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經濟學家，一位擁有近30年黨齡的黨員。在建黨90周年之際，他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他之所以能夠兢兢業業幾十年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關鍵在于對我黨始終保持一顆敬畏之心。
所謂敬畏之心，據劉偉解釋，不只是對共產主義事業有著忠誠的信仰。“敬”是對黨的宗旨目標尊重推崇，“畏”不是懼怕，而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肅然起敬。當年無數先輩，正是因為存在這一敬畏之心，才能夠不受外在利益左右。而如果一個人對共產主義事業缺乏敬畏之心，將黨的紀律只是視為外在的強制約束，對黨不真誠、有私利，黨在他們的內心中無權威、無分量，那么就可能會為獲取私利而違反黨的紀律，那么，黨的紀律貫徹起來就可能成本過高。
劉偉認為，對黨始終保持敬畏之心是他事業一步步向前發展的重要指導。他1977年在北京大學攻讀本科學位，1984年留校任教，至今教書育人已近30年，始終堅持為國家努力培養高質量的人才。他對記者說，北京大學要建世界一流大學，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要看能否把世界一流的學生教成世界一流的畢業生。所以他自從留校以來，始終堅持給經濟學院一年級的本科生上一個學期的全院必修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共60-80課時，每堂課的上課學生都超過了200人。即使是SARS發生那年，全校停課，劉偉也堅持通過網絡完成了他的教學。
在科研工作上，劉偉同樣以一顆敬畏之心鞭策自己努力發奮。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分為三部分。首先作為一個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學者，他最先接觸拓展的是所有制相關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對于企業產權的討論，特別是對我國這種處于轉軌時期的國家企業產權的討論。從1988年開始，劉偉就較為系統地向國內介紹西方產權理論，并為此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觀點。比如說政企分離與國有制之間存在悖論，所以要改造國有企業。再比如說市場要求所有制結構與之相適應，市場機制下企業所有制應該具有純經濟性質的權利。這些觀點在當年都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和討論。
產業結構問題同樣是劉偉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研究的領域。他提出了經濟發展的核心不是數量擴張而是結構轉變這一重要論斷，并且以《工業化加速時期的產業結構研究》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
從2002年開始，劉偉擔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與國家統計局合作開始研究中國經濟的增長問題。從2003年開始推出中國經濟增長報告，每年一期，迄今已經出版八期。他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我們打算把這個報告做十年，用以揭示現實背后的經濟理論，所以每年側重推出一個方面的主要觀點。我認為對中國經濟問題，如果沒有在每一特定領域進行十年以上的研究，在認識上很難超出普通人的看法，所做出的結論也難以獲得別人的尊重。今年我們要撰寫報告的第九本，明年就達到預期目標了。不過現在看來，增長問題仍然是中國主要經濟問題之一，所以我們打算繼續做下去。”
劉偉強調，他之所以研究這些問題，是因為這些都是中國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作為一個黨員，應該以國家需求為工作的主要目標，而不能拘泥于個人興趣。由于長期研究前沿理論，劉偉不可避免地會碰到一些觀點與當時的傳統看法，甚至黨在一定時期的提法不一致的情況，如何處理這些矛盾？他總結了三方面的經驗。
首先，只要學者抱著嚴肅的治學態度研究經濟問題，就不會和黨的利益、原則產生根本沖突。劉偉說，至少從經濟學領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對討論的寬容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從來沒有的，這是一種歷史賦予的幸運。因為中國在這一領域不存在權威理論，但是現實發展又需要理論的指導，所以黨鼓勵學術界探討理論，也就不能不允許犯錯，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或許會很凝重，但不會被一棍子打死。“我覺得學者們應該努力工作，要對得起這種幸運。”
其次，如果沖突非常激烈，說明個人研究可能和當時的社會需要以及黨的要求反差太大，這需要冷靜下來反思。原因可能有兩方面：個人研究不成熟，或者現實的發展還不成熟。歷史本身是發展的，所以有些問題還要繼續觀察，繼續實踐。分歧太大的問題可以先放一放，就像鄧小平說的“不爭論”。當實踐基礎不具備的時候，應該先實踐而后理論建設。許多問題可能十年前爭論激烈，十年后隨著歷史事件的深入，反而很輕易就達成了一致，就像當初對是否要進行以市場經濟為目標導向的討論。
另外，個人思考與公開發表要有所區別。特別是在課堂上，教授課程還要注意遵守黨的要求，從黨的大局和根本原則出發。“這也是一種職業道德和政治道德，既然你選擇加入了黨組織，那么你就應當對黨具有必要的忠誠。”劉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