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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8月12日到13日，記者在北京“泡”了2天，在故宮，采訪了一些工作人員，也試圖電話聯系一些老館員、北京文物局以及國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員。但所有人都表示“不方便開口”、“暫時沒有立場發表意見”或“不了解內情，無可奉告”。
至于故宮新聞發言人馮乃恩的手機，記者4次撥打，每一次都能接通，卻一直處于無人接聽狀態。他最近一次露面，還是8月8日回應“屏風浸泡門”，稱該清宮屏風正在文保科技部進行常規修復，并未發生損傷。
算一算故宮的“經濟賬”
門票，今年才被迫公開的“秘密”
8月12日，周五，上午10點起，記者在午門14號售票口蹲點半小時，總共有144人次在該窗口買票(除去1.2米以下免票兒童)，以旺季票60元一張計，估計總收入8600元左右。
午門總共開放8個售票口，照此計算，半小時內，售票額近7萬元。
今年上半年，故宮才首次公開近3年門票收入的報表：2008年，4.3億；2009年，5.6億；去年，5.9億。
宮內一杯普通茶賣30元
“非正式導游”任青振告訴記者，其實導游對故宮是缺乏好感的，因為賺不到錢：“故宮里的商店，絕大多數都是故宮自己開的。”
在太和殿到欽安門這條中軸線上，總共有近20家經營紀念品、書籍和餐飲的商店，統一掛著“故宮商店”牌匾。這些商店都由“故宮文化服務中心”管理經營，是故宮旗下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實體。
資料顯示，1981年故宮商店的利潤為26萬元；到了2009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1800萬元。
以“故宮文化服務中心”為母體，故宮博物院近年來先后成立過數家公司。例如文化傳播公司，就專門倒騰文化演出，包括賺場租錢。2001年，著名的“三高”演唱會，僅門票收益就達到1800萬美元。
在故宮打工是“金領”代名詞
來自四川的游客肖梵告訴記者，游歷故宮，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停遠觀那些年久失修的古建筑：“想看文物，還要再花60塊錢買票，而且，180萬件文物，展出的只有1萬多件。”
背靠故宮這座文化寶庫，無論是門票上的廣告，還是收費的語音導游系統，可供經營的資源不勝枚舉。規模最大的幾項為：珍寶館和鐘表館的門票、經營場地出租收入、故宮文化服務中心售賣紀念品和食品飲料收入、來院展覽的展費、文物修復對外有償服務等。
據其他媒體報道，為鼓勵員工“創收”，故宮還專門制定了內部獎勵措施，規定“各部處”通過“額外付出的勞動”為故宮帶來經濟收入，每半年以凈收入為基數，以超額累進的方式提取獎勵，基準比例在20%以上，經院辦批準可自行分配。
如今，在許多北京人看來，“供職故宮”就相當于“金領”的代名詞。北池子大街一位姓陳的早餐鋪老板告訴記者，“聽說里面掃地的，每個月收入都有6000塊，這已經算不得秘密。”說這句話的時候，老陳的眼神羨慕極了。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此類經營活動中，故宮究竟有多少收益？又如何分配使用？與此有關，故宮的配套管理現狀究竟如何？還有哪些問題未曾暴露？
故宮的命運折射時代的文化觀
曾經，對國人而言，來故宮，就是一次對文化的朝圣。
如今，當每個人都意識到文化能以多種方式兌換成金錢時，時代對國寶的文化態度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虔敬之心越來越稀薄，敬畏之意越來越疏落，功利之心越來越強悍。一種對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的麻痹，就這樣形成了。
500年的光陰里，在這里發生的一切，都是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事——兩個王朝的正史中，一大半記錄來源這里，這也是這個國家最深刻的文化記憶。
然而，新世紀初，隨著物質重要性的不斷被意識，全民文物熱發端，拍賣公司已然上位，古玩市場遍地開花，盜墓熱潮正在發跡……無數個白天熙攘的人流，將這個神性的地方拉回現實——這里發生的事，與這片土地上最角角落落里發生的事同步了，比方潛規則啦，小金庫啦，為工資漲多漲少吵架啦，新聞曝光啦，等等。一些精明的商人用故宮的名頭賺錢，而一些本應安于學術研究的博物館人，開始屢屢走穴……面對這些，故宮的管理者們卻選擇避而不答。
當每個樓盤的名字都變得詩意的時候，故宮這個最有文化象征意義的地方，文化的觀念卻在淡出，進故宮的人，越來越把這里當成一個拍賣會現場，一瓶一盤、一紙一墨被我們一一換算成人民幣，好像一個落魄的王孫，越來越真實，真實到令人發慌。
周遭的世界正在趕一個物質的時髦，圍觀故宮的人不再把她當成一個文化或者政治座標，便無法沉默面對故宮的沉渣泛起。這是末代皇帝走出宮門后，故宮最讓全中國關注的一個時段。
故宮，當她在文化老貴族和商業新貴兩個角色之間首鼠兩端時，一個搖晃的故宮，便無可避免地顯露其尷尬的姿態了。
故宮之病，也正是這個時代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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