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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吳英，你可以為自己辯護”，法官說道。“我認為我不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我認可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吳英低聲說。
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吳英集資詐騙案二審在東四法庭開庭。法庭門外，二三百米長的路，幾十個法警層層把守。
這是案發至今4年來，吳英首次認罪。在浙江，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正常的民間借貸，涇渭從來不分明。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比集資詐騙罪輕，最高刑期為10年，而集資詐騙罪量刑最高可判死刑。
從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身陷囹圄，再到2009年12月18日，28歲的吳英以集資詐騙罪一審被判處死刑。年輕的吳英走過了一條坎坷不平路，被捕時，吳英身家據傳有38億元，資產位列楊瀾(40億元)之后，在胡潤女富豪榜排名第6。
雖然吳英因“集資詐騙罪”一審被判處死刑，但是在《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中，記者發現吳英的家鄉人并不恨吳英。許多受訪者包括溫州、義烏、金華的政府人士、普通百姓，也包括借錢給吳英的老板甚至有點同情吳英。
這實在是一個公眾已經聽了很多年、很多遍的集資故事。在過去幾十年里，類似的故事一再在中國的浙江沿海等地上演。在改革開放之前，民間借貸最繁榮的地區，亦非常巧合地與中國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最興盛的地區重合。
“如果把吳英判了死刑，大家就不走(民間集資)這條路了？這不太可能！”楊林，浙江義烏一位既做建筑建材生意、也參與民間放貸的老板這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稱，浙江的民間借貸資本，即便在吳英一審判決之后，依然活躍異常。楊林和他身邊的朋友還預測，未來民間借貸的范圍更會越來越廣，總量會越來越大，形式也會趨于多樣，并將催生出各種形式的民間借貸主體。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認為，這是在現有金融體系結構不合理的背景下發生的制度性悲劇。“一個很可能的情況是，再過若干年，隨著中國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吳英們的行為應是符合商業規律和合法的。”
顯然，吳英的罪與罰，生與死，已經不僅僅只關乎吳英個人。
28歲的借貸高手吳英
浙江省東陽市歌山鎮塘下村，上個世紀80年代還只是浙西南一個兩百多人的村子。和溫州等其他縣市一樣，東陽人早早開始另謀出路，“窮鄉僻壤”的東陽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悄悄囤積起巨大的財富。
如今，浙江省道通往東陽市區的高速途中，懸掛著各種各樣的巨幅廣告牌，木雕、家具、影視城等等，街道上駛過一輛比一輛豪華的名車。這里的每個人都想當老板，都在做生意，也都在講述、傳播財富的故事。
2006年，有關浙江省東陽市的新聞里出現了這樣一條：“2億元現金買下東陽世紀貿易城三層700多間鋪面；一次性購入高檔汽車20多輛；部門經理年薪50萬到100萬元、保安月薪2100元；她開的洗車店和洗衣店都是免費的。”
這個新聞的主角就是吳英。在東陽，如今還盛傳著年僅26歲的她一夜暴富并揮金如土的各種神話。而就在2005年，吳英在人們的眼里還只是縣城某服務場所的小老板。再往前幾年，吳英不過是一個在小美容院學習的“美容小妹”。
2006年4月開始，吳英的浙江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本色集團)突然在東陽橫空出世：本色商貿、本色洗業、本色廣告、本色酒店、本色電腦網絡、本色裝飾材料、本色婚慶服務、本色物流……本色系列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冊，僅當年8月14日，吳英就一口氣注冊了3家公司。吳英的本色版圖，直至當年10月10日本色集團成立(注冊資金1億元)最終組建完畢。
然而，隨著2007年2月吳英被刑拘，本色集團最終僅存在了10個月。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拿到的一審判決書顯示，金華市中院認為吳英在“明知沒有歸還能力，仍虛構借款用途，以高息為誘餌，大肆向社會公眾集資，并對取得的集資款惡意處分和揮霍，造成巨額資金不能返還，足以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為了繼續集資，被告人吳英用非法集資款先后虛假注冊了多家公司。公司成立后，大多未實際經營或虧損經營，并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虛假宣傳等方法，給社會公眾造成其公司具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假象，以騙取更多的社會資金”。
褪去女富豪光環的吳英，不過是一個出生于1981年5月的普通女孩。“情緒忽好忽壞，性子直，涉世不深”，他的律師，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楊照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吳英是個很豪爽的人，有時候，比男人還豪爽，還大方。
楊照東在對吳英幾年的觀察、了解之后發現，吳英是一個很勤奮的生意人，在工作上雷厲風行，風風火火，“吳英甚至能夠在一天之內兩次往返于廣州和義烏之間”。而且，吳英不僅自己賺錢，她還會將賺錢的方法和機會讓給朋友，和朋友一同發財。吳英談生意不喜歡拖泥帶水，據說她曾用15分鐘談成一筆很大的生意，成則現金支付，不成走人。
一審被判死刑，吳英和家人并非沒有預料到。年輕的吳英并不是近年來第一個因非法集資被判死刑的女性。僅2009年，就有浙江麗水市杜益敏，溫州市高秋荷、鄭存芬三個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死刑。若再遠一點，1986年，浙江省溫州市就爆發民間“抬會”(“抬會”是浙江南部對民間融資活動的一種稱呼)崩盤的惡性事件，一個名叫鄭樂芬的33歲女子成為“首犯”，因吸納6200萬元資金，被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處死刑。
但一次又一次死亡的代價，并沒能最終取締民間集資。
歷史悠久的民間借貸傳統
2006年那一年，吳英的商業版圖瞬間越鋪越大，但她的資金來源卻成了一個謎。對吳英身世的各種揣測當年在東陽蔓延：走私、賣軍火、傍大款，還有人說她是南洋軍閥遺孀，繼承了一大筆遺產。直到相關案情公布，吳英的資金往來脈絡方才水落石出：幾乎所有的資金都來自民間高利貸。
吳英在4月7日的庭審中承認，2006年成立8家公司的注冊資金1億元都是借來的。她向林衛平等人所借資金年回報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達到100%，到后期資金鏈出現問題時，甚至出現“3個月回報期”：即三個月的利息達100%。即使不算利滾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高額的利息回報是吳英能迅速找到許多“下線”的重要原因。在其公司繁盛時，甚至有人托關系，才能把錢借給吳英。在法院認定借錢給吳英的林衛平、楊衛陵、楊衛江等11人背后，還隱含著無數下線。
“在浙江，民間借貸很多，做生意沒有錢了，向朋友借錢再正常不過。幾乎可以判定，沒有一家民營企業在起步階段沒有采用過外界口中的"集資"手段，或是從民間資本進行高利息借貸。”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楊林也告訴記者，在他小時候，家里一旦有大事，例如生病、大額教育支出、生意啟動資金等很多資金，都來自當時村里的“抬會”。“沒有復雜的手續，彼此的信任靠親情和鄰里關系來維持，可以說是一種高效的民間融資方式。”采訪中，很多人均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提起自己當年創業初期借貸融資的歷史。民間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浙江民營經濟的融資難問題。
“在整個浙江，民營經濟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積累，數量龐大的民間資金沉淀下來，缺乏規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業數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脈在先、資金流在后的民間融資渠道。”周德文說。
從搞實業，到溫州炒房團、炒煤團，背后都有民間借貸的影子。楊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現在的建筑公司有四個股東，四個股東下面再有十個出資人，十個出資人后面還有成百上千個下線，“公司就像是一個金字塔，有無數的股東參與分紅，很多企業的構成都是這種形式。”
楊林最驕傲的一件事，是他曾和朋友在3天之內籌集到6.8億元，用于某城市的舊城改造。楊林的朋友2008年在海南炒房時，也曾用過這種高效的民間借貸方式，“3個億的房款一次付清。”
在溫州，商人之間往往在茶樓會館間閑聊，如果聊到某個項目可行，三五商人牽頭，一晚上融資幾個億并不是什么難事。浙江的民間商人也普遍認可這種集資方式，即使有風險也在所不惜。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義烏一位葉姓曾經借貸給吳英的人士時，這位葉姓人士反問《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你們為什么認為我會受騙？”他把吳英的失敗，歸咎于“經驗不足，投資方向沒把握好”。他甚至說：“我為什么要恨吳英？借錢給吳英是我自己選的，我也沒看準！說她是騙子我不同意，我們理解的風險，和你們理解的風險不一樣。”
在采訪中，《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也發現，借錢給吳英的林衛平、駱華梅與吳英的私人交情，也并沒有像外人想象得那么好，“借錢不過是一種普通的投資”。
而一些借錢給吳英的掮客仍然相信，如果吳英不出事，她或許就能把資金缺口補上。對于掮客背后形形色色的借款人來說，借貸出去的款項，也一般像雞蛋一樣分別投到各個籃子里，不太會因為一筆生意的失敗而徹底崩盤。
“如果沒有出事，本色(集團)的無形資產可能超過30億。”前述借貸給吳英的葉姓人士，至今仍然相信吳英超前的商業模式一定能創造可觀的利潤。在東陽以及周邊的義烏等地，“本色集團”的商業模式甚至仍然悄悄地被一些商家效仿。
“不被抓，就能還！”2009年4月，吳英一審時，也曾斬釘截鐵地為自己“無罪”庭辯。
直到吳英一審被判死刑后，民間對吳英是否罪該至死議論紛紛，義烏市一位司法部門的知情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即使在金華市中院內部，亦有不同聲音。
政府人員參與借貸
在民間的融資背景中，經常會出現官員的影子。
東陽市公安局出具的“東公訴字[2007]第343號”《起訴意見書》，詳細羅列了吳英、林衛平、楊衛陵、楊志昂等8人的每一筆資金借貸情況，其中，涉案的義烏市公務員至少25人。
2006年3月30日，吳英以到廣州投資白馬服裝城商鋪缺少資金為由，從林衛平處借到了首批500萬元，至2007年1月5日最后一筆200萬元入賬時，短短9個月時間，吳英從林衛平處借到了4.7億元。至案發時，吳英歸還林衛平本金0.9707億元，支付利息累計0.5001億元，尚欠3.7584億元。
林衛平，原義烏市文化局文化稽查隊中隊長，在義烏官場有廣泛的人脈基礎。而《起訴意見書》認定，僅林衛平一人涉及的債權人，就包括義烏市10多名國家公務人員。除了林衛平，在法院認定借錢給吳英的其他人背后，還隱含著無數下線。
2007年，新華社浙江分社刊發文章：經公安機關證實，這些涉案債權人中沒有副科級以上的領導干部，只有極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
文章還特別指出，義烏、東陽兩地市場經濟活躍，百姓較為富裕，一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政府工作人員進行投資行為也比較常見。
2010年7月，吳英通過其代理律師，將20多頁、數萬字內容的“上訴材料”、“控告信”、“檢舉材料”帶出看守所，提交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這是吳英被判死刑以來，第三次向省高院提交上訴材料。上訴材料中，吳英記錄了她所經手的每一筆借款及還款的數額、用途，還詳細記錄了其行賄多名官員的情況。
吳英的父親吳永正也稱，一審判決后，吳英已在金華市看守所檢舉了當地約10名官員和銀行負責人的受賄行為。其中，以本色集團所在地東陽市的官員為主，但也涉及金華市官員。
“金融業出了毛病”
從2006年10月開始，浙江、上海幾家媒體的連續報道，吳英及本色集團開始聞名全國。本色集團曾公開對外宣稱，本色集團在購買物業和裝修上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3.5億元，但沒有一分錢是銀行貸款，全部來自“自有資金”。
直到案情公布，本色集團已知的銀行貸款，只有工商銀行東陽支行一筆1550萬元的短期貸款。
吳英的父親吳永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吳英想做生意，卻在銀行貸不到款。在楊照東為吳英所做的辯護詞中，也談到了“我國信貸管理體制本身存在巨大缺陷：客觀上，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量很大，但缺少有效疏通的渠道，正常的銀行貸款又十分困難；另一方面，老百姓手里的錢多起來后，迫切需要解決投資理財的渠道問題”。
由于受諸多歷史和體制因素的影響，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一直給予積極的信貸支持，而對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的中小企業，銀行在審發貸款時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信貸顧慮”。
而吳英本人，對銀行的貸款業務則一無所知。本色集團的法律顧問朱衛紅說：“她甚至向我詢問，如何向東陽工行抵押貸款。她對金融什么都不懂，連承兌匯票可以貼息都不知道。”
不僅如此，在吳英資金鏈運轉最為艱難的時刻，曾經借貸的上述一筆資金，銀行則提前開始了催款，這讓吳英有些慌亂。銀行的“冷漠”使吳英將融資矛頭轉到了上海等地，最后融資所得，卻是一張5億元的假票據。
此時，吳英遭遇的“假匯票”事件正如她當時的高調一樣，迅速向外界擴散，加速了其資金鏈斷裂。
在經濟學家茅于軾看來，吳英一案反映了被排除在主流金融秩序以外的民間創業者的無奈。“問題的根源在于金融業的壟斷，你把金融業壟斷起來了，老百姓的錢就沒地方去，一方面錢很多，一方面借錢還借不到，就是你金融業出了毛病。”
與此種說法相佐證的是，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于2010年進行的一次民間借貸問卷調查顯示，在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而中小企業則有60%參與其中。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目前就是按照結果來界定非法集資，出了問題了，沒有辦法還公眾的錢了，就定義為非法集資。沒出事，就是正常借貸。”
民間金融和官方金融“緊密勾結”
民間借貸一旦形成非法集資性質的高利貸，最終資金鏈斷掉后，往往會有黑惡勢力出面支撐。
2006年12月21日，借錢給吳英的楊衛陵和楊志昂通過特殊關系，獲悉吳英資金鏈即將斷裂的信息。楊志昂謊稱“有一筆20多億美元的業務”，將吳英騙至溫州王朝大酒店后，楊氏家族成員將吳英軟禁達8天之久，吳英及其家屬稱之為“綁架”。
吳英在4月7日的庭審現場稱，綁架期間，吳英被迫簽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其攜帶的現金數萬元、現金支票330萬、銀行卡數張也被洗劫一空。12月27日，吳英下屬公司的14處房產的全部證件、29輛汽車的全套文件及有關財務憑證也全部被拿走。
吳英還當庭陳述，在她報案后，當地公安一直沒有立案，兩天后，本色集團收到一封裝有兩顆子彈的信封。
原來的拆借變成了高危借款，江湖俗稱“刀子款”。“這種玩法不按常理出牌”，楊林說，現在民間高利貸“這一塊已經被做爛了”。人們都開始認為月息6分以上的借貸很正常，但楊林自己也向外放過貸，他自己卻感到非常“心虛”。因為，“這么高的利息，肯定是還不上的”，楊林說。
2011年4月6日，央行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這是央行今年以來第二次加息，也是去年以來的第四次加息。在此背景下，浙江民間借貸的利率也水漲船高，普遍上漲三到五成，極端利率已經達到月息2角。
高利貸并非吳英這些民間個體借貸者們的專利，在吳英這些民間借貸者的背后，還有一個更強大的江湖。
張生民是一位在義烏做鞋起家的商人，他和朋友在2010年成立了一個融資借貸的基金會。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民間融資方式已漸成職業化，散兵游勇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集團軍作戰，“大量的擔保公司、咨詢公司等機構和人員充當金融掮客，以基金會、私募等名義的融資，合法融資與非法集資交織一起，是非難辨。”而且這些機構，甚至和銀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浙江南部，國有和股份制銀行與上述機構的合作，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張生民說，銀行轉存的渠道就是地下錢莊。等季末或年末銀行缺錢，就會以偏低于市場價的利率在地下錢莊拿錢攬儲，或者以合作的形式在銀行兜售與之掛鉤的理財產品。“一些中小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大都與地下錢莊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一個店面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錢莊，現在每天從那里出入的現金量，要遠遠超過國內許多銀行的地方分行。”民間的與官方的金融平臺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立的，而現在卻“聯合在一起作戰”。
吳英在法庭陳述中說，她購置固定資產，目的就是想從銀行借款，但卻極難從銀行系統融資。“在浙江很多地方，僅有資產抵押是貸不到錢的。大部分的錢都被銀行信貸負責人勾結擔保公司給貸走了。銀行職工一年工資才幾十萬，但與擔保公司合作，每年最少賺上千萬。”溫州地區某商業銀行一位張姓信貸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張姓信貸人員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剛從一個咖啡館談妥一單借貸生意回來。他說，在咖啡館里，“銀主”在一個角落，借款人在一個角落，銀行方面代表在另一個角落。中間人則會從一個角落穿梭到一個角落去“談判”。這種情景在溫州、杭州很多咖啡館和茶館非常常見。
一條縝密、無形的現代民間借貸利益鏈條，正在江浙等地有效運作著。
利益鏈條的上游“銀主”，是那些既有閑散資金又追求更高收益的人；中游是中介，中介的鏈條可以很長，包括服務于“銀主”的中介、服務于借款人的中介，以及兩者中間的其他中介環節；利益鏈的下游是借款方。某些地方銀行，也變成了這個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既無形中淪為高利貸資金的提供者，又成為項目融資的接盤者。
上述張姓信貸人員說自己也很擔心，因為這種民間金融的鏈條非常脆弱，隨時都有爆發的危險。專事借貸的楊林也似乎嗅到了一些不安的氣息：“吳英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實體經濟出了問題”
吳英在看守所里，將她的經歷寫成了一本自傳體小說，取名為《黑天鵝》。并且希望可以以上訴書的名義從看守所中流傳出來。
“我看了，寫得挺有文采。16開的一個本子，里面寫滿清秀的字跡。”楊照東說。與上訴書不同的是，這次吳英寫的作品文學色彩很濃。內容則勾勒了吳英從創業經商到進入看守所、以及如何靠民間借貸支撐起一個商業帝國的經歷。
吳英書中反映的高利貸，實際上是摧毀一個商人正常經商的能力和實體經濟良性發展的借貸行為。以高利貸盛行的2008年為例，浙江有名的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都倒在高利貸之下。
“民間高利貸月息是銀行貸款利率的幾十倍，除了販毒、洗錢、賭博、在證券市場有特殊渠道的公司，沒有任何一家正常經營的企業能夠承擔得起這樣的資金成本，大部分的資金最后流向賭場，這樣的利率，也等于在逼實體企業自殺。”楊林自己現在也不想再做實業。
在實業界已經摸爬滾打數十年的楊林認為，民間金融泡沫早在2010年中可能已經形成，目前的信貸緊縮，將和原材料漲價、出口受阻等問題一起，醞釀實業界的災難。
“明年將會集中爆發企業資金鏈緊張的事件，后年將會有大批企業倒閉，這波企業倒閉潮，將集中出現在房地產行業、貿易型企業和加工型企業”，楊林如此判斷。
日本此次大地震讓楊林更多關注了日本的經濟和企業。楊林還認為，日本財團大企業都是百年企業，很難在地震中倒下。原因是日本以產業立國，日本的制造型大企業比銀行還要結實。但是讓他心痛的是，浙江這個中國民營經濟最早的發源地，“卻沒有人好好做實業了”。
走在東陽市漢寧街上，曾經的“本色一條街”，喧鬧和繁華依舊。最大的不同，是本色酒店的招牌早已換成了百特，取百間房百樣特色之意。
吳英對酒店的經營曾經情有獨鐘。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氣組建后(有些尚在裝修即被查封)，吳英還準備在全國復制這一概念，并在義烏開出了第一家連鎖店。只是“黑天鵝”尚未起飛，翅膀就已經折斷，而《黑天鵝》，也將注定是一部沒有結尾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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