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打算和德國總理打賭，尤其是一貫喜歡特立獨行的德國總理，你最好找一個自己勝算較大的題材。1991年12月，當我決定和德國總理科爾賭一把的時候，我就是這么盤算的。當時，歐洲政要齊聚荷蘭的美麗小鎮馬斯特里赫特舉行峰會，為歐洲經濟貨幣聯盟設計路線圖。會議期間，在一次深夜舉行的記者吹風會上，一向善于夸大其詞的德國總理科爾夸下海口：1997年之前，英國必然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因為倫敦金融中心必然迫使英國政府加入歐元。我立刻說這絕不可能。科爾馬上就說英國人就是愛打賭。（其實，我最后一次去賭場碰運氣，還是12歲那年到“大國民賭場”去玩耍的時候。）隨后大家就圍繞科爾關于英國人好賭的評論，展開了一陣略顯混亂的口水戰。最后我和科爾達成對賭協議：6瓶英國酒對6瓶德國酒。1997年，我非常委婉地提醒總理閣下對賭協議要到期了，科爾大方、客氣地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共飲一杯，然后很有風度地送給我6瓶上好的德國酒。歐元波瀾壯闊的歷史當然比《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悠久得多。撰寫本書，我遇到的挑戰（同時也是享受）之一，就是將數之不盡的發展線索和涓涓的歷史細流梳理成一個完整的歐元故事。
我努力從全球視野來審視歐元，而不是僅僅從一個英國人的角度來評判。我側重透視推動歐元誕生的重大政治和歷史事件，而不僅僅是描述純粹的經濟和金融事實。我努力拋棄那深奧難懂的經濟學術語，以簡潔生動的語言來闡釋異常復雜的貨幣經濟問題，以便讓更多讀者愉快地理解歐元的歷程。與此同時，本書敘述的歷史事件又和當下正在發生的重大現象糾纏在一起。我提筆之時，全球信用危機依然肆虐，經濟蕭條和衰退日益加深，歐洲希望借助單一貨幣的力量來控制全球金融市場動蕩所帶來的沖擊。我的夢想就是從歷史和現實的高度統一里，去追尋歐元的過去、展望歐元的未來。如果沒有那么多朋友的幫助，我絕對沒有可能完成本書，我欠他們（她們）實在太多。2006年夏天，當我決定撰寫本書之前，我向曼弗雷德R26;科伯（Manfred
Korber）和赫爾穆特R26;施萊辛格（Helmut
Schlesinger）征求意見。科伯曾經長期負責德意志聯邦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的媒體和公共事務。施萊辛格是德意志聯邦銀行前行長，一位杰出且極富爭議的人物。我想試試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朋友們是否有可能再次幫助我，他們過去曾經給我以慷慨幫助，現在或許不再有熱情來滿足我的好奇心，尤其是他們已經功成身退，希望享受寧靜的生活。讓我感動和興奮的是，兩位朋友都承諾愿意效勞，后來他們確實不遺余力地履行了對朋友的承諾。2006年6月，我再次造訪德意志聯邦銀行檔案館。15年前（1991年）曾經幫過我的三位朋友Rolf
Herget、Gerd-Christian、Karin
Fitzner比以往還要熱情、友善、真誠和盡心盡力。1991年，當我撰寫《德意志聯邦銀行：統治歐洲的銀行》（1992年出版）一書時，該行檔案館給了我極大支持。我在該書里，詳盡追溯了戰前德意志帝國銀行和戰后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歷史繼承關系，包括許多曾經為納粹帝國服務過的聯邦銀行官員。再度揭開歷史的創痛并不會讓德國朋友們心情舒暢。假若有朋友提醒我，說我這本書或許會妨礙我接觸有關歐元的檔案文件，那么我就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撰寫歐元歷史本來就是一件極其艱難、極富挑戰性的任務，如果再無法方便地接觸歷史檔案，那簡直就是從根本上無法完成這項工作。若真是那樣，或許我早已放棄撰寫歐元歷史的雄心，轉而去發展別的愛好去了，譬如彈彈鋼琴和打打網球。
歐元歷史的見證者和締造者們保持著聯系，他們直接決定了歐元波詭云譎的歷史進程。當我提筆撰寫歐元歷史之時，我才深深覺得我擁有多么寶貴的一筆財富。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我密集地拜訪了他們，與他們面對面深入交談，請他們回顧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故事，請他們評估歐元的現狀、展望歐元的未來，將他們各自的觀點和展望進行比較，并與檔案館的文獻相互對照。我訪問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政治家和官員，許多人依然活躍于各國政壇、商界、學界和中央銀行的舞臺。為了印證和補充他們的觀點和回憶，我大量查閱了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及其中央銀行有關歐元的各種檔案資料，許多檔案都是第一次披露。此外，還有我自己從各種著作和媒體報道里面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只有少數幾個我希望進行的訪談未能如愿，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工作太忙、日程撞車、不愿回首往事、年紀太大、病魔纏身以及（很遺憾有一位朋友）不幸去世。為了準確描述歐元的歷史，我必須慎重行事。政治家和官員的回憶通常是不準確、不完整和帶有偏見的。即使是最具權勢和神通廣大的人物，也不可能親自參加所有地方發生的所有事情。謹慎小心的另一個理由是：聰明、智慧、消息靈通、富有經驗的有識之士們參加一個會議或經歷一個事件，總是會形成自己獨特的觀點，會場上他們有選擇地聽，會后則有選擇地介紹和評價，往往與實際發生的事情相距甚遠。即使是會議現場，各種報道和意見也是眾說紛紜，錯漏百出。尤其是許多會議都是分成小組進行或雙邊會談，他們會集中討論對他們自身重要的話題。語言障礙是另一個明顯的麻煩。如果與會者或談判者故意施放煙幕彈或無法準確表達他們的思想和意圖，結果就愈發糟糕。最可怕的結果就是與會雙方聽不懂對方的語言，又期望會議快點兒結束，雙方翻譯者就草草了事，通過猜想來翻譯、傳達與會者的言論。金融、貨幣、政治和國際戰略天生就是錯綜復雜地糾纏在一起的，我試圖將歐元歷史梳理成為一個具有邏輯性的、完整統一的故事，也只能是逐步推進，不斷完善。即使歷史檔案俱在，許多國家都有30年之后才解密的法律規定，所以要將漫長歷史長河里諸多國內和國際事件完美梳理，真是困難重重。當然，越是近期發生的大事件，弄清其來龍去脈似乎反而越難。譬如1992～1993年的外匯市場動蕩就是一個經典案例。1992年9月爆發的“法郎之戰”，持續長達一年多時間，對后來的德法關系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路線圖皆影響深遠，然而要厘清其演變歷程，絕非易事。我很幸運地參閱了法國方面的關鍵檔案，但是獲得德國的檔案資料卻沒有那么容易，幸虧幾個當事者很慷慨地回答了我的問題，有助于我驗證法國檔案記錄是否符合歷史真實。
只要想到上述數之不盡的困難，我就禁不住要從內心深處感謝所有慷慨幫助我的朋友們，他們耐心細致、不厭其煩地回答我的問題，許多人都被我再三打擾。（在下面的名單里，為簡化起見，請朋友們原諒我省去各種尊稱，譬如爵士、騎士、教授、博士和其他尊貴頭銜。）本書很多地方都引用了他們的觀點和回憶。幾乎所有采訪中，訪談者都同意“錄音談話”，隨后對錄音記錄給以確認。我從錄音記錄里引用他們的講話，因此，書中引用的訪談者的講話都是真實的歷史記錄。我訪談過的朋友如下：來自奧地利的Gertrude
Tumpel-Gugerell。來自比利時的Alexandre Lamfalussy。來自塞浦路斯的Athanasios
Orphanides。來自法國的Edmond Alphandéry, Marc Antoine Autheman, Edouard
Balladur,Michel Camdessus, Jean-Philippe Cotis,Jean-Pierre Chevènement, Jacques
Delors,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Bertrand Dumont, Frédéric Gonand, Henri
Guaino, Hervé Hannoun, Laurent Fabius,André Gauron, Elisabeth Guigou, Jacques de
Larosière, Jean Lemierre, Philippe Lagayette, Christian Noyer, Dominique Moisi,
Michel Pébereau, Jean Peyrelevade, Michel Rocard, Michel Sapin, Yves-Thibault de
Silguy, Jean-Claude Trichet, Hubert Védrine。來自德國的Rolf Breuer, Hans
Eichel,Wilfried Guth, Gert Haller, Hansgeorg Hauser, Hans-Dietrich
Genscher,Wolfgang Ischinger, Otmar Issing, Hans-Helmut Kotz, Manfred
Lahnstein,Thomas Mirow, Klaus-Peter Müller,Wilhelm Nolling, Bernd Pfaffenbach,
Karl Otto Pohl, Peter-Wilhelm Schlüter, Gerhard Schroder, Wilhelm Schonfelder,
Helmut Schmidt, Jürgen Stark, Peer Steinbrück, Hans Tietmeyer, Dietrich von
Kyaw, Hans-Friedrich von Ploetz, Hermann von Richthofen, Kurt Viermetz, Theo
Waigel, Axel Weber, Manfred Weber, Ernst Welteke。來自意大利的Giuliano Amato, Lorenzo
Bini Smaghi, Lamberto Dini, Romano Prodi,Tommaso Padoa-Schioppa, Alessandro
Profumo, Fabrizio Saccomanni, Piero Barucci, Antonio Fazio。來自希臘的Lucas
Papademos。來自愛爾蘭的John Hurley, Tony Grimes, Tom OConnell。來自荷蘭的Wim Kok, Ruud
Lubbers, Nout Wellink, Onno Ruding, André Szász, Jan van der Tas。來自馬耳他的Michael
Bonello。來自西班牙的José Manuel González-Páramo, Miguel ángel Fernández
Ordóez。來自英國的Bill Allen, Alan Budd, Terry Burns, Kenneth Clarke, Andrew Crockett,
Eddie George, Denis Healey, Nicholas Henderson, Sarah Hogg,Geoffrey Howe,
Douglas Hurd, Norman Lamont, Nigel Lawson, Richard Lambert, Robin
Leigh-Pemberton, Anthony Loehnis, Denis MacShane, John Major, Gus ODonnell,
David Simon, Adair Turner, Stephen Wall, Peter Walker,Douglas Wass, Stewart
Wood。來自美國的Tom Connors, Donald Kohn,Robert Kimmitt, John Lipsky, Paul
Volcker。我要特別感謝為我查閱檔案不厭其煩地提供幫助的下列朋友：英格蘭銀行的Sarah Millard, Jenny Ulph, Ben White,
Jeanette Sherry, Kath Begley, Sue Jenkins, John Keyworth。
法蘭西銀行的Frédérik
Grélard, Fabrice Reuze, Odile Bouttie, Josiane Cueille, Christian Lebrument,
Daniel Quinet。國際清算銀行的Edward Atkinson, Piet Clement。德國聯邦資料室（科布倫茨）（Bundesarchiv
Koblenz）的Michael Hollmann, Claudia Zenkel-Oertel。法國經濟和財政部經濟檔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économiques et financiers, Economics and Finance Ministry）的Aurélie
Outtrabady, Cécile Vaniet。德意志聯邦銀行檔案室（Historisches Archiv, Deutsche
Bundesbank），除前面已經提到的外，還有Harald Pohl, Michael Müller。歐洲中央銀行的Stuart
Orr。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的Patrick Salmon, Isabelle
Tombs。德國外交部檔案室（Politisches Archiv, Foreign Office）的Johannes von
Boeselager。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Joe Komljenovich, Marja Vitti。密特朗研究所（Institut Franois
Mitterrand）的Georges Saunier。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議會檔案室（Schleswig Holstein Parliament
Archives）的Joachim Koehler。我要特別感謝Klaus Rieke，他是德意志聯邦銀行國際局前局長Wolfgang
Rieke的兄弟。Wolfgang將他收藏的中央銀行的照片集保存在了德意志聯邦銀行檔案室，Klaus幫助我充分利用了那些珍貴的照片。
我還要感謝下列老朋友們，他們閱讀部分初稿，提出意見、評論、修改建議，并指出了需要改正的錯誤。他們是：Holger
Schmieding（與前幾次一樣）給我提出了詳盡的評論和修改意見，幫助我克服了許多重大障礙。Fritz
Stern為第一章的主題“鮮血染紅的黃金”提供了靈感，特此致謝。還要感謝以下朋友從不同方面協助我、鼓勵我，與我討論本書的主題。他們是：éric
Aeschimann,Marco Annunziata, Elisabeth Ardaillon, Ralph Atkins, Tony Barber,
Dave, Gayle Beek, Geoffrey Bell, Paul Betts, Nick Bray, Christian Burckhardt,
Ewen, Donald Cameron Watt, Forrest Capie, Chris Collins, Robert Deane, Darrell
Delamaide, Tom Eijsbouts, Jennie and Stewart Fleming, Frederick Forsyth,
Francesco Giordano, Veronika Hass, Ulrich Hoppe, Jackson Janes, Bill Keegan,
Jürgen Krnig, Desmond Lachman, John Makin, Andreas Meyer-Schwickerath, Carlo
Monticelli, Janis Motivans, Gilles Noblet, Gabriele Pandolfi, John Plender, John
Redwood,Andrew Riley, Alessandro Roselli, Tanel Ross, Regina Schuller, Philip
Short,George Soros, Gabor Steingart, Gillian Tett, John Thornhill, Gianni
Toniolo,Ted Truman, Peter Underwood, John Williamson, Philip
Ziegler。我感謝我在倫敦和牛津的同事，感謝他們的慷慨和熱情。Paul Newton從我寫作開始，就一直在提供幫助。Jamie Bulgin, Freddy
Hopson, Mark Leclercq和Dimitri Hatzis給予了我切實的建議。Arthur
Goodhart在我寫作中，也給予了很大的幫助。耶魯大學出版社的Robert Baldock 和 Phoebe
Clapham給我以極其寶貴的支持和指導，尤其是需要高度技巧的編輯校對階段。本書寫作中幾個重要階段里，我從兄弟Peter那里獲得了異常重要的支持。當然，如果沒有我太太Veronika
和女兒Saskia
及Sabrina的愛和關懷，本書絕不可能問世。2008年9月，英國溫布爾頓2009年年底，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全球經濟正在從全球金融海嘯和災難性的衰退中緩慢復蘇。
眾所周知，金融海嘯過程中，歐元同樣經歷了重大危機。與全球其他主要中央銀行一樣，為挽救金融危機，歐洲中央銀行適時降低利率，向銀行體系注入流動性，威信亦隨之提高。然而，只有當經濟復蘇和歐洲中央銀行開始提高利率之后，歐元區的真正考驗才會到來。特別是，如果歐元區變得越來越像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德國馬克貨幣區的話，那么，那些曾經為單一貨幣矢志不渝、長期奮戰的國家（尤其是法國），將會對歐元區的現實結果越來越感到失望。站在廣闊的國際舞臺上，歐元將在美國和中國劃時代的力量轉換博弈中扮演其應有的角色。美國和中國分別是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和債權國。全球金融海嘯加速了世界經濟權力的轉移。亞洲的崛起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復興方興未艾。2009年1月，奧巴馬宣誓就任美國總統，肩負著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他的期望。然而，新任美國總統也無法抵擋美元衰弱的滾滾潮流，不確定性籠罩著美元，人們懷疑美元是否還能夠長期維持它崇高的國際地位。
最后，請允許我寫下悲傷的一筆。本書問世以來，6位曾經慷慨助我的朋友不幸去世。謹此寫下他們的大名，以表示我深深的謝意：Christian
Burckhardt, Eddie George, Wilfried Guth, Nicholas Henderson, Peter von der
Heydt, Jan van der 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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