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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西陽朔縣興坪鎮西塘黃花坪垃圾填埋處理場，簡單處理的垃圾在青山綠草間格外扎眼。資料照片 |
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環保部聯合制定的《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2011-2015年)》的編制工作日前正式啟動。知情人士透露，預計三季度報送國務院審批。
《經濟參考報》獨家獲悉，“十二五”期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業主個人投資在內，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總投資達到2800億元，也就是說，按照環保產業投資對產值1：1.2的乘數效應，到“十二五”末，生活垃圾處理的產值將約達3360億元。
垃圾處理戰線將全面鋪開
在日前舉辦的第二屆“低碳發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專門提到，未來5年，要實施城市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設施配套工程。相關資料顯示，在對日前的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進行的解讀中，這是國家發改委首次將垃圾無害化處理與城市污水處理并列提出。
“縱觀世界各國污染治理的不同側重點，幾乎都要走過從水到大氣，再到固體廢棄物的一條路子，我國也不例外。”中國環境學會固體廢物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聶永豐表示，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固廢處理是比污水處理、大氣治污大得多的產業，超過環保產業總產值2/3。
國家發改委人士樂觀地表示，垃圾處理產業“西部下到縣，東部下到鄉”的格局將在“十二五”逐步推開，形成“村收集、鄉轉運、縣處理”的產業鏈，點亮更大的環保產業前景。有業內人士指出，“十二五”期間，污水處理產業將平穩發展，垃圾處理產業逐步壯大，兩者“平起平坐”指日可待。
聶永豐透露，“十二五”期間，生活垃圾處理中央投資有望達到1500億元，達到“十一五”期間的污水處理投資規模，并大約帶動相同體量的地方投資，垃圾處理將成為繼污水處理之后新的產業熱點。中國環保產業協會城市垃圾處理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徐海云透露，各省“十二五”將動用2000多億元用于生活垃圾處理。
長江證券環保產業分析師劉元瑞曾在研報中指出，“十一五”期間，垃圾處理以25%的增速位列環保投資之首。他指出，“十二五”期間，將需至少新配置500噸日處理能力的垃圾焚燒爐358臺，按照每臺3000萬元計算，垃圾發電對于焚燒爐要求的規模有108億元的市場空間。
今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即指出，提高城鎮生活污水和垃圾處理能力，到2015年底，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要達到80%。聶永豐透露，這比2010年底提高10個百分點，也就是要每年新增大約1600萬噸的垃圾處理量，“這還不包括縣城的巨大需求”。
另據19部委及相關單位編寫的《中國環境宏觀戰略研究》顯示，到2020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要達到100%，資源回收利用率達到35%；農村和鄉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50%，農村固體廢物循環利用率達到60%。
一位參與上述國家級規劃制定的專家向《經濟參考報》透露，“十二五”垃圾處理產業面臨三大利好：一是隨著國家日趨加嚴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標準，環保投資有望大幅追加；二是服務區從城區擴大到郊區、縣城，垃圾處理總量的增加擴大了市場需求；三是城區現有收運垃圾的處理率僅為2/3左右，其余的諸如秸稈燃燒、垃圾圍城等仍處于“真空地帶”，未來仍有較大挖潛空間。
上述國家發改委人士認為，未來垃圾處理將不僅僅是簡單清運和填埋，填埋需要鋪設防滲膜，焚燒需要進行二噁英等有毒尾氣處理。多位業內人士提出，在政策驅動型明顯的環保產業，逐步提高的規劃目標及逐步加嚴的行業標準，將為環保產業大發展提供顯著空間。
垃圾焚燒廠成民資“香餑餑”
中國環境科學院固體廢物研究所所長、主持《中國環境宏觀戰略研究》中的固體廢物戰略研究的王琪曾透露，在我國城市建設固定資產投資中，垃圾處理(市容環境衛生)所占比例處于倒數第二位。她透露，從城市維護管理資金支出數據可看出，生活垃圾投入比例很低，我國仍有大部分地區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費用，達不到60元/噸的無害化處理最低限度。
這一情況正在悄然改變。“這幾個月，許多原來投資房地產和高速公路的民企老總都找我咨詢垃圾處理的相關技術。”一位行業網站特聘專家向《經濟參考報》透露，政府信用度高、市場需求穩定增長、經濟周期性弱等特性，正使垃圾處理廠成為民間資本的“香餑餑”，“內部收益率可達8%以上，不算暴利，但也不薄。”
上述專家向《經濟參考報》算了一筆投資回報率的賬。以垃圾處理率接近100%的北京市、漸受民資青睞的垃圾焚燒廠為例，垃圾焚燒廠的0.5-0.6元/度的上網電價幾乎可與人工成本、固定資產折舊等運營費用相抵消，再加上從政府獲得150-160元/噸的居民垃圾處理費，扣除企業針對滲液、飛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業可實現70-80元/噸的凈利潤，一個中型垃圾焚燒廠的日處理量約為1000噸，其全年凈利潤約為2500萬-2600萬元。
上述專家也提醒，民間資本在選擇落腳地時，還要綜合考慮當地土地、用水、用電、電網接入是由政府出資還是自籌資金，此外污染物處理費用是否太高。“目前的突出問題是，由于要高價買電，電網企業不愿意為垃圾焚燒廠延伸建網，經常把建網計劃排到不現實的三五年后。”該專家稱。
一位業內人士呼吁，目前城市垃圾焚燒廠采取特許經營制，由于缺乏合理布局和透明招投標，可能導致“這個市領導批準一個，那個市領導批準一個”，最后垃圾處理能力大于需求，出現產能閑置。但聶永豐強調，二三線城市仍然嚴重供不應求，生活垃圾處理率估計只有大約40%，普遍低于一線城市四五十個百分點。
農村垃圾處理亟待破冰
“目前每年城區、郊區和農村的生活垃圾分別約為1.6億噸、0.3億噸和2億噸，也就是說，農村垃圾的處理需求比城市還大。”上述專家指出，截至2010年，仍有接近1/3的生活垃圾被亂堆、亂填、亂排；而如果考慮到農村垃圾接近零處理，當前全國垃圾焚燒、填埋和堆肥等處理率可能被“腰斬”。
環保部相關研究顯示，目前農村生活垃圾管理基本空白，難以確定農村生活垃圾的產生量，農村生活垃圾基本都在村鎮周圍和住所周圍自行傾排處置，其中相當大的比例被傾倒進江河湖海，“三峽大壩每年都要攔住很多生活垃圾”。
“如果按照一般生活垃圾產生系數計算，我國13億人年產生生活垃圾約為4.75億噸，其中農村生活垃圾應該約為2.75億噸，而我國每年至少有2億噸的生活垃圾不經任何處理直接進入環境，垃圾包圍村鎮、沿海垃圾成堆等狀況越發普遍。”一位環保系統學者表示。
有接近國家部委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可以通過發行國債支援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提供至多達到生活垃圾處理基礎設施七成的財政資金。“但運營成本只能依靠地方自籌資金，這也導致了許多西部縣城‘重建設、輕運營’，高水平建設的填埋場退化成堆放場，不壓實、不覆蓋，蒼蠅飛去，惡臭撲來，污水溢出地表四處流動。”該人士稱。
徐海云也表達了擔憂，和城市環衛部門不同，農村垃圾處理缺乏專業化的收運和處理隊伍，“很多鄉鎮根本給不起這筆工資，更別提農村了！”聶永豐則指出，與污水處理不同，垃圾處理技術路徑繁復，且需要改末端治理為全過程管理，上述地區缺乏技術隊伍。
上述國家發改委人士呼吁，市場經濟模式不能作為垃圾處理等公共服務的出發點，只能作為推進產業化的制度設計，“如果只講求企業的趨利避害，而不顧對百姓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實際影響，那么農村垃圾處理將無從談起。”
環保部門專家建議，應將包括生活垃圾在內的固體廢棄物管理指標的減量率，列入地方節能減排指標體系中，并將這一指標體系作為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及其主要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通過行政手段彌補市場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