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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食品安全事件屢屢發生，很多人談‘食’色變，希望政府部門加強監管，可是，我要說的是，食品安全靠‘管’是管不出來的，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或者城市是完全靠監管來保證食品安全的。”昨天下午，在復旦大學舉行的“社會管理創新與黨的建設”專題研討會上，復旦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厲曙光提出的觀點一針見血。(《新民晚報》6月1日)
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讓國人在提心吊膽中時刻擔憂飲食的健康。難道食品治理問題真的找不到一條有效的治理途徑？我看也不盡然。我認為，如果在食品安全領域學習治理酒駕經驗，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食品安全，相信會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目前，我國生產食品的企業有45萬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只有2.6萬家，占市場的比例只有5.8%，有35萬多家的企業都是10人以下的小企業。顯然，這么多的生產經營企業，光靠職能部門的有限力量去監管，根本無法給人民提供可靠的食品安全保證。而且，按目前我國的監管體制，由多個政府部門監管食品安全，其中農業部門管種植、養殖，技術監管局管加工和生產，工商局管流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管食品餐飲衛生……以上各部門看似各司其職，職責分明，其實不然。比如，沈陽的“毒豆芽”事件就有各部門互相推諉，上海超市的“染色饅頭”同樣如此。因此，“九龍治水”，多個部門管食品，難以做到安全監管的無縫銜接，反而會增加食品安全的監管盲點和降低監管效果。
食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更要靠食品生產企業，發揮第一責任人的自覺性，把好食品安全的這個第一道防線——生產關，對生產的食品的安全問題負起完全的責任。因此，要通過制定嚴格法律，讓這些企業的法人代表們心存畏懼，自律守法，認識到食品安全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情，比企業利潤重要千萬倍。造假者圖的就是個利，而我們現在往往又罰得不夠狠，因此偽劣食品屢禁不絕。比如，一家食品企業因生產偽劣食品被罰5萬元，但5萬元根本刺不痛他，罰完款照樣生產。所以，對于制造偽劣食品的企業和個人，一定要罰得他們沒有能力再開張，或者不再給予營業資格，這樣才能斷了他違法的念頭。發達國家的食品安全問題主要出在技術上，而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主要是違法者為牟取暴利而欺騙消費者導致的，所以，重罰是很管用的方法。
現在我們正在治理“酒駕”，法律之劍越來越嚴，酒駕事件確實明顯減少，事實證明“治亂用重典”的方法和思路是對的。如果我們將同樣的法律原則和辦法應用于抓食品安全，對食品違法者一經查處便毫不姑息，不僅讓其名譽掃地，而且一律追究其刑責，那些不法的企業和商人還敢以身試法嗎？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像治理酒駕那樣來治理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問題就能得以很好解決，群眾就能吃上放心食品。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還食品生產安全的綠地，讓社會道德良心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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