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不透明、考慮民眾意愿不多、支出科目太籠統、人大代表專業知識缺乏等，是現行財政體制的核心弊端；財政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必須齊頭并進，才能互動雙贏；無財不政，“財”“政”攸關，把財政體制改革當作政治體制改革的穩妥切口的思路正成為共識。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專家認為，財政改革是當今改革的最佳突破口之一。中央可以把財政公開作為改革多米諾骨牌中的首張，然后帶動預算體制改革，影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并切入政治體制改革。
以財政公開帶動預算體制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在2008年5月實施，財政公開的步伐陡然得以加快。財政公開尊重了公眾的知情權，使得資金使用可以接受外部監督，給政府部門花錢套上了“緊箍咒”，受到強烈關注與普遍贊揚。廣州市財政局2009年10月網上公布114個部門的預算，往常每月點擊量不超過3萬次，公開后因一天點擊量達4萬多次而曾陷于癱瘓。
更有實質意義的財政公開，是在預算方案確定之前的“公開”。浙江省臺州管轄的溫嶺市五年前即開國內先河，在鄉鎮試點“參與式預算”。這個市的市委領導向記者介紹，現在已在全市鄉鎮推開并形成了多種模式。比如，新河鎮在鎮人大代表大會最后票決預算修正案前，增加了人大代表大會辯論程序。澤國鎮在鎮人大代表審議之前，通過公開搖號等形式產生民意代表，投票決定財政資金投向哪些建設項目。
預算不透明、考慮民眾意愿不多、支出科目太籠統、人大代表專業知識缺乏等，是現行財政體制的核心弊端。據記者調查，目前國內大部分地方的各級政府還沒有推行財務公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不想公開”。部分官員擔心職務消費利益受損，腐敗空間壓縮；二是“不愿先公開”。大家都處于觀望狀態，不做出頭鳥；三是“不能公開”。
廣西柳城縣縣長牛繼昌反映，同是鄉鎮長，柳城縣和一墻之隔柳州市區津貼收入要差一倍。記者采訪的浙江樂清等地的公務員津貼補貼一年人均過6萬，而柳城、湖南祁東等縣只有萬余。再如公車預算，柳城縣一年車均約7000元，祁東縣一年約8000元，浙江的樂清約2.5萬元。很多官員擔心，公開以后，就會使存在不同行政層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財政保障水平，以及公務員、教師的收入差距全部曝光，引發更大的社會矛盾。
以財政改革帶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湖南省今年全省推行財政“省管縣”，資金撥付精簡了地市環節，不少縣干部反映，“現在，市刮縣失去空間了，雁過拔毛的可能性不存在了。”“省管縣”財政改革連鎖觸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一點在較早推行這項改革的浙江省特別明顯。2009年，在此前多輪對部分縣“放權”之后，浙江出臺了全國首部推進“擴權強縣”的省級政府規章，443項省級審批權限一次性下放到縣(市)，被稱為“浙江最大一次權力下放”。省財政廳地方預算處處長倪學軍介紹，正是財政管理向縣級放權，打開了行政審批放權的空間，極大地刺激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公務接待、公車使用、公費旅游”等居高不下，浪費財政資金，助長腐敗，損害執政形象，是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頑癥。湖南省公安廳從2009年以來，為了解決接待中講排場、奢侈浪費和互相攀比現象，廳黨組決定從省委常委、公安廳長李江開始，每月將廳領導與各處室的接待費面向全廳干部職工公開，效果立竿見影，緊鄰公安廳的三家高檔餐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只好將門面轉讓出去。記者從公安廳紀委了解到，實施以來接待費用降了四成，節儉風氣正在形成，公眾形象也得到提升。
決策前“拍腦袋”，決策時“拍胸脯”，出了問題“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問題和債務，類似政府決策禍患無窮。記者采訪的湖南、廣西等中西部很多地區，近年來對鄉鎮實行“鄉財縣管鄉用”，取消了鄉鎮財政的舉債權，有力扭轉了鄉鎮不顧實際盲目決策、債務急劇膨脹的現象。2009年，浙江省委組織部和財政等部門合作，設置政府負債率等指標警戒線，同時把“政府性債務負債率和債務率”納入黨政領導班子實績分析評價指標體系，列入審計范圍。截至2009年底，浙江省政府性債務負債率20.15%，并且向社會公開，成為在國內債務控制得比較好的省份。
眾多采訪對象向記者反映，這兩項改革必須齊頭并進，才能互動雙贏。行政體制改革不到位，財政改革也要被拖后腿。反映最突出的現象，乃是財政部門預算之所以難以執行、決算往往拖延到第二年下半年，在于各級政府年中出臺的政策太多、領導超出計劃的事情做得太多，這就導致支出膨脹，預算缺乏剛性約束。再如，從中央各部門的行政審批權力太大且不透明，使得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撥付過程中的浪費與腐敗現象突出，地方政府怨聲載道。
以“財改”推動“政改”正成為共識
無財不政，“財”“政”攸關。把財政體制改革當作政治體制改革的穩妥切口的思路正成為共識。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可以通過推進理財的民主化、法制化——首先是相關信息透明度的提高，然后是這方面一系列相關制度建設，包括人大審議預算制度權力的落實，從而通過理財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動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現代化。他認為，這就是中國今后“打開漸進改革潛力空間的具體路徑”。
據《經濟參考報》記者詳細調查，以“財改”推動“政改”的“共識”主要支撐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民主的核心不僅僅是直接選舉，還在于“預算民主”，即國家的錢怎么花。政改的目的是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而財政體制改革正可以“牽一發動全身”，對解決助長高房價的“土地財政”、各利益階層分配不公、腐敗問題等當今社會的難點問題，都能起到牽制作用，因為這些問題背后都隱藏著財政體制的根源。此外，財政改革不會造成社會動蕩。有人比喻，財政改革可稱作“要錢不要命”的溫和式改革。
賈康等學者向記者介紹，1880年前，美國雖然建立了直接選舉和三權分立制度，但政府機關腐敗滿天飛的現象突出存在。1880到1920年，美國經歷了一個所謂“進步時代”，期間美國并沒有正面展開看起來很激進的政改，而是主要從建立精細的預算制度、嚴格約束政府支出入手，并配以輿論監督等表達機制，走過了這個混沌時期。雖然中美政治制度不一樣，但美國做法不無啟示。
尤為關鍵的是，財政體制改革能夠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推動社會的民主化程度，塑造執政者的民主形象。國內在財政公開等方面的探索，往往被境外解讀為“中國政治透明揭開新篇章”。溫嶺市委書記葉海燕告訴記者，財政預算方面的審查權利一部分讓渡給人大代表與民眾后，“官員的權利變小了，市委、政府的壓力大了”。但人大、政府、代表、公眾之間建立起了有效的對話機制；同時，政府的行為更有合法性了，為民辦事效率提高了，有的事情政府沒錢做，公眾也能夠理解，而不像以往常抱怨政府“無能”、“腐敗”或“不公平”；此外，法律賦予的人大審議預算權較好落實。
實施以“財改”推進“政改”的改革思路，這條路徑絕不會一帆風順，能否成功的關鍵，乃在于中央要強力推進財政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強行政管理體制乃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互動，從而壓制各級政府與領導干部的利益空間，破除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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