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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普爾下調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引發市場劇烈波動。中國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70%為美元資產。美國主權信用評級降低無疑使中國外儲面臨巨大風險。
美國政府所借之債，不是用來生產、建設，而是主要用來支付利息，應對社保支出。
全球經濟一體化，面對發展中國家龐大廉價勞動力的競爭，按說美國的高工資、高福利是不可能維持的，可因為政治上不允許，調整實際上很難進行。這正是美國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想想看，有了錢，你會在美國投資設廠嗎？不會。工資高，負擔重，怎么可能有競爭力。拿今天流行世界的蘋果iPad來說，雖然產品設計在美國，但其生產組裝還是要在中國完成。這不是貿易收支平衡的問題，更不是匯率導致貿易收支平衡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和創造財富的能力的問題。所以，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決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一定會發生的必然事情。
美國問題的根本解決之法，是緊縮財政，降低不可維持的高福利，但這在政治上很難行得通。雖然美國兩黨已經達成了在未來十年減少2.5萬億美元財政赤字的協議，但落實情況還有待觀察。
替代的辦法，一是增加稅收，但這個辦法政治上不允許，經濟上也不可行；二是增發貨幣，通過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來買單。雖然民主國家懼怕通貨膨脹，但是由于美國發貨幣，貨幣不會全部留在國內，而是會流向新興經濟體，因此這實際上減輕了美國發貨幣的壓力。這決定了美國靠發貨幣來融資的可能性極大，美元貶值走弱是長期趨勢。
美元走弱，中國外儲受損無可避免。不過，不能簡單說貿易順差、高外匯儲備就是錯。
一個人，身強力壯的時候是要做些儲蓄以備老來之用的。在一個人口結構正常穩定的社會里，中青年人儲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費，儲蓄和消費始終是協調的。這樣的社會可以追求國際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貿易平衡。
但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不是正常穩定的狀態。從1949年開始，中國人口經歷了爆炸式增長，加上此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國社會少兒撫養比遠低于正常水平。在一段時期內，中國社會必然呈顯著的青壯年特征，必然在整體上呈現儲蓄大于投資的局面。作為國家整體，儲蓄大于投資就要表現為貿易順差。在這段時期內，中國經濟不可能靠自身維持充分就業下的均衡增長。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就處在這樣的時期。目前，仍是如此。
今天，我們享受人口紅利愈大；未來，老齡化問題也會愈嚴重。屆時，消費率自然會上升，儲蓄率自然會下降，經濟的儲蓄就會小于投資，貿易收支一定會呈現逆差。
不否認，我們的貿易順差有制度和政策扭曲所致的成分，可能成分還不小。但是基本上，這是一個享受巨大人口紅利、呈顯著青壯年特征的國家在進行儲蓄。儲蓄，是為了應對未來老齡化的到來。我們擁有的是眾多的人口，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儲藏的，而通過儲蓄財富可以間接儲藏勞力。
面對美元走弱成為長期趨勢，當然要考慮降低貿易順差。但是，要降低的不應是因為人口紅利而實現的貿易順差，而是因為政策扭曲所導致的貿易順差。
導致中國貿易順差的一個重要制度因素，是經濟軟預算約束嚴重。這使中國經濟容易出現投資沖動和產能過剩。為此，要保護產權，加強法治，并避免政府介入具體經濟活動。
導致中國貿易順差的另一重要制度因素，是體制性消費壓抑。必須提升國內消費需求。但要提升消費，就得增加百姓的收入。沒有收入，叫人消費那是笑話；反過來，有了收入，不讓人消費也不可能。為此，要改變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高的現狀，讓民眾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受益者；要將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界定給個人，讓民眾不只是勞動收入的獲得者，同時也成為資產性收入的獲得者。與此同時，還要健全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制。
各種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扭曲性政策，也是中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為此，應該減少甚至取消出口退稅等出口鼓勵政策，當然更應該減少甚至取消關稅等進口壁壘，放開進口。
這一切是改革，不是宏觀調控。
對于那部分因人口紅利而產生、必須要實現的貿易順差，從外儲保值的角度講，資產多元化無疑是一個重要選項。但是也要清楚，不可能根本改變美元資產占主體的儲備格局。這是因為：歐債、日債更不安全，美債相對還算安全。例如日本公共債占GDP的比重達到了200%；其他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大，風險更高，中投做不了。藏富（外幣）于民，讓民眾經營外匯無操作可能，人民幣升值，民眾不可能愿意持有外幣；除了美國國債，沒有那么龐大的“優良”資產可供我們做外匯儲備的投資之用。
可悲是因人民幣升值而導致的熱錢流入。今天它把自己賣給中國銀行，明天它用同樣的人民幣向銀行要求多得多的美元。這部分錢增加愈多（外儲因而也增加），中國財富損失愈嚴重。但人民幣升值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有什么辦法？唯一能做的，是抑制國內資產泡沫，不要因為分享資產泡沫盛宴而加劇了熱錢流入和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壓力。
當下的選擇，不是在好與不好之間，而是在不好之間取其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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