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李女士尖銳的指責，工行則表示已盡到告知和提醒義務。針對李女士嚴重質疑的最低限額問題，工行總行電子銀行部相關人士表示，客戶登陸手機銀行時都會提示額度是多少。李女士始終對工行上海花木支行沒有在第一時間核查，并馬上采取緊急措施避免或者減少損失耿耿于懷。
工行稱自己已盡責
面對李女士尖銳的指責，工行則表示已盡到告知和提醒義務。工行上海相關工作人員對時代周報記者介紹說，面對張某開通手機銀行的要求，工作人員就已提醒她防止網上詐騙行為，并由客戶經理進行了解情況與提醒。最初張某是希望把存折卡與硬卡共同綁定手機銀行，但在工作人員的勸說下最終只綁定硬卡。
此外，工作人員多次詢問開通手機銀行的原因及是否會使用，“張某說自己一直都使用工行的網銀和U盾，對銀行業務很熟悉，她說孩子會教她用手機銀行。”至于當時是否明確告知手機銀行具有轉賬功能以及其他使用功能？“在警方的筆錄中客戶曾表示我們有提醒過老人。”上述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我們害怕此類問題發生，已經三番五次提醒但是她不聽。”老人多次強調的“孩子會教我用”更被認為是一種委婉的拒絕，“雙方是一個互動過程，如果總是被拒絕，我們還要怎么問？”
工行總行新聞處相關人士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沒有任何一家銀行希望客戶受到損失，現在工行正在全力配合公安機關偵破案件。工行有一套防電信詐騙的機制，工作人員在看到張某過來辦理手機銀行業務時已經有所警覺，并在張某提出申請口令卡的時候明確告知口令卡是對外支付使用的。“如果客戶堅持要辦理業務，銀行方面是無權拒絕的。”
針對李女士嚴重質疑的最低限額問題，工行總行電子銀行部相關人士表示，客戶登陸手機銀行時都會提示額度是多少。手機銀行默認是不開通轉賬的，除非客戶自己勾選了轉賬一欄。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此前工行設置手機銀行單筆轉賬一次最多是5萬元，全天最高限額35萬元，從今年1月24日開始才變成了50萬元。
對此，工行總行電子銀行部相關人士解釋，一般私人銀行客戶和企業主要求的限額比較高，“如果要拆細會有人質疑你為了多收手續費”。從2月到5月，工行單筆超過20萬元轉賬的手機銀行業務超過1000筆，單筆超過50萬元的也有100多筆。“這說明工行面對的群體真的是非常大”。
上述工行總行電子銀行部相關人士稱，工行的手機銀行安全性跟同業比較起來，認證手段最多，安全控制也最多。因為工行設置了三重把關：“第一確保她本人來辦；第二必須用綁定的手機號才能登陸，登陸后才能轉賬；第三不僅僅有登錄密碼，在交易過程中還要輸入動態密碼。”
針對李女士“工行沒有在第一時間核查并馬上采取緊急措施避免或者減少損失”的質疑，工行總行新聞處相關人士表示，工行沒有權力凍結客戶賬戶，按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必須公安機關等有權部門出具相關證明時銀行方面才能做出相應動作。“在張某開通手機銀行業務時，工作人員特意問她是不是自己的手機號，張某回答說是。”
網銀漏洞誰來問責？
李女士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我不否認我媽媽是有過錯的，會傻到把電子口令卡跟騙子講，但是她的這種不對，是否就該遭受對她來講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
李女士為記者做了一個比較：如果騙子騙去的是銀行借記卡密碼，那么損失最多也就是2萬元。因此工行應該賠付剩下的48萬元，“如果工行方面拒絕賠償，起碼要給我們道歉，承認他們產品設計的缺失并作出改進，以免更多人受到損失。”
“李女士要想勝訴不太可能。”遼寧坤岳律師事務所金融律師喬磊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要銀行承擔責任，首先需要證明其存在過錯，以及這種過錯行為與被害人被騙有因果關系。銀行將最高限額設在50萬元，是為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且不違反銀行業務規范，用戶可以根據自身需要決定要不要開通。
在喬磊看來，難以用限額過高為由認定銀行存在過錯，并且轉賬限額高低與本案受害人被騙沒有因果關系。但由于被害人年紀較大，且獨自到銀行辦理業務，如果開通手機銀行過程中銀行確實沒有履行相應的解釋告知義務，受害人可以要求銀行承擔相應的責任。
時代周報記者調查了國際上諸多銀行的額度限制。COMMONWEALTH銀行網上銀行每日轉賬到非客戶本人的本行其他賬戶，或者非本行的賬戶的業務限額為AUD1000
（如果在2009年10月10日后注冊為AUD2000）。且該銀行可能需要對使用網上銀行進行的把錢轉到非客戶本人的本行其他賬戶，或者非本行的賬戶的業務進行進一步審核，這可能需要1個工作日或者更長時間。
而澳大利亞WESTPAC銀行網銀的日限額為AUD1500。香港匯豐銀行對于non-registered賬戶的日轉賬總限額也只有HKD50000。所謂non-registered賬戶，是指不經常往來的非注冊賬戶。相對non-registered賬戶的是registered
賬戶，其日轉賬限額有HKD1，000，000。但是開設這種賬戶需要客戶本人到銀行遞交申請。美國花旗銀行對于同行之間（花旗-花旗）的日轉賬限額也設置得很低，為USD1000-2000。
針對最低限額設置問題，某商業銀行資深業務專家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最安全的辦法是設置一個最低限額，由客戶根據自身需要向上調整。“工行目前設置的50萬元額度在中國的銀行里不算最高，也非最低，屬于中游水平。”
自稱同樣是受害者的工行，對于網銀漏洞又應當擔負何種責任，如何避免此類事件再度發生？
功能日趨完善的網上銀行作為一種新事物，帶給人們便捷服務的同時，其安全風險也成了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新增“釣魚網站”175萬個，比上年增長11倍。繼中行釣魚網站系列短信詐騙案后，騙子們的手法再度升級—將騙局轉而投向新生的手機銀行業務。我們還能安全地使用網銀和手機銀行嗎？
繼中國銀行釣魚網站系列短信詐騙案后，騙子們的手法再度升級—將騙局轉而投向新生的手機銀行業務，而這一次倒霉的是中國工商銀行。
日前時代周報記者接到投訴稱，犯罪分子利用幾十秒的時間，眨眼間轉走受害人賬戶的取款上限50萬元，而這類案件并非孤例。在澳資銀行工作的受害者李女士認為，除了自己母親不謹慎外，工行的手機銀行業務存在致命漏洞。李女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工行沒有設定轉賬的最低限額導致自己母親遭受了巨額損失，這個責任工行無法也不應該回避。
中國的網銀系統—電子銀行、手機銀行系統頻出差錯，是偶然還是疏忽？受害者的質疑是否有理可循？自稱同樣是受害者的工行又應當擔負何種責任？如何盡量避免此類事件再度發生？
金融詐騙新手法
受害人李女士是澳大利亞籍華人，與母親長期定居悉尼。李女士的母親（以下化名張某）2月底回上海小住3個月。李女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今年3月8日，張某接到了一個詐騙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自稱是上海中院，通知張某有3張傳票，涉嫌信用卡惡意透支、販毒等案件，其間又轉接到檢察院、公安局等多個部門，最后一名自稱為刑偵大隊的人在電話中說，為證明張某是無辜的，他們必須監控張某的銀行賬戶和資金流向，為此張某必須用他提供的號碼立刻去銀行開通手機銀行業務。
李女士對記者表示，由于自己和母親長期不在國內，對國內層出不窮的詐騙手段一無所知，在騙子的恐嚇和欺騙下信以為真，立刻去工行上海花木支行辦理了手機銀行業務，并把口令卡的內容轉述給對方。五分鐘后張某有所警覺，回支行查看余額被告知賬戶上的50萬元已經被一次性網轉轉走，她繼續詢問時被告知有可能是高科技犯罪銀行無能為力。在銀行方面建議下，去了公安局花木警署報案，至今仍未破案。
李女士對時代周報記者稱，4月8日去公安局詢問案情，得到的答復是錢已于案發當日被轉賬到福建蒲田某賬戶并被再次轉賬。“這是警察做的且唯一做的事情”。李女士無奈地說，工行在本案中存在不可逃避的責任。“首先，工行花木支行在為客戶開通手機銀行業務時，沒有向客戶認真解釋各項功能及使用方式，也沒有告知客戶轉賬限額，沒有盡到告知義務。”
李女士表示，開通手機銀行的申請書只有薄薄一張藍色的紙，上面的功能沒有具體的解釋，在紙背面有很小的一行字，參照工行的某協議。“是不是工行做了一個假設，客戶在走進銀行開通業務之前對工行所有產品和功能都了如指掌？是不是每個客戶都會上網去谷歌去查工行的這個需要參照的章程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如果是這樣的話，工行未免太理想化太天真了。”
李女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她不是對工行或工行的某位工作人員不滿意，而是對工行的整個手機銀行業務存在嚴重質疑。李女士在美資和歐資銀行工作多年，對許多國家的銀行業務都有所了解，她很不理解為什么工行不在手機銀行個人賬戶開始時設定一個最低的每日轉賬限額，“50萬元相當于中國普通民眾年收入的10倍以上，難道所有的銀行客戶都需要這么高的轉賬限額嗎？”
李女士始終對工行上海花木支行沒有在第一時間核查，并馬上采取緊急措施避免或者減少損失耿耿于懷。“這凸顯了銀行漠視客戶利益，員工責任心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