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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釜山港。新華社記者 何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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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政府2011年2月14日公布的經濟統計數據，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正式超越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經濟學理論和世界很多國家的發展實踐，在這個新的發展階段，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跨越的機遇前所未有，但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經濟發展出現長期停滯和劇烈波動。觀察和分析韓國和巴西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所采取的不同戰略和政策，有助于我們思考我國未來發展的路徑和方向，避免重蹈覆轍。
科技創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要素
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西經濟增長呈下滑趨勢。受“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巴西政府大幅削減公共財政預算，研發投入急劇萎縮，本土優秀研發機構被棄置，喪失了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重大機遇。同時，跨國公司對巴西本土企業大肆兼并重組，進一步削弱了巴西本土企業技術創新能力。2002年巴西人均GDP為2867美元，倒退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是韓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期，面對更具成本優勢國家的競爭主動求變，把握世界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實施“科技立國”國家戰略，從而占據了經濟發展制高點。
實施科技優先發展國家戰略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決條件
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經濟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1978年爆發的第二次能源危機使西方國家陷入經濟蕭條，西方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對外向型經濟體韓國形成沖擊。同時，新技術革命在世界范圍內興起，高技術產業迅速發展，世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韓國逐漸喪失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經濟嚴峻大背景使得韓國認識到，必須著眼強化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通過優先發展科學技術，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方能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轉型。
1982年，韓國正式提出“科技立國”戰略，并明確其主要目標是利用先進技術改造原有產業。進入90年代，韓國政府為減輕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度，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科技立國”戰略，開始重視發展本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入21世紀，為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格局，韓國政府又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國”戰略，核心內容是從“引進、模仿”創新轉為“創造性、自主性”創新。2011年初，韓國知識經濟部公布了2020年產業技術創新戰略思路，提出要實現從“快速跟蹤”戰略到“領跑者”戰略的轉變，并實施“獨一”未來成長戰略。作為“科技立國”戰略重要內容，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大幅度增加了對R&D(研究與開發)的投資，反映了政府政策從促進輕工業/傳統工業到關注重工業/技術型工業，再到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重大轉變。
幾乎是同時期，巴西奉行“華盛頓共識”從而走上了新自由主義道路。巴西政府通過大量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大舉借債，試圖由上而下地推進工業化，發展本國經濟。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外資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完全占領其高端產品市場，使巴西幾乎放棄了獨立的科技、產業和創新政策，逐漸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為降低財政赤字，政府大規模削減公共開支，教育、科學和技術研究資金首當其沖，這對巴西產業發展和結構轉型造成嚴重障礙。20世紀70年代以來，巴西已擁有重要的消費型電子工業，較為現代化的通信系統，若干家通信設備本地制造商以及高水平的技術基地，具備把握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機遇和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的重要條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財政支持，巴西無法促成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的新產業集群的興起，并進而實現以技術革新帶動新一輪的資本積累。科技進步和創新在巴西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戰略中缺乏有效定位，直接后果是，相當長一段時期，巴西的出口仍集中在傳統產品，產業結構的低水平重復導致經濟發展的低水平徘徊。
韓國、巴西兩國政府對科學技術發展的不同態度可從兩國R&D投入強度比較中得到佐證。1981年以來兩國R&D投入強度的演變情況與兩國人均GDP演變趨勢高度相似，20世紀80年代韓國、巴西R&D投入強度起點的差距并不大；但隨著韓國“科技立國”戰略的確立實施，韓國研發投入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并于2007年達到3.47%，超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位于世界前列。長期以來，巴西科技進步與創新不受重視，R&D投入強度始終在1%以下徘徊。R&D/GDP不僅僅是科技投入指標，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國家經濟增長中科技和創新驅動因素的重要性，體現了經濟結構的優化狀態。韓國、巴西人均GDP增長曲線與R&D投入強度增長曲線的耦合性充分顯示，研發投入、科技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科技優先發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決條件。
保護和強化企業自主創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動力
韓國對保護和強化本土企業自主創新始終高度關注，并對外資有可能對本國創新能力的侵蝕保持著高度警惕。
工業化早期，韓國政府為本國市場不受跨國企業影響，采取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和外國許可技術進入國內的政策。韓國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及其在國外貸款中的比例都遠低于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外國直接投資份額在1983年僅相當于巴西的7%；外國直接投資占國外貸款的比例在韓國僅為6.1%，而巴西為21.8%，充分反映了韓國的對外政策是要促使本土企業“獨立”于跨國公司的管理控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韓國試圖進入發達國家支配的產業領域，導致很多發達國家出于保護本國知識產權的需要，要求韓國改訂著作權及特許權法，實際上對韓國先進產業的自主創新形成了倒逼機制。與巴西直接引進國外技術不同，長期以來韓國政府提倡企業通過反向工程來分解研究外國資本貨物的技術。反向工程活動與R&D活動有很強的共通性，這為80年代中期以后韓國走上自主研發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下，巴西的自主創新能力遭到極大削弱。研究機構有的被私有化，有的則改變了科研計劃，導致大量科學研究支出被削減以及本地創新網絡的缺失。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洶涌的企業合并兼并浪潮的結果是巴西本國研究開發機構遭棄置，被從跨國公司進口技術取代。巴西不以追求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為政策目標。以汽車產業發展為例，巴西通過出讓國內市場換取國際投資，鼓勵跨國公司入境投資設廠，不追求“民族汽車品牌”。此舉雖然增進了居民福利、節省了技術研發費用、減少了投資風險和市場風險，但付出的代價是，阻礙了本國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的發展，本國汽車產業和汽車市場被跨國公司控制，成為依附型產業。巴西這種僅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發優勢的產業發展政策，雖能在短時期促進GDP快速增長，但由于缺乏自主創新的內生驅動，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發達國家企業車間的搬遷和延伸。因此，巴西不能像韓國那樣，形成多樣化的具有自主研發能力的制造業體系，也就不能擁有技術產品的生產規模和在世界市場上的占有率。巴西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資而不是培育和強化本土創新能力，也許就是導致其陷入政治經濟危機的關鍵。
政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創新體系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韓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最顯著的特點是，通過強有力的政府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促進不同創新主體，包括大學、科研院所和產業界的緊密聯系。政府掌控方向盤，制定出政策和目標，用胡蘿卜加大棒來指揮著企業、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創新活動；大學和科研院所，則提供著工業化和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而私營企業，特別是大財團，則起著將科技成果產業化、發揮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作用。
整個20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是整個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者與規劃者，在調控政策與手段方面，主要通過“規劃與計劃”引導科技發展方向。進入80年代后，韓國產業政策開始逐步由政府主導型向政府引導型轉變：在技術發展方向上，政府逐步將主導權交給企業，由企業來決定技術創新的方向；對企業的支持上，政府更多采用稅收、金融等間接手段引導企業從事技術創新。從90年代開始到21世紀，政府將主要著眼點放在協調各創新主體之間的關系上，將產學研用等創新主體有效連接起來，提升創新體系的整體效率。
巴西缺乏一種將科學技術成果應用于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創新機制。2004年巴西政府出臺的《創新法》鼓勵大學和企業聯合創新的做法引來科學團體的極大反對，他們認為將大學置于市場壓力下會破壞知識發展的平衡，容易導致公共資源的私有化。巴西有70%的研發經費來自政府和公共部門，大學和研究中心承擔了80%的研發項目。私人企業的R&D投資僅占總投資的35%，而且主要集中于少數大企業。占經濟主體的民族中小企業，幾乎不存在R&D和創新行為。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資助公司的創新行為，也不允許公司雇傭大學研究人員，這樣不僅創新主體自身的能力建設削弱，主體間的交流互動和銜接更被制度束縛，形成中小企業創新的重要障礙。
目前，巴西政府也認識到創新的制度性缺失問題，聲稱巴西存在著科研成果無法向產業部門有效轉化的矛盾和障礙，已嚴重影響到巴西的國際競爭力。近年來，巴西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大學與企業合作的法律和政策，旨在將科研成果應用于經濟和社會領域。然而，這種矛盾是歷史積淀下來的，制度性缺失很難一朝一夕得到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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