢控制政治程序的政治秩序,還是別的?中國是需要改變目前的上層建筑讓它適應不公正的經濟關系,反映貧富懸殊的事實呢,還是需要通過上層建筑的力量改變不公正的經濟關系和貧富懸殊?如果中國讓金錢全面介入政治程序,中國會不會出現民主法制和個人自由的全面倒退?這也是本書想和大家一起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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