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情況越來越惡劣，可以說已經進入了一個冰凍期。”北京市友邦律師事務所首席顧問關安平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專訪時表示。
關安平說，中國企業本身的信用值偏低，是其赴美上市的一大障礙；而“急于求成”的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時不注意保護自己，也使得自身更容易被置為“做空”的靶心。他表示，企業赴美上市不僅應考量經濟周期和環境因素，也需提高自身信譽價值，苦練“內功”。
據ChinaVenture最新的統計數據，2011年7月，總計35家中國企業在全球資本市場IPO融資227.39億元人民幣，但整個7月無一家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比如，原計劃在7月登陸納斯達克的迅雷宣布因市況欠佳推遲IPO，且未來上市時間未定；同樣，原計劃在本周路演的盛大文學也宣稱，暫停在紐約證交所融資2億美元的IPO。
關安平指出，目前出現的很多中國海外上市公司遭遇做空和將要被集體訴訟的案例，這其中既有外部環境的因素，也有中國企業自身的原因。“在金融周期面前，美國需要經濟復蘇，但它需要的是自身性的復蘇。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不受到歡迎，可能有企業在技術層面上觸犯‘美國自身’利益的因素。”關安平向“金融大家談”欄目分析指出。
而“失信”正成為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的最大阻礙。關安平對“金融大家談”欄目表示，中國企業的“信用缺失”使得投資者對這些企業普遍沒有好感，除非上市公司能夠有效地提升自身的信用值。“信用缺失”無形中增加了海外上市約40%至50%甚至更高的成本，個別企業由此而轟然倒下，也不是危言聳聽。
關安平說，中國許多境外上市公司為了追求時間的效率和經濟的回報，多運用反向收購這種運作手段來上市，而非IPO。所謂反向收購，是指非上市公司股東通過收購一家殼公司(上市公司)的股份控制該公司，再由該公司反向收購非上市公司的資產和業務，使之成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原非上市公司的股東一般可以獲得上市公司70%至90%的控股權。“運用反向收購能達到間接上市的目的，也能避開初次上市所遇到的嚴格審查和督導。”關安平說。
這種“反向收購”的手法也折射出中國企業急于海外上市、快速擴張的一種心態。關安平對“金融大家談”欄目說，快速發展的心態可以理解，但這是一種非正常的企業發展過程，如不在短期內練就風險控制的“內功”，則最終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比如，有些企業求成心切，花小錢聘請一些意在謀取圈錢的國外中介商協助其上市，但這些中介商往往目的不純，它可以把你做上市，未來也能把你做空。而中國的企業往往沒有經驗，也普遍缺乏預見性，并未保留公司上市時不同時期所用的齊全的原始資料，如公司計劃、對重大合同的演變，財務上歷次調整時中介給出的意見等等，而這些材料都能夠說明企業是被中介誘導甚至誤導上市的。”關安平向“金融大家談”欄目表示。
關安平明確指出，中國企業著手“反向收購”等方式在境外上市之前更需要在國內進行必要的發育，做出過硬的準備，切實提高風險控制能力。他說，中國企業有很多是家族企業，或是那種“我和你是世交，他和她有關系”的鏈狀企業集合體。在國外看來，這種鏈狀企業集合體非常不市場化，它只是將生產的各個環節的企業簡單地“攢”在一起，生產出的產品質量不能保證。中國企業要想在海外上市謀得更大發展，必須要改變家族企業的成分，聘請社會的獨立董事進入董事會，進行認真的輔導和監督，并能出具三年以上的股份公司營業報告，并在一定范圍公布，如此之類的 “內功”均需要認真習練。
關安平向“金融大家談”欄目強調說，中國企業在境外上市首先并不是一件壞事，美國市場固然是世界上發育最好的市場，任何有上市意愿的小企業都可以在美國市場上市。不過，這么多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也有國內體制的深層次原因。“中國國內的體制成本正在不斷增高，我稱之為體制性通脹，這種體制性通脹逼得企業外逃，到海外上市，因為它要尋求另外一種更低成本的體制。最近中國企業海外遭遇做空的事件，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不能把好的體制產品供給中國企業自己？”關安平說。
關安平說，提高中國國內體制的公信力，降低體制運行成本，既可以幫助走向海外融資的企業減少，乃至清除弄虛作假和一夜暴富的走捷徑等不健
康意識，又可以堅定一些急欲出走的企業回歸中國。因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日元升值，使日本企業急于走出去購買資金或上市，其失敗的比例較高，與中國今日企業的“出國潮”相似，中國應當盡可能借鑒并避免其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