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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誰，只要他看到過發展中國家的垃圾場就會認識到，所謂價值其實就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在發達國家的多數人看來，生活垃圾自然沒有什么價值，否則就不會丟掉了。挪威人明確表示愿意支付大約每噸114美元的價格雇人幫他們從普通垃圾里面挑揀可回收物，幾年前美國田納西州卡特社區的一項調查發現，這里的住戶寧愿每家每年支付363美元（按目前的幣值計算）也不愿意讓垃圾填埋場建在他們居住的社區附近。
與我們的直覺經驗只差一點，垃圾搖身一變成了有價值的商品。在非洲小國布基納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郊外的康布瓦西鎮，當地農民付錢讓城里的垃圾搬運工把未經挑揀的生活垃圾傾倒在他們的莊稼地里當肥料，其中不乏廢舊塑料碎片。2003年這些垃圾的市價是每噸400非共體法郎。在新德里，2002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拾荒者撿1公斤聚酯飲料瓶可以掙到2盧比，1公斤裝洗發水的硬塑料瓶可以掙到7盧比。一個孩子在新德里的垃圾場拾荒的收入大概是每天20-30盧比。
事實上，垃圾與其他事物一樣，向我們提出的仍然是價值評估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我們賦予垃圾的價格，即在要與不要之間作出選擇，其實取決于與之相應的效益與成本的比較。一袋能賣兩盧比的空飲料瓶，對于清晨起床后粒米未進的印度女童和我這位衣食無憂的紐約記者來說，其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她為了撿到這些瓶子，在新德里郊外的廢墟里苦苦搜尋了一整天，根本顧不上生命與健康方面的風險。對她來說，這一切的代價都算不上太高，因為她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其他一無所有。為了滿足吃、穿、住等生存需求，她別無選擇，只能承擔這些風險。相比之下，我擁有的東西卻很多，其中包括相當不錯的收入。我除了空閑時間以外別的都不缺。把一個空的聚酯飲料瓶放入超級市場的自動回收機可以換回5美分，但我覺得根本不值得彎腰去撿。
我這樣對比的目的并不是強調富人的機遇比窮人多，而是窮人和富人同樣要面對各種選擇，并對選擇的得失進行評估。無論是一貧如洗的印度女童還是富甲天下的美國闊佬，其行為都由其成本與收益比決定，事物的價值都由人們擁有的機遇和面臨的局限相較形成。他們賦予事物的價格-用自己的生命或者垃圾去交換什么-就表明了他們屬于哪一類人。
垃圾的價格是我們了解文明的指南。污染在貧窮國家最不值錢，它們很愿意以污染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但是人們越富裕，污染的相對價格就越高。到頭來它高得難以負擔，就能迫使人們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有些國家存在嚴重的污染問題，但是在陰沉的空氣和污濁的水質背后是兩害相權的一種平衡，污染要付出諸如損害健康，毒化河流等代價，減排會壓低產量，或者需要投巨資更新設備。瑞士作出的選擇完全不同，它把保護環境資源-清新的空氣、綠色植被和野生動物-看得比讓失業的農民到工廠就業更加重要。瑞士環保組織的成員眾多，3成以上的瑞士人認為他們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是環境污染。
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表明，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在8900-10500美元時，二氧化硫排放量達到峰值。在1970年《清潔空氣法》實施之前，美國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從那以后，排放量已經減少了一半。
本書的中心論點就是：我們作出的一切抉擇，都由我們面臨的各種選擇的價格決定，即相對于收益來說，我們對成本所作出的估量。有些情況下，這種選擇是明顯且直截了當的，例如我們放棄自己喜愛的品牌去買降價啤酒。但是印度的拾荒女童可能意識不到她進行選擇的實質。了解如何找出那些操縱我們生活的價格，以及我們的行為對價格會產生的影響，不僅會幫助我們更好地作出決策，而且，無論作為個人或者社會，我們面對的價格如何促使我們行動，隨著我們的選擇不同價格有何變化，都會成為讓我們從更加有利的高度觀察歷史進程的有力工具。
大約20年前，勞倫斯·薩默斯，現任奧巴馬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當時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他簽署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暗含了富國向窮國出口垃圾是合理的這層意思。他說，因為窮國的工資水平低，工人生病或死亡造成的損失要小一些。備忘錄表明：“把污染環境的垃圾傾銷給工資水平最低的國家，這一經濟學邏輯無可指責，人們應當接受。”不僅如此，窮國面臨著比污染更加嚴重的其他問題：“在一個力爭提高前列腺癌患者存活率的國家，平均每百萬人中前列腺癌癥患者人數的小數點后的微小變化所引起的關注，肯定要高于對一個5歲以下嬰幼兒死亡率高達20%的國家的關注度。”
這個文件在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地球峰會召開前的幾個月泄露出來，該備忘錄證實了世界銀行備受批評的觀點，即窮國是垃圾場。已故的巴西環境部前任部長何塞·盧岑貝格無比憤慨，他寫給薩默斯的信中說，這一推理“非常符合邏輯，卻又愚蠢透頂”。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非常惱火，他的反對使薩默斯出任克林頓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的機會化為泡影。薩默斯后來為此道歉，解釋說備忘錄試圖提供一個“諷刺性的對立觀點”，以使關于垃圾貿易的分析和思維更加清晰。
盧岑貝格所說的當然有道理，工資并不是判斷價值的唯一標準。貧窮國家垃圾處理的價格經常為零，并不是因為人們對污染問題無動于衷，而是政府沒有嚴格施行有關污染的法律。但是薩默斯的觀點也很有力，清潔的環境好比錦上添花，而富裕國家司空見慣的另一些東西，例如學校，對窮國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從長遠利益考慮，發展中國家用垃圾貿易換取機會多修建一所學校顯得更有意義。
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價格爭論
多數人一想到價格就把它與商場購物聯系起來。在市場上，價格調節我們的消費，引導我們在各種需求之間進行資源配置。它提示我們在有限的財力前提下，必須分清輕重緩急。價格引導我們的消費模式，它同樣引導企業的決策，生產什么東西以及如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就是市場機制下資本主義經濟的有序運作。
不過，價格無處不在，不只限于商場購物。在生活的每個十字路口，它都微妙地提示我們應該走向何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很明顯，任何決策都意味著我們對面臨的多種選擇及其價值必須有所取舍。識別各種價格可以更好地輔助自己進行決策。價格可以用貨幣、現金或信用作為衡量尺度，但是成本收益分析同樣適用于愛情、勞動或者時間。實際上我們最重要的貨幣是機會，采取某種行動或者選擇某條道路的機會成本取決于當時我們面臨的各種機遇。用5美元買一塊比薩餅實際上就失去了做其他事情的機會，結婚的價格包括了假如我們選擇單身可以做的所有其他事情。有朝一日我們屈服于愛情與伴侶的誘惑而走進教堂，數年以后可能會覺得迷惘：以單身的自由來交換婚姻的束縛是否值得？經濟學家稱此為“機會成本”。我們對機會成本作出評估，并依此來安排自己的生活。
新德里的拾荒女童一出生，就面臨印度父母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偏見，這一偏見使當地夫妻墮女胎成風。印度2001年的統計表明，6歲以下男女兒童性別比例為1000∶927。而巴西和美國同齡兒童的男女性別比例分別是1026∶1000和1029∶1000。這一偏見的形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對女性不利：兒子將來會繼承家族財產并且給父母養老，女兒則要出嫁，家里還得陪送令他們負擔沉重的嫁妝。為了改變性別比例的失衡，印度各級地方政府試行各種脫貧計劃，鼓勵父母生女孩。2008年，印度政府推行了一項計劃，對出生在貧困家庭的女孩，政府在她們每人的賬戶里存入10000盧比，她們上學以后該款項還會繼續增加，目的是減輕她們將來結婚或上學深造的負擔。2006年哈里亞納邦推出一項社會保險計劃，對那些年齡在45-60歲只育有女孩的夫婦，每月發給他們500盧比，60歲以后與全國統一標準對接，享受聯邦養老金。
我還記得我在加州的斯托克頓采訪過一位非法移民，大概是在2002年，或者那年前后。我當時為《華爾街日報》工作，正在寫一篇有關美國境內西班牙裔人口問題的報道。那個非法移民給我上了一課，把他的兩個孩子從墨西哥偷渡到美國來有兩種途徑，要比較二者的優劣：一是穿越無人大沙漠，二是使用偽造文件混過邊境檢查站。這確實讓他難以抉擇。他在加州圣華金河谷的農場里給人收蘆筍，摘草莓，采集其他作物，每小時不過掙八九美元。找墨西哥“蛇頭”帶孩子穿越沙漠到美國來，每個孩子要付1500美元左右，找偷渡客用偽造文件混過邊境檢查站把孩子帶進來，每個孩子大概需要付5000美元。這番談話把引導人們生活的那種錙銖必較的成本收益分析展示得一覽無余。
過去的15年里，美國邊境巡邏的預算大約翻了五番。“蛇頭”們向偷渡者收取的費用也水漲船高，2008年大約是每人2600美元。不過，可比較價格中上漲最高的是偷渡者的死亡率，因為過去經由圣迭戈不到一天的路程，現在則要穿越亞利桑那沙漠，越境者要帶足飲用水，躲過盜賊和邊境巡警，長途跋涉三四天的時間。1994年越境死亡人數為24人，到了2008年死亡人數上升到725人。和我談話的那個非法移民的計算方法再直截了當不過了。要把孩子們從邊境檢查站帶進美國，他必須加倍干活才能積攢出那么多錢，但這樣也就大大降低了孩子們死于非命的風險。
美國人有關非法移民的論戰本身就是一場價格爭論。持批評意見的人們說，非法移民甘愿少拿錢多干活從而壓低了當地人的工資。他們還爭辯說，非法移民也享受了子女教育和急診醫療等公共福利，從而成為當地人的負擔。
這些似乎理直氣壯的論點，其實經不起推敲。使用假身份就業的移民也都有稅務登記，他們和大家一樣要從工資中預扣所得稅。他們享受不到大部分公共福利。就拿加州農業來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移民壓低了美國人的工資。但如果沒有了外來移民，農場里的工作以及從農田到包裝的一系列工作都將無人去做，當地人只能從國外進口蘆筍和草莓。
非法移民確實對美國的物價有影響。一項研究結果表明，1980-2000年移民數量激增，家政和園藝服務人員的平均工資下降了9%以上，這主要是壓低工資的結果。盡管如此，它對當地人的工資影響微不足道，因為在勞務市場上，競爭主要是在可憐的非法移民之間進行的。
移民政策一直是由誰來埋單及誰會受益來決定的。美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容許非法移民存在，是因為廉價勞動力對農業和其他一些產業有用，而且美國的中產階層家庭因此可以雇得起保姆。這就意味著，盡管總統候選人信誓旦旦地要修訂《移民法》，但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實際上不會有什么大的作為。設立合法途徑讓非法移民到美國打工會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可能引發大規模移民潮。反過來，完全杜絕非法移民的代價太大，誰也承擔不起。保持現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才是最省力的辦法。
移民數量的消長還取決于非法移民是否有希望找到合適工作-實現發財夢的第一步-與繞過嚴格邊境檢查的成本之間的比較。越境的成本有時過高。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估計，非法移民的數量已經從高峰期的2007年減少了100萬，降到了2009年的1080萬。
價格的影響力
考慮到價格在人們進行選擇方面的影響力，而政府竟然沒有經常使用這種工具去引導民眾的行為，真是咄咄怪事。例如，開展群眾健康運動可能是個好辦法，教育人們認識到某些不良行為的危害，例如吸煙和吸毒。不過要讓人們戒煙戒毒，它的作用遠遠不如價格那么有效。尼克松總統發動“向毒品宣戰”已經30多年了，毒品仍然泛濫。1988-2009年，12年級學生承認自己在最后一個月接觸毒品的比例從16%上升到了23%。而同期青少年吸煙的比例從28%降到了20%。
這真是個悖論。青少年購買香煙是犯法的，但成年人則沒問題。對比之下，買賣毒品卻不分年齡，實際上都是犯法的。在伊利諾伊州即使持有少量毒品，一旦被抓住，就可能被判入獄1-3年。不過考慮到這兩類有害物品價格的演變，目前這種狀況就容易解釋了。自從1990年以來，各級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減少香煙銷售，加大了對香煙的收稅力度，市稅、州稅和聯邦稅等一系列稅收大約翻了一番，平均每包香煙課稅高達5.20美元左右。2010年7月1日，紐約市香煙的最低價格上漲了1.60美元，達到每包10.80美元，其中7.50美元是向聯邦、州和市政府繳的稅額。相比之下，2007年紐約街頭可卡因的零售價是每克101美元，比1991年下降了27%；海洛因的價格下跌41%，降至每克320美元。價格下跌表明，那些試圖禁止毒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政策未能奏效。但它也給出了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如果大幅提高價格，就能使青少年遠離毒品。與一場失敗的“反毒品戰爭”相比，使毒品合法化，加強監管，課以重稅，可能才是抑制毒品泛濫最有效的方法。
考慮一下對燃油價格治標不治本的應對方法會帶來什么后果。在美國，廉價的燃油使人們越來越遠離工作單位、學校和商店去找更大的房子。1997-2007年，美國人上班的平均路程從7英里（約11公里）增加到11英里（約18公里），平均住宅面積則從1750平方英尺（約163平方米）增加到1807平方英尺（約168平方米）。
歐洲城市很少這樣無計劃地擴展，那里的城市受到歷史的局限：它們都是幾百年前建設的，長途跋涉既費時間又費精力。法國大革命時期，國王路易十六從巴黎逃到瓦雷納，150英里（約240公里）的路程花了21個小時。歐洲現代城市的擴張受到燃油稅的制約：歐洲人在燃油上花的錢是美國人的2~3倍。休斯敦總人口與德國港口城市漢堡的差不多，但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卻少了2500人，這就是原因之一。
盡管美國和西歐的城市規劃結構不同，但它們都與前蘇聯陣營的城市有巨大的差異-在那里，價格在土地配置上幾乎不起任何作用。70年政府專制的資源配置，造成了城市中心的黃金地段滿目瘡痍，到處是破舊不堪的廠房，住宅區則被擠到了市區邊緣。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修建的公寓房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擴展，越往外越擁擠。
世紀90年代中期蘇聯解體以后，世界銀行關于城市的一些規劃與住宅融資專家作過研究，他們發現，莫斯科市區建筑面積的31.5%被工廠占用，而首爾只有6%，香港和巴黎只有5%。在巴黎，人們只要稍微多花一點錢，就可以很舒服地住在市中心附近，人口密度在離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區域達到高峰，而在莫斯科，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離市中心有15公里。
從多角度來看價格，清楚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千差萬別的行為方式。運輸技術的發展降低了遠距離運輸的成本，推動了19世紀第一次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浪潮。歷經進化，人類肌體本來已經適應了食物匱乏的環境，科技進步卻使廉價的食物唾手可得，過多的熱量囤積必然造成更多的人患上肥胖癥。
理解價格的力量的最佳途徑，莫過于到那些不允許價格發揮作用的地方去。幾年前我去過古巴的圣地亞哥，一個衣著臟兮兮的婦女開車帶我觀光。她的身份讓我大吃一驚，竟然是該市一家大醫院的兒科醫生。她就像童話里描寫的女巫，瘦骨嶙峋，活像一根蘆葦稈，兩顆門牙都掉了，她說那是營養不良造成的。1991年蘇聯解體，切斷了古巴的經濟命脈，整個古巴饑荒蔓延。她有一輛破舊的拉達轎車，頭腦比較靈活，除此之外她和流浪者沒有什么兩樣，只能在黑市上掙點小錢，勉強維持生活。她開車到處拉客，偶然撿到路過的卡車掉落的一包雪茄，拿著到處叫賣。她拉著我到處轉了一整天，收了我10美元。古巴的集體所有制怎么能讓一個兒科醫生來開出租車掙錢，還覺得這樣的交易挺合算，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價格的副作用
正因為它的威力強大，所以價格之類的問題必須謹慎對待。漫不經心亂撥弄，必然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擔心出生率低，澳大利亞政府2004年5月宣布，從當年的7月1日起，給生孩子的家庭發放3000澳元的“嬰兒津貼”。該決定的效果立竿見影：那些臨近預產期的孕婦，有的取消了原定的剖腹產手術，有的千方百計推遲生產，讓孩子留在肚子里，造成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別少，而7月1日出生的嬰兒的數量創下澳大利亞30年以來的單日最高紀錄。1696年，英國國王威廉三世發明了窗戶稅，即按每家窗戶的數量課稅，這在當時似乎是個好主意。10個窗戶以下的家庭交2先令，10~20個窗戶的交4先令，20個窗戶以上的交8先令。
按窗戶征稅是合乎邏輯的，數起來容易，征起來也簡單。它還很公平，有錢人住的房子大，窗戶自然多，應該多納稅。與所得稅相比，這樣還不會讓納稅人反感。可是國王沒有料到老百姓的反應，他們為了少納稅，寧可把家里的窗戶用磚頭堵起來。時至今日，愛丁堡臨街的那些堵起來的窗戶成了當地一大景觀，人們稱之為“皮氏圖畫”，皮氏指的是威廉·皮特，1784年他把窗戶稅引進了蘇格蘭。
貌似溫和的舉措，只要改變甚至觸動了民眾對于成本與收益的比較與判斷，就可能引發社會震蕩。1974年美國實行的“每小時55英里”法定速度限制就是一個例子。“贖罪日戰爭”以后，由于美國決定繼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導致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美國被迫實施這一措施以減少石油消費。
在當時的形勢下，節油這個目標是對的。但是，這一措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為它根本忽略了開車人時間的價值：在這一新的速度限制下，70英里的距離大約要花1小時16分鐘，比每小時70英里的速度多耗費16分鐘。考慮到1974年產業工人平均工資為每小時4.3美元，往返距離多花的時間折合成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大約是1.15美元。
年每加侖含鉛汽油的價格是53美分。若要節油所得與耗時損失相抵，那么一個普通駕車人需要每次往返節約2.17加侖汽油。而要做到這一點，所有汽車的燃油效率必須大幅提高，例如，雪佛蘭薩博班必須降低22%的油耗，本田思域則需要降低50%的油耗。降低最高限速當然無法實現這一目標，于是駕車人對這一限制置若罔聞。
年，紐約州的州際高速公路上，駕車人有83%的時間會超過每小時55英里的限速。他們不惜花費50-300美元安裝民用波段對講機，用以相互提示附近有交警。1966~1973年，聯邦通信委員會發放了80萬份民用波段對講機執照，而到了1977年汽車上裝載的對講機達到1225萬臺。交警部門對此作出反應，安裝測速雷達；駕車人針鋒相對，紛紛安裝電子狗。為此，有些州通過法律，宣布使用電子狗為非法。美國國會1974年通過《高速公路緊急節能法案》時是否預料到這一系列后果，我很懷疑。到了1987年，國會把最高時速限制提高到每小時65英里，1995年最終取消了聯邦法律中關于最高時速的限制。
價格將把我們引向何方？
公元前3世紀敘拉古的偉大數學家阿基米德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個堅實的落腳點，他只需要一根杠桿和一個支點，就能撬動地球。要改變人們的行為，靠的就是價格。結婚率下降并不是因為社會風氣變了，而是對比所作出的犧牲，婚姻的代價太大。我們少生孩子，是因為生育成本太高。經濟學家指出，信奉天主教的人少了，不是因為人們不再信仰上帝，而是信奉天主教的成本太低；相比之下，福音派教會要求信徒有更多的捐助，反而提高了信徒的忠誠度。
本書將帶領大家到商店里去，看看價格標簽對人們的心理有什么作用，價格如何巧妙地引誘我們購物。不過，我們還要盡量擴大到日常商品交換以外的領域，研究其他方面的價格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在有些社會文化中，男人可以花錢娶妻納妾，而且越多越好，從而提高傳宗接代的成功率。在另一些文化中，父母打掉女胎，為的是避免將來女兒出嫁時沉重的嫁妝負擔。我們把許多行為歸結為“文化的轉變”，事實上卻是價格變了，人們不得不根據經濟狀況加以適應。我們要深入思考為什么雇主給雇員發工資，而不是把他們當成奴隸。我們要研究為什么我們越來越富有的同時，難得的閑暇時間卻成了最昂貴的商品。我們會發現，盡管信奉生命無價的原則，我們賦予生命的價格實際上經常低很多。
我們還能發現，價格會把我們引入歧途。對于2000-2006年美國房地產價格飆升所引起的美國經濟的畸變，作為一種文明，我們至今仍然不知道還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再過一個世紀，那時的人們可能會認為20世紀初的廉價石油對環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價格這東西有時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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