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水稻插秧期快到了，黑龍江省肇東市種糧大戶單玉恒家的300多畝水田還沒有平整，他著急地趕忙找人耙地。用工賬算下來，每個人(帶上拖拉機)一天的費用需要500元，還不包括買柴油的錢。“時間來不及了，再多錢也得干。”單玉恒說。
正值春耕春播時節，像單玉恒這樣找不到人干活的農民不在少數。《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黑龍江調查時了解到，隨著農村勞動力加速轉移和農業用工成本大幅提高，農業“用工難”問題日益突出，一些地方出現“雇不到、雇不起”的現象。
專家認為，解決農業勞動力季節性的供求矛盾，關系到糧食安全和農業現代化。這不僅要提高農業生產規模化和機械化的水平，更要讓種糧的人獲得較高的比較收益和社會尊重，并建立全國性的農業勞動力要素市場。
短缺 農村勞動力不足用工成本大增
據了解，今年農業部春節后組織了為期一個月的“百鄉萬戶”調研，涉及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其中一個重要的調研項目就是農村勞動力。農業部有關負責人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根據農業部對全國7600多個農戶的調查，在家務農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69.3%，外出務工勞動力占30.7%，外出勞動力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5.5%。
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的《農村經濟綠皮書》稱，農村勞動力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農業青壯年勞動力短缺、農忙季節性短缺、區域性短缺問題開始顯現，農村勞動力進入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短缺并存階段。
黑龍江省肇東市五站鎮寶山村農民井永良有140畝水稻田，他說現在村里60%至70%的人都出去打工了，很難招到人干農活。
五站鎮政府經管中心主任馬長久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哈爾濱市松北區從2009年、2010年開始大規模開發，吸引了很多村里的人去打工。“有的人每天騎著摩托車往加油站一放，就坐著通勤車去松北做工。”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去年到四川、重慶、貴州、陜西、山西等10個省市調查農業勞動力的問題，發現很多地方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幾乎沒有了，并不像有些人說的還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可以轉移出去。
朱啟臻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因為勞動力在減少，不僅“民工荒”，農工也荒，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導致農業用工“雇不到、雇不起”。
不少農民反映，這兩年農業雇工成本“漲得特別多”。井永良說，他雇了七八個人育秧，女的每天60元，男的每天七八十元。如果是青壯年勞動力，每天要120元至150元，而去年的價錢是100元/天，前年是50元/天。
事實上，城市最低工資水平的上漲帶動了農業用工成本的增加，而目前農業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相比城市仍然缺乏競爭力。據井永良介紹，在哈爾濱、大慶打工，工資一天可以達到90到200元，比農村高出不少。
記者來到肇東市東發鄉一心村，正好趕上幾戶人家在育秧。他們沒有從外面雇人，都是全家齊出動，包括70多歲的老農和30多歲的婦女。村民康立軍說，“工費貴，雇不起”，不過到了插秧期需要更多的人手，花多少錢都得雇人了。
風險 農業“用工難”威脅糧食安全
記者了解到，用工費用上升而收益偏低，是農業出現“用工難”的重要原因。有農民甚至說，如果人工等成本提高，種糧的收益減少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把土地流轉掉，自己出去打工。
近年來，國家不斷增加農業生產補貼，但農民種糧的收益仍然相對較低。東發鄉青山村村民梁建業在鎮上的一家手機店打工，他說家里有4口人，種了12畝普通粳稻，一年純收入是6000元。“糧食漲價了，但人工也在漲，化肥、柴油、機械租金都在漲，而且成本漲得更多，純收入基本沒有什么增長。”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說，政府要保障糧食安全，農民想的更多的是增加收益，“要錢”還是“要糧”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現在種一畝小麥，除去成本后收入四五百塊錢就是很不錯的，所以農民講“種一畝麥子不如打八天工”。種糧的比較收益低，需要通過政策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朱啟臻認為，糧食安全面臨的最大的風險之一就是農業勞動力短缺。這些年來為了增加農民收入，鼓勵農民進城打工，但如果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不種地，而且農民沒有增產的積極性，農業生產就會出現問題。
記者聽到一些農民講，糧食增產10%對他們沒有什么吸引力，農民“嫌費事”不會精耕細作，比如插秧時不能保證每畝的株數，這對產量會造成影響。
農業“用工難”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婦女和老人成為了農業生產的主力軍。井永良說，他在育秧期雇的七八個人中，女的年齡都在35歲至50歲，男的年齡都在55歲至60歲。
韓長賦說，農業部在春節后進行了一個月的駐點調查，一家一戶地和農民算賬，分析年齡結構，發現有的村務農勞動力中50歲以上的占到70%至80%。大量農民外出打工后，農民兼業化、老齡化甚至有些地方農村空心化的現象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辦法 提高種糧收入是關鍵
記者在黑龍江采訪時，不少農戶認為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機械化水平，有助于解決農業“用工難”問題。
馬長久說，靠一家一戶零散、粗放地經營，土地利用率低，種地收益不會高。農村應該往土地集約化經營的方向發展，能夠節省勞動力，從種到收都可以成立專業合作社，實現集約化、規模化、專業化和現代化。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紅宇說，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出去以后，如果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跟上了，老頭、老太太一樣可以種田。日本的農村勞動力也大量外出，在農村很多老頭、老太太干活，這種常態就是靠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
記者發現，在一些規模化和機械化水平較高的地區，農業“用工難”的問題確實相對不突出。大慶市杜爾伯特縣江灣鄉九扇門村村主任段雙林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該村基本實現了機械化，80%的農戶都有插秧機，收割的時候也基本使用水稻收割機，因此農業用工沒有出現短缺現象。全村2000多人，有200多人在外打工，人均土地有15畝，種地的收入也并不比外出打工少。
不過專家認為，中國有大量的丘陵、山地，這些地區機械化水平難以提高，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作保障。即使機械化率非常高，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農民勞動力季節性的供求矛盾依然存在。
朱啟臻認為，年輕人不愿意種地，這種情況是很難逆轉的。最根本的辦法是讓種糧的人有比較高的收入，要比外出打工高出一大塊，而且種糧的人要能得到全社會的尊重。通過鼓勵一部分農村人來經營農業，使有志向的年輕人留在農村成為新型農民，這樣的農業才能夠可持續發展。
“農業這種季節性用工市場，主要反映的區域性、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靠單個農戶無法解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政府部門不應只關注農產品市場，還要把農業要素市場結合起來，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資本。
李國祥說，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依靠的是全國性的大市場，全國各地的勞動力都流向廣東、浙江等制造業發達的地區。而目前建立全國性的農業要素市場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說這種市場非常低級。政府應該建立跨區域的勞動力信息發布平臺，比如水稻插秧的時候勞動力特別缺乏，通過信息公布可以實現產地和勞動力充裕地區的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