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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鳴恩，34歲就被英國首相卡梅倫授予“終身貴族”的香港華裔，英國目前備受爭議的“大社會”政策的負責人。4月中旬，這位“大社會先生”訪問中國，“與中國的政策建議者和社會企業家分享英國的大社會理念，并了解中國創建平等和諧社會的方法”。4月15日，本報記者在英國駐華大使官邸就大社會政策的最新進展情況采訪了這位年輕的勛爵。采訪中他透露，英國將向“大社會銀行”總共注資6億英鎊，以滿足大社會政策的實施。
卡梅倫入主唐寧街后，把“舊瓶裝新酒”的大社會政策高調地呈現到了英國公眾面前。該政策主張：將更多的權力和資金由政府下放給社區、慈善機構和公眾，以轉變政府的管理方式，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水平。通過給民眾和地方政府更多權力、讓他們承擔更多責任，建立“更大、更強的社會”。
對于這一理念，韋鳴恩認為，英國公眾還是持歡迎態度的，“也許在政界，‘大社會’這個詞不太受歡迎；但在民間，根據調查，有近70%的民眾支持這一觀點。在那些民眾普遍關心、關乎每個人生活的社會問題上，我相信英國公眾樂意參與其中”。不過也有一些調查顯示，公眾認為“大社會”只是卡梅倫用來掩飾削減財政開支、減輕政府負擔的幌子。《太陽報》的民調顯示，46%的英國人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但只有28%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其中的含義。
韋鳴恩被任命為“大社會先生”已有近一年時間，這期間大社會政策得到了怎樣的實施？“我們做了兩套改革，一套關于供給，一套關于需求。供給方面的改革措施又分三種，首先是增加‘社會行動’，去除那些阻礙人們溝通和交往的條條框框，使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也能互幫互助；其次是通過‘社區議會’提供給社區新的權力和機會，以他們希望的方式規劃和管理本社區的事務；其三是政府公共部門改革，在政府部門、民間機構、社會組織之間，誰能在某一領域為公眾提供最好的服務，工作就由誰來做，私人部門、志愿組織或獨立機構都可以。”韋鳴恩說，“需求方面的改革側重于：發展‘社會投資銀行’，提供資金支持各地社區組織的發展壯大，并由此改善當地生活”。
“大社會銀行”是大社會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定于今年4月開始運營。政府通過它把“休眠”期不低于15年的銀行賬戶內的資金撥給社會企業、慈善機構、志愿團體等“公民社會組織”，由它們向公眾提供政府沒有提供或者效果不佳的公共服務。“大社會銀行已經建立，”韋鳴恩明確表示，“估計有3億至4億英鎊會逐步注入其中；英國4家大銀行還會增加額外的兩億英鎊，因此未來幾年大社會銀行資金總額將達6億英鎊”。
對于大社會政策的真正實施效果，韋鳴恩間接回答說：“現在看還為時過早，但就目前狀況來看，更多人參與了關于‘公民社會’的討論并開始深入思考這一理念，同時更多人感受到了自由。”
但“大社會”政策的落實在現實面前正遭遇挫折：由于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公共圖書館可能面臨關閉；一些地方議會出售了原本用于慈善的大樓；而利物浦市議會更是迫于預算裁減，宣布退出“大社會”項目，要知道利物浦可是“大社會”4個試點地區之一。
更為尷尬的是，韋鳴恩本人對“大社會”的付出似乎也有所減少。雖然他并沒有直接承認，但有報道說，他已對自己放棄原來的高薪工作來主管大社會項目而產生悔意。由于“大社會先生”帶來的薪水不夠養家，他不得不和妻子兒子搬出牛津附近的豪宅，入住政府的福利房。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崔磊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大社會政策只有一個空泛的大目標，缺乏“怎么做”的具體操作路徑；而且，地方和民間組織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來代替政府原來的管理，還很難說；此外，目前英國經濟狀況不佳，連續出現負增長，是否會有6億英鎊這么巨額的資金投入到大社會政策中，并不令人樂觀。
崔磊博士認為，雖然愿景很美妙，但大社會政策缺乏英國國民的普遍支持。首先，該政策必然導致公務員裁員，招致不滿。雖然地方上會創造一些新的就業機會，但為了“更有效率、節省支出，新崗位必然會比裁掉的崗位少，因此從總體上是降低了就業率、增加了新的失業者。其次，反對黨工黨會對該政策的實施進行干預。雖然在大選中失利，但工黨在很多地方議會仍是多數黨，因此有實力阻撓大社會政策的推行。還有，政府內部也有歧見，自由民主黨領袖、副首相克萊格并不支持該政策。
鑒于此，崔磊認為，“大社會”政策要真正執行下去，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否則勢必虎頭蛇尾。第一，英國經濟必須要有起色，經濟復蘇和社會復蘇不可分割；第二，保守黨要在下屆大選中連任成功，因為社會改革是一個長期過程，一個任期并不足以帶來大的改觀，至少兩任時間，才可能讓“大社會”政策真正顯現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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