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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改革:政府要“有限” 市場更“有效”
“中國企業的經營成本是如何提高的?”系列之六
2011-05-10   作者:記者 方家喜/北京報道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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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交易費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費用的關鍵在于制度的改進。專家認為,推動深度改革的關鍵是要建設權力“有限”的政府,從而實現市場配置的“有效”。

張樹立 繪

    最近,《經濟參考報》連續推出“中國企業的經營成本是如何提高的?”系列深度調研稿,對當前企業的交易、流通、信用等方面成本高企的狀況進行了調查和分析。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多年來,企業在生產、交易、流通、消費等環節非市場化經營成本正在逐步上升,而經營成本的提升則降低了全市場意義上的資源配置效率,也嚴重影響了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效率。
  專家和學者認為,“十二五”期間,改革仍然是我們需要直面的大考驗,并將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成敗。總體上看,目前企業經營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是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仍不徹底,推進改革仍然需要過大關。接下來的改革應該是整體性系統性的推進,需要著力從市場主體、要素市場、財稅體制等方面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深度改革,而推動深度改革的關鍵則是要建設權力“有限”的政府,從而實現市場配置的“有效”。

  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三成以上

  企業經營成本上升一方面降低了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社會尋租基礎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過大導致大眾強烈不滿,威脅社會安定。由于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和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正變得日益猖獗。

  《經濟參考報》記者通過對權威機構、企業、專家學者的采訪和調查,得到的一系列統計數據顯示了當前我國企業經營成本高企的基本情況,而企業經營成本上升也降低了全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
  數據顯示,我國高速公路收費標準過高,各種過路過橋費已高達運輸企業成本的1/3。如果再加上罰款,公路運輸這一塊兒的費用能占到企業成本的五成以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說,在我國,蔬菜從田間到餐桌,產銷環節最多有十多個,流通成本上升是蔬菜價格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
  統計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7.1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18.1%,比發達國家要高一倍左右。許多商品的價格變化,不再取決于生產和供求,而是取決于運輸狀況。
  在交易成本方面,由于改革的滯后,區域間貿易壁壘阻礙了最終消費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致使近年來國內區域間商品流動比重呈下降趨勢。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對北京、上海、廣東、遼寧、四川和陜西的調查統計,六省市的區間貿易依存度從2005年的25.1%下降到2009年的22.3%。與此同時,各省市對外貿易依存度卻顯著提高,由于產品同質化、缺乏技術創新,導致國際市場競爭的“國內化”傾向。
  “中國一年簽訂交易合同80億份,但是得到有效執行的合同不過40億份。經濟發展需要交易維持,目前國內的交易質量很低,交易成本非常高!眹鴦赵喊l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文魁表示。
  交易成本高企的現象也存在于資本市場。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賀強說,我國現行股票印花稅稅負過重,2007年征收的股票印花稅幾乎相當于前16年總額,高的印花稅率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極大地增加了股民的投資風險。
  另外,中小企業稅負成本也有增無減。中國增值稅納稅人中,盡管小規模納稅人繳納稅額所占比重不高,但小規模納稅人的戶數占增值稅納稅人戶數的比重高達80%-90%,他們多為個體工商業主,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然而,研究表明他們的負擔偏重。
  一項基于當地稅務部門提供的企業財務指標及入庫稅款數據的統計則顯示,我國東部某省2008年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小口徑總稅率(企業承擔的純稅收收入占其商業利潤的比重)平均值分別為28.64%和32.79%,而大企業的小口徑總稅率平均值為14.59%。
  與此同時,我國企業信用成本也使我國企業壞賬率高達1%至2%,且呈逐年增長勢頭,而相比較下,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壞賬率通常為0.25%至0.5%;我國每年簽訂約40億份合同中,履約率只有50%;我國企業對未來付款表現缺乏信心,近33.3%的企業預計情況將“永不會改善”。另據商務部的統計,我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高達6000億元。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表示,“金融危機后,中國的經濟發展平穩,平穩的背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那就是社會信用總規模在擴大,同時,社會信用風險也在加大。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表示,“企業經營環境和經營成本的變化,實際上折射出經濟領域制度進一步改革的迫切性!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制度的變遷始終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交易費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費用的關鍵在于制度的改進。有關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因此,要保證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地發展,就必須加快政府管理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盡快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能充分發揮推動經濟增長各要素最大效率的體制。
  在此次保增長、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雖然我們有效地抵御了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但是結構惡化、產能過剩越加嚴重,加上部分地區違規審批、邊批邊建等現象仍在繼續,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再次成為制約提升我國企業和行業競爭力的突出問題。
  企業經營成本上升一方面降低了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社會尋租基礎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過大導致大眾強烈不滿,威脅社會安定。由于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和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正變得日益猖獗。巨額的租金總額,自然會對我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更為重要的是,較高的企業經營成本也終將使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難以順利持續進行,進一步進行體制改革已勢在必行!眹鴦赵喊l展研究中心盧中原表示。

  某些領域中甚至出現了“開倒車”現象

  在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卻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占”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甚至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目前企業經營成本高和資源配置效率低,總體是改革不徹底,改革仍然需要過大關。而接下來的改革也應該是整體性系統性的推進。”他說,改革需要從市場主體、要素市場、財稅制度等方面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深度改革,著力推動統一的要素市場建設、創設公平市場競爭環境、調整財稅結構、打破壟斷等。
  針對企業交易成本高企的問題,專家和學者表示,首先要樹立“大流通、大市場”的觀念,打破地區和行業壁壘,形成真正統一的全國市場。中國物流協會有關專家表示,流通成本是評估一個企業經營好壞、贏利能力和競爭實力高低的核心指標,是考察一個國家和地區流通設施和市場環境優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下的重要尺度。世界各國都很注重降低流通成本。
  專家表示,流通成本按其屬性可以分為外部成本、內部經營成本,而影響這兩類成本高低的因素一是社會環境性的,如法律政策原因、流通秩序和市場建設問題、基礎設施投入問題,二是技術標準性的,如設備、儲藏保鮮技術、信息網絡手段等,三是流通企業自身方面的,如內部人工、經營費用的控制、管理。因此,降低流通和交易成本也應從這幾方面入手,多管齊下,分工協作,追蹤流通的全過程,尋找降低流通成本的空間和路徑,加快提高我國流通企業和流通產業的效率、效益。
  另外,要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對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務市場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壟斷,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資本市場上,被稱為“政策市”、“尋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類“內部人”利用信息優勢和內幕交易及操縱市場等犯罪活動損害民間投資人的利益、大發橫財的情況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須端正思路,選好手段,加強合規性監管,促進我國資本市場健康成長。
  其二,要積極推進稅制改革,降低相關領域的稅負成本。專家們表示,消費環節的成本則表現在重復征稅和稅負過重問題。我國從改革開放的初期開始,不管是生產領域的“產品稅”還是服務領域的“營業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就交易總額來進行征稅的。這種按交易總額征收的稅收,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重復征稅,而且重復征稅的次數或頻率會隨著商品或服務流轉環節的增多而增多。
  “目前,重復征稅等問題依然存在,而且,相對于制造業領域‘改革后’的‘增值稅’來說,服務業領域的‘營業稅’還存在一個稅收負擔過重的問題!必斦控斂扑嘘P專家表示。
  有關專家表示,我國需要在一些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推進增值稅改革試點,相應調減營業稅,從制度上逐步解決貨物與勞務稅收政策不統一的問題。完善消費稅制度,將部分容易產生環境污染、大量消耗資源的產品以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消費稅的征收范圍。
  其三,要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在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卻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占”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甚至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
  “這種趨勢必須扭轉,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必須貫徹!眳蔷喘I表示。
  最后,打破壟斷,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目前,個體、私營企業提供的就業人員占全部新增就業的90%。我國現有民營科技企業15萬家,國內發明專利的65%和新產品開發的80%均來自中小企業!笆晃濉鼻八哪,私營企業進出口總額以高于全國增長率19%以上的速度增長,但是目前民營企業在平等使用要素、平等競爭、平等受到法律保護方面,但仍存在一些體制障礙,在一些領域的市場準入上,民營資本進入還存在“玻璃門”、“彈簧門”現象。
  “十二五”期間,要繼續堅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以平等使用財政資源為重要取向,推進政府投資和采購體制改革。所有政府性投資和政府采購要明確規則、統一標準,對各類企業平等對待。完善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制度,徹底清理修改不利于民間投資發展的法規。全面清理、精簡或整合涉及民間投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和涉企收費。推動管理內容和標準、程序的公開化和規范化,提高行政效率。合理搭配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

  應限制政府權力避免政府越位

  由于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處處存在“越位”現象,不僅推升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也容易在全社會制造產能過剩和壓抑要素價格,致使資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低下。專家認為,避免政府越位問題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權力,建設“有限”政府,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市場。

  以上改革能否到位,取決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當前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過程中,關鍵中的關鍵,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多年來,政府的計劃指令一直在代替或削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功能。從2001年至今,經過對我國行政審批項目的多次清理,國務院各部門以前多達4000多項的行政審批項目,已經減少到2000多項。“行政審批項目雖然有所減少,但需要政府審批的環節和項目仍然很多,企業市場化經營仍然存在許多非市場化因素的制約!北本┐髮W教授厲以寧表示。
  許多專家和學者表示,由于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處處存在“越位”現象,這不僅推升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也容易在全社會制造產能過剩和壓抑要素價格,致使資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低下。
  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我國一些重要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所占的份額達30%—50%,但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GDP總和的比例只有6%,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反映出制造業產能過剩已經十分嚴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認為,我國生產領域“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干預投資和經濟增長的能力過強,地方間形成惡性投資競爭,使產能擴張難以抑制。如果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政府直接推動的方式不能根本扭轉,那么,投資過度問題便難以避免。
  有關方面一份《資源集約利用與政府管理創新》調查報告指出,由于政府控制,我國勞動力要素、資金要素和土地要素等存在著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嚴重狀況。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表示,目前的中國,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仍然很低,政府仍控制和壟斷了大量的資源。為了推進工業化,政府對市場上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價格,基本上根據行政命令和計劃管制加以確定,人為地壓低,沒有形成有效的市場價格,也沒有形成要素之間和要素與產品之間的價格傳導機制。最終形成一種缺乏必要競爭、價格信號存在一定扭曲的市場。
  “從調查的情況看,近年來,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步履緩慢,原因之一是政府做了一些不該自己做的事,弱化了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眳蔷喘I指出,比如有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建設項目,直接制定技術創新路線,直接安排信貸,提供土地等等。另外,有些政府還設立各種各樣的審批制度,違規對本地企業實行政策傾斜,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由于并非將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各級領導機關變成了確定發展哪些技術、發展哪些企業、建設哪些項目的主體,由此就無法促進一些有效率、有優勢的產業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加快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課題組的研究報告指出,當前,避免政府越位問題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權力,建設有限政府。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市場、企業、商會和其他社群組織。矯正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關鍵在于實現價格市場化,把定價權還給市場,要素價格由它們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員決定,市場機制才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這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何家成表示,“要加快政府公共管理的轉型,即由利益政府向中立政府轉變,由扶大扶強扶優向扶小扶弱扶貧轉變,由效率優先向兼顧公平轉變!
  專家和學者們表示,政府堅決把自己不該管的事交給企業、社群組織和市場去處理,并不等于政府放棄自己應有的職能,實行“無為而治”或者無所事事。政府職能發揮最重要的事情有兩條:一是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使價格不至于大幅度波動;二是提供好的制度環境,也就是企業的經營環境。
  由此,政府主要功能體現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規、政策和交易規則,規范和維護市場秩序,為促進技術進步、加強資源集約利用和環境保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要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逐步減少乃至取消政府對資源的過多占有、壟斷和配置。
  專家和學者們表示,自2004年7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是規范政府行為,限制政府過大的權力,實現政府依法治市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立法。這一法律的有效實施,對于建設有限和有效的政府意義重大;但是,做到這一點,需要多方面的認真配合,而且不可避免地存在阻力。因此,社會各方必須通力合作,排除障礙,使之得到完美的實現。

(本系列報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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