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印頭魚？印頭魚又叫吸盤魚、粘船魚，學名“鮣魚”，是世界上最懶的魚。印魚游泳能力較差，主要靠頭部的吸盤吸附于游泳能力強的大型鯊魚或海獸腹面，當被帶到餌料豐富的海區，便脫離宿主，攝取食物。
盤點過去一年多的IPO案例，記者發現，在國信證券、招商證券及平安證券這三個IPO保薦大戶的身后，都有著以“印魚模式”生存的創投公司。這一模式的典型做法是：券商投行部門承攬IPO項目，充當保薦人的背景下，在上市進程初露曙光之機，這些“印魚創投”就立即采用突擊入股的形式，以低廉的價格獲取股權。借此模式，某個“印魚創投”最終得到多家上市公司原始股，而這些上市公司的保薦人，無一例外的都是同一家券商。
為何國信證券、招商證券以及平安證券這些知名券商的背后無一例外的都出現了“印魚創投”？在此前國信證券投行腐敗案中，國信證券原投行四部總經理李紹武的操作模式，系通過其妻邱利穎及其設立公的公司等方式，參股擬上市公司，形成顯而易見的違規。而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與李紹武操作模式不同的是，“印魚創投”模式的隱蔽性在于，它基本都在法律層面撇清與券商之間的關系，給監管方以“兩者相互獨立，沒有利益關系”的印象，這使得即使存在更深層次的利益交換，亦不易為外界察覺。
印魚模式“三劍客”
券商投行部門與創投機構之間形成“宿主”與“印魚”關系的，以國信證券、招商證券和平安證券為代表，而這三家券商共同的特點是，在創業板和中小板擴容大潮中占據了相當的IPO保薦項目市場份額。
國信證券與深圳市和泰成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和泰創投)的關系最初展露在公眾投資者面前，是在三川股份身上，三川股份上市的日期是2010年3月26日，而就在此前不到一年的2009年6月20日，和泰創投與國信弘盛投資有限公司(國信證券旗下直投公司)共同對三川股份增資，每股作價3.90元。此后，三川股份以49元/股確定發行價。
自此，和泰創投與國信證券如影隨形，國信證券保薦的安居寶、亞星錨鏈及江粉磁材，和泰創投均采用類似模式進行“投資”。
招商證券背后的“印魚”則是深圳市海恒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海恒投資)，海恒投資陸續參股興化股份、星期六和唐人神，以及日前過會的盛通印刷。在操作模式上也都是在申請上會前夕突擊入股，這些項目的保薦人均為招商證券。
與國信證券和招商證券有所差別的是，盡管平安證券也是深圳券商，但其身后的“印魚”則是位于上海的“上海盤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盤龍投資)和“上海恒銳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而這兩家創投的背后，則是自然人錢業銀。
這些“被附體”的券商與印魚創投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無論是和泰創投、海恒投資還是盤龍投資，在國內創投界都談不上是知名創投，與第一梯隊的達晨創投、深圳創新投等相比，它們更是創投界的“小弟弟”，投資實力難以讓人恭維——和泰創投的成立日期是2009年4月28日，至其2009年6月20日火線入股三川股份的時候，成立僅1個多月。
深圳市同創偉業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的投資副總監鄧晶先生曾向記者表示，一個創投項目，從開始接觸公司，到進行調研，形成盡職調研報告，再到創投公司決策是否投資，最后完成注資，并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流程，特別是調研階段和形成決策的階段，創投公司要做許多的工作，是需要時間的。
達晨創投的一位投資經理更是向記者表示，在其過去完成的創投項目中，從開始接觸項目，到完成注資，所花費的時間沒有低于一年的，個中原因在于，一個正常的創投項目，不單是創投公司要對項目進行審慎的調研和判斷，被投資方也會對創投公司進行選擇，雙方的磨合與溝通，決定了項目往往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敲定。
與同創偉業、達晨創投等知名創投機構的審慎態度恰恰相反，“印魚創投”的項目操作基本特征都是“火線入股、精準把握、迅速敲定”，時間點基本都集中在“投行宿主”擔當保薦人一段時間后，擬上市公司的上市操作初見曙光之時。
仍以和泰創投為例，即使以極致的方式進行假設：和泰創投從剛剛注冊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決定投資三川股份，并迅速的前往三川股份進行調研，至其完成對三川股份的投資，也僅僅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這種決策速度在創投界不可不謂之神速。
除了神速之外，更為難得的是和泰創投對時點的把握和強大的談判能力：就在完成對三川股份投資的半年后，三川股份順利過會，登陸資本市場。此外，三川股份以49元/股的價格發行，和泰創投卻能以3.9元/股的入股價格“說服”三川股份同意其進行增資，亦體現了非凡的談判能力。
同樣的，由國信證券擔當保薦人的安居寶和泰創投在2009年12月以8元/股的價格入股。安居寶則在2010年11月后過會，并以49元/股的價格發行。
除國信證券外，招商證券之于海恒投資亦呈現出同樣的關系。今年5月25日，招商證券擔當保薦人的“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過會，海恒投資持有盛通印刷600萬股，持股比例達到9.09%，海恒投資所持該部分股權是在2007年8月3日以5.83元/股的價格獲得。
乍一看，海恒投資所持盛通印刷是在3年前獲得，并非“突擊入股”，但真實的情況是，盛通印刷今年已是第二次上會，其第一次上會是在2008年7月，當時海恒投資進入盛通印刷尚不到1年。
跟隨平安證券投行部門的“印魚”則是盤龍投資，由平安證券擔當保薦人的嘉寓股份、盤龍投資于2009年2月以5元/股的價格介入，至嘉寓股份2010年9月上市，發行價格為26元/股。
撇清關系
一家創投機構在多個擬上市公司中精準的把握入股時間點，且這些擬上市公司的保薦人為同一家券商，這是否僅僅是一種巧合？
有券商投行人士告訴記者，僅僅用巧合來解釋這一現象是很勉強的，一家創投在多個項目上都是火線入股，且時點把握精準，這個難度系數未免太高。印魚模式實際上就是之前業內所說的“中國式PE”，券商與創投機構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妙。
監管層對PE腐敗的監管加強或是助長印魚創投模式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此前的國信證券PE腐敗案中，國信證券原投行四部總經理李紹武的操作模式，系通過其妻邱利穎及其設立公的公司等方式，參股擬上市公司，這種操作模式，形成顯而易見的違規，一旦被監管方發現，便完全“撇不清”。
而在印魚創投的操作模式下，創投機構以獨立的角色出現，在法律層面無法找到其與保薦人之間存在任何的利益關系。事實上，創投機構和券商之間也會申明彼此不相干，如在三川股份的案例中，和泰創投即申明僅僅是請國信證券擔當其財務顧問，和泰創投與三川股份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無關聯關系。
與業界詬病的券商“保薦+直投”模式相比，印魚創投模式甚至具有更強的隱蔽性，這使得即使券商保薦人與創投機構達成利益媾和，亦難于被外界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