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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財政上半年累計收入56875.8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526.03億元，增長31.2%。其中，備受廣泛關注的個人所得稅收入3554.78億元，同比增加929億元，增幅高達35.4%，引起了許多民眾甚至媒體的熱議，不少聲音認為政府稅收增長過快是工資增長緩慢或貧富懸殊的原因。其實這樣的看法不盡準確。
美國《福布斯》雜志曾經發表過一個“全球稅務負擔指數”，將中國列為世界上稅收負擔第二重的國家。這個由該雜志自主炮制的排名，使許多人誤以為中國是稅負最重的國家之一。
其實，那種認為政府稅收是導致工資總額占比下降的觀點，大概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認為在切割GDP這塊蛋糕時，只有勞動者和政府這兩個主體，完全無視了資本這個主體。
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看看，中國的稅負是不是太重？
中國整體稅負偏輕
衡量一個社會或國家稅收負擔的比較客觀的經濟標準，不是一個特定時期稅收的增長速度，也不是某些媒體自己炮制出來的排名。衡量政府稅負輕重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稅收占GDP的比重。這是基本常識。那些一味指責政府稅收的經濟學家們，肯定不會不知道這個常識。
那么，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稅收總量占GDP的比重究竟是高還是低？
我查了許多資料發現，中國政府的稅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國，比所有發達國家，比許多發展中國家都低，而且都低得多。比如，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的數據，在世界上178個經濟實體中，從高到低，中國大陸總稅入占GDP的比重排名第105位，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又比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2008年的數據，24個發達國家的平均稅負是45.3%，29個主要新興國家平均是35.5%，中國是17.9%，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數和主要新興國家的平均數都低一大截（參見圖1）。而2008年財政總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5%，也是偏低的。
由此判斷，中國目前應該是低稅收國家。這就是為什么在許多人認為中國政府稅收過重的時候，外資還是大量涌進。無利不起早，外資都是用腳投票的。不要以為外資都喜歡交稅，專愛往高稅收的國家或地區跑。所以，稅收不可能是工資占比下降的原因。
西方那些國家，稅收占GDP的比重比中國高出許多，按有些人的觀點，是不是這些國家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就低很多呢？不是的。筆者在《中國，你要警惕》一書中用數據指出，它們的工資占比高于中國。
錢大多進了資本的口袋
說稅收導致工資總額占比下降，不僅有違實證數據，而且還違反經濟學常識。一個國家的GDP在扣除折舊、扣除某些非直接的稅收、扣除來自海外的凈收入這三項以后，就變成調整后的GDP。這個調整后的GDP，簡單地講，可以分解成四大塊：工資、利潤、利息（包括地租）以及自雇者（self-employed）的收入。即：
調整后的GDP=廣義工資+利潤+利息+自雇者的收入。
這就是許多經濟學家講的初次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稅收并不介入。稅收介入是再分配的事。
讓我們將上述公式簡化一下。將利潤和利息（地租）看成廣義的資本收入，將工資和自雇者的收入看成廣義的工資，我們就得到一個簡化了的公式：
調整后的GDP=廣義工資+廣義資本收益。
這個公式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常識：在初次分配中，工資和資本收益成消長關系。資本收益過高是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長期在初次分配中過低，工資和資本收益成消長關系。資本收益過高是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長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這就是為什么有調查會發現，在工資占比下降20%的時候，資本報酬占比上升了20%。
根據上面的數據，中國工資占比和稅收占比都比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低很多。據此，我們可以推論：中國的資本收益（利潤+利息）占GDP的比例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主要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也可以從其他經濟數據上反映出來。比如這些年中國的社會儲蓄大幅度上升，主要是企業存款和富有階層的存款大幅度上升。
其實是錢進了資本的口袋。
哈佛教授尼亞爾·福格森（NiallFerguson）也曾經指出，2000～2008年，在中國的企業其利潤以超過經濟增長率的速度上升。如果2000年企業的利潤為100的話，那么，到了2008年則高達800。而同一時期，中國勞動者的收入增長相當緩慢。也有人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和亞洲經濟數據庫（CEIC）的數據計算出，1995～2004年，單位產品里的工資含量持續下降，而單位產品里的利潤含量則持續上升。尤其是從1995年到2001年，單位產品里的工資含量加速度下降，而利潤含量則加速度上升。那段時間，正是國企私有化比較快速的時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數據去算一算。
總之，過去有一段時間，勞動報酬和資本報酬以剪刀差的方式此消彼長。結果GDP的增長缺乏包容性，許多人面臨相對貧困。所以，中下層的貧困不是政府稅收占GDP的比重太高所致，而是勞動和資本之間分配極度不公正導致的。
老百姓感到稅負重是因為稅收結構不合理
但是，為什么大家都感到稅收太多呢？
這同稅收結構不盡合理有關。比如，稅收結構沒有反映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現狀。有些稅率在制定之初是合理的，現在可能就變得有些陳舊了。結果應該加征的沒有加征，應當減征的沒有減征，導致稅負不合理。以個人所得稅的負征額為例，2000元的負征額，當初是恰當的，但是，由于這些年通貨膨脹的積累和貧富差距的擴大，現在來看就太低了。如果不調整這個負征額，相對通脹以前的情況，中下層的實際稅負就增長了，甚至有可能這個階層稅負的份額都相對增加了。中下層是人口中的大多數，所以，多數人就感到稅負太重，就抱怨政府稅收太高。在房價、醫療、教育以及其他物價大幅度上升以后，現在2000元是什么概念大家應當都知道，有朋友告訴我，在一線城市維持基本的生計都不易，還要交稅，自然有些牢騷。我們前面提到，中國政府稅收占GDP的比重從世界范圍看是比較低的，這是事實。但是由于稅負結構有些不合理，導致了廣大中下層感到稅負太重，這也是事實。所謂稅負不合理，就是相對于富有階層來講，中下層稅負比較重。
調整稅負結構有多種辦法，例如，提高個稅的負征額，同時增加高收入的累進稅率；征收資本收益稅，等等，降低中下層的稅負在稅收總額中的份額，增加富有階層的稅收份額，這樣，即使稅收占GDP的份額不變，大多數中下層也會感到稅負的降低。
富人減稅、政府舉債不可取
關于稅收的爭論非常重要！
中國正處于發展轉型期，正在興辦許多惠及全民、縮小貧富懸殊的事，比如建立農村醫保和社保、提高城鎮退休職工社保等，而且還會有新的舉措。這些舉措的每一項都是巨大的財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樣，中國應當在本來低稅收的基礎上，再降低稅收、增加資本收益，那么，中國只有兩條路：要么終止這些民生舉措；要么國家舉債來辦這些民生項目，走西方那種富人減稅、政府舉債的道路。西方的教訓證明，這條道路走不通，不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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