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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作為百價之基，其波動直接影響食品價格進而傳導至整個物價�；仡櫧诘膸纵唶鴥任飪r上漲周期，都有糧食價格上漲的身影。2011年上半年國內通脹壓力仍然較大，國內外糧價快速上漲更是加大了通脹壓力。目前的最低收購價實際上僅僅略超出平均種糧成本，對拉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影響甚微。考慮到國內短期內實現全面機械化種植可能性幾乎沒有，種糧還必須提高廣大農民種植積極性。在種糧人力成本不斷提高、國際能源與農資產品價格上漲推高國內物質與服務成本的背景下，未來亟須在現有的基礎上再調高最低糧食收購價。也可考慮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價格的監控，實施隨行就市的最低價格保護機制，增加農民種糧成本積極性，確保我國糧食安全不受影響。
次貸危機后國際糧價再度快速上漲
在國際糧價仍處于高位，國內糧食收購價連年上漲之際，糧價已經成為推動國內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糧價作為通脹主要推手——食品類中最為基礎的品種，對于其他品種會產生價格上漲的帶動作用，因而有必要深入探討國內外糧價波動對物價的影響。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的糧食（Cereal）概念指谷物，包括麥類、粗糧（主要是玉米）和大米三大類，而我國的糧食統計范疇除了谷物外，還包含豆類和薯類。大豆與薯類基本屬于經濟作物的范疇，因此我國主要的糧食作物還是小麥、玉米和大米。
近年來，在全球性的庫存占比下降、主要產糧國自然災害頻發、部分出口國出口限制、生物能源提煉增加等多重因素的綜合推動下，國際糧食價格在2008年次貸危機回調之后，再度快速上漲。從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實際食品與糧食價格指數（已剔除通脹影響）來看，2010年以后國際糧價重現快速上漲的態勢。2011年3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價格指數平均為252點，比2月份略微回調2.6%，但仍比2010年3月份高出60%。
從IMF監測的國際主要糧食大宗商品交易價格來看，2010年以來的主要糧食價格也出現加快上漲的態勢。
首先，全球糧食庫存比例連續數年下滑，支撐國際糧價上漲。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統計數據，衡量安全保障的世界糧食庫存/消費比已經從2000年1月的31.4%下降至2010年11月的21%，而衡量出口能力的主要糧食出口國的庫存/減量比也從2000年1月的21.9%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5.3%。
從具體品種來看，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統計數據計算，世界小麥的庫存/消費比已經從2000年1月的41.23%下降至2010年11月的27.93%，而主要糧食出口國的庫存/減量比也從2000年1月的22.96%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8.86%；世界粗糧（主要是玉米）的庫存/消費比已經從2000年1月的22.41%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3.51%，而主要糧食出口國的庫存/減量比也從2000年1月的17.18%下降至2010年11月的7.98%；世界大米的庫存/消費比已經從2000年1月的37.14%下降至2010年11月的30.13%，而主要糧食出口國的庫存/減量比也從2000年1月的25.66%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9.12%。
其次，主要糧食出口國遭受災害沖擊，并引發持續的出口限制。自2010年年中開始，全球主要糧食出口區域出現了一系列的自然災害天氣。如2010年中全球小麥的主要出口國家與地區——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地遭遇百年難遇的高溫干旱天氣，減產達三成左右；2010年8月加拿大降雨過量導致其西部小麥種植面積下滑至40年來的低點，減產量可能達到17%；澳大利亞則發生嚴重干旱和蝗蟲災害，影響東南部4個州、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近期印度糧食庫存管理不善，可能會有近1000萬噸小麥和大米腐爛。由于遭受自然災害影響，全球糧食的出口狀況惡化，許多主要糧食出口國開始實施管制措施。如俄羅斯、烏克蘭率先實施小麥出口限制。俄羅斯的小麥出口限制已從2010年年底延續到2011年年中，未來還可能繼續延長，再加上印度可能會實施糧食出口管制，未來國際糧食供給將面臨出口能力下降的沖擊。
再次，生物能源占比的不斷提高壓低了國際糧食供應。由于原油價格的不斷上漲，用于煉制生物能源的粗糧數量持續上升，而按照OECD-FAO聯合數據庫提供的數據，煉制生物能源的粗糧在全部消費量中的比重在2010年之后可能重新上升。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全球對于生物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從2005年到2010年，全球生物乙醇的生產量從4032.54萬噸上升至10069.75萬噸，消費量從4193.75萬噸上升至10092.09萬噸，同期價格也從34.94美元/百升上升至51.44美元/百升；從2005到2010年，全球生物柴油的生產量從488.13萬噸上升至2314.3萬噸，消費量從490.86萬噸上升至2283.88萬噸，同期價格也從86.69美元/百升上升至118.54美元/百升。
依靠糧食高保障自給率建立“防火墻”
首先，糧食高保障率、高自給率杜絕外部價格上漲帶來的價格沖擊。我國長期采取“糧食作物優先、經濟作物讓步”的發展戰略，確保了我國小麥、玉米、稻谷消費的高保障率與高自給率。這也是為何2010年以來國際糧價快速上升并未對我國物價形成大幅沖擊的根本原因。一是高保障率方面，按照OECD農業數據庫提供的數據計算：中國粗糧（主要是玉米）的庫存/消費比從2005年的26%上升至2010年的32.21%，而同期全球水平從22.14%下降至13.51%；中國小麥的庫存/消費比從2005年的53.58%上升至2010年的87.42%，而同期全球水平從41.23%下降至27.93%；中國大米的庫存/消費比從2005年的28.74%上升至2010年的35.23%，而同期全球水平從37.14%下降至30.13%。二是高自給率方面，按照OECD農業數據庫提供的數據計算：中國粗糧（主要是玉米）的進口/消費比從2005年的1.57%下降至2010年的0.97%，中國小麥的進口/消費比從2005年的1%下降至2010年的0.3%，中國大米的進口/消費比從2005年的0.51%下降至2010年的0.29%。
其次，我國采取保護性的最低收購價措施穩定糧食市場。保護性的最低收購價有利于防止糧價短期波動造成農民經濟損失和種糧積極性。2007年以來我國糧食收購價開始穩步上升，截至2011年我國糧食最低收購價4年累計漲幅分別為：早秈稻45.71%、中晚秈稻48.61%、粳稻70.67%、白小麥31.94%、紅小麥34.78%、混合麥34.78%，這一價格漲幅與市場平均收購價的漲幅基本一致。合理的最低收購價穩步上升確保了農民種糧積極性和我國糧食供給的平穩增長。
“防火墻”背后的隱患不容忽視
雖然國內糧食市場依靠不斷提高收購保護價、高自給保障率建立了糧價內外隔離的“防火墻”，避免了外部糧價快速上漲對國內整體價格水平的沖擊。但是，仍然需要看到，國內糧食收購價整體偏低、農民種糧成本不斷提高、原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高農資成本等因素也在間接的抬升國內糧價和物價。
首先，國內糧食收購價仍整體偏低。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最低收購保護價是低于市場平均成交價的，如2011年2月，紅小麥市場平均收購價已達1.01元/斤，而同期最低收購價僅為0.93元/斤。粳稻市場平均收購價達到1.37元/斤，而同期最低收購價僅為1.28元/斤。另一方面市場平均收購價還低于期貨市場預期價格較多，如2011年2月，鄭交所強麥期貨1107已達2615元/噸，而同期的市場平均收購價折算（按紅小麥和白小麥收購價平均）僅2034元/噸，兩者之間的價差幅度達28.58%。
糧食收購價整體偏低帶來的直接問題就是中下游流通環節擠占上游生產環節的利潤空間，使糧食生產者在整個利潤鏈中的收益占比下降。一方面影響種糧農民積極性，對中國糧食安全構成威脅。歸根結底，糧食安全是靠“種出來”的，絕不是靠“流通出來”的，流通領域理應大幅讓利于生產領域；另一方面如果中下游糧價上漲空間較大，可能會引發市場囤積居奇，導致終端消費價格快速上漲，從而在上游生產波動不大的情況下引發下游消費物價上漲壓力。
其次，農民種地成本也在不斷的提高。按照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出版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0》計算，從2004年到2009年，三種糧食平均種植的單價成本已經從0.49元/斤上升到2009年的0.71元/斤，而2009年政府最低收購保護平均價僅0.88元/斤，再扣除賣糧運輸與其他雜費，農民種糧實際的利潤空間確實較小。三種糧食平均種植成本中，物質與服務成本穩定在50%左右，人工成本占30%左右，土地成本占20%左右。近年來人工成本、物質與服務成本均呈現不斷上漲的態勢，這對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穩定國內糧食價格不利。
再次，原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可以影響到種糧成本中的物質與服務成本部分。物質與服務成本在種糧總成本中的比重為50%左右，而其中化肥費的占比則達到40%左右、機械租賃作業費為35%左右，這兩項可能受原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的項目合計對整個種糧成本影響達30%以上。也即國際化肥、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10%，保守估計國內種糧成本大致會提高2-3%左右。
最后，糧食平均收購價上漲對CPI影響較大。糧價本身在CPI中就占據3%以上的權重，且糧價作為“百價之基”，對中下游其他商品價格上漲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即便是按照以往種糧成本平均每年上升10-15%左右的速度計算，國家糧食最低收購價略高于種糧成本增速，上漲12-17%，那么對CPI的影響應該在0.36-0.5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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