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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2日，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的拜科努爾發射場拍攝的俄羅斯聯盟TMA-20飛船運載火箭的組裝線。新華社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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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們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座汽車工廠的生產線上組裝“Tata Nato”汽車。新華社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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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伊拉夸拉一家生物柴油提煉廠的一名工人展示用蓖麻子制成的柴油樣本。新華社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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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辦的非洲電力展上，參觀者觀看展品。新華社記者
李啟華 |
2011年4月14日，在“金磚國家”的概念問世十載后，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五個世界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將相聚三亞，舉行“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三次正式會晤。
專家指出，這是“金磚國家”峰會首次在中國舉行，也是南非在2010年底成為最新一塊“金磚”后，“金磚國家”首次舉行峰會，此次峰會還將推進這一合作機制的固定化、常態化，因此三亞峰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他們還認為，世界經濟史在金磚國家帶領下，已經掀開了一個新篇章，未來金磚國家有望在全球治理中獲得更大話語權和影響力。
十年見證成長
“金磚國家”正扮演著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的角色，世界經濟增速因此提高了3.7到4.5個百分點。
“‘金磚國家’的發展對世界經濟影響巨大，”十年前首次提出了“金磚國家”概念的美國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他位于倫敦的辦公室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金磚國家’的經濟基調就是這個時代的基調。”
從充滿熱帶風情的三亞，回望“金磚國家”第一次峰會舉辦地俄羅斯烏拉爾山脈東麓的歷史名城葉卡捷琳堡；從當下的2011年，回望十年前的2001年，“金磚國家”在推動國際社會應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在許多人的記憶中，現代經濟發展史上，金融危機似乎遵循一個固有的模式：發展中經濟體陷入困境，發達經濟體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不過，這一次卻不同。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而“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正是造就這一歷史性變遷的根本原因。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經濟在危機時刻的“逆流而上”，不僅推動了二十國集團成為世界經濟新掌門，更讓五國多邊合作機制得到空前加強。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驚濤駭浪中，“金磚國家”是發揮穩定作用的壓艙石；在世界經濟艱難復蘇時，“金磚國家”是推動增長的發動機；在全球謀劃后危機時代格局時，“金磚國家”是新路徑的積極探索者。對全世界來說，這是一塊極具建設性的“金磚”。
在危機最嚴重時期，“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體保持穩定，扮演了壓艙石的穩定作用，有效彌補了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需求萎縮留下的缺口，對危機起到了極大的緩沖作用。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狂風暴雨過后，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世界經濟逐步趨穩，并緩慢復蘇。但發達經濟體依然步履蹣跚，美國經濟弱勢復蘇，失業率居高不下；歐元區開始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漩渦中，不能自拔；而日本經濟則依然處在長期以來的通縮陰影之下。
世界經濟從危機中重新上路，缺乏傳統上發達經濟體的推動，還有誰可以擔當發動機的重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的一張增長成績單，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很好的解釋。得益于“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強勁增長勢頭，世界經濟在2009年遭遇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下滑之后，2010年增長5.0%，增速幾乎接近危機爆發前的水平。其中，發達經濟體僅增長3.0%，發展中經濟體增長7.1%，而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五個“金磚國家”的增長率分別為10.3%、9.7%、7.5%、3.7%和2.8%，幾乎全部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增速。
奧尼爾說，“金磚國家”正扮演著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的角色，得益于“金磚國家”經濟較快增長，世界經濟增速因此提高了3.7到4.5個百分點。
“2010年全球經濟增長中，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貢獻了近60%的增長，它們的增長貢獻大于發達國家，其中，‘金磚國家’的貢獻就占了1/3，”聯合國全球經濟監測中心主任洪平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
據估計，未來五年中，新興經濟體將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56%，而“金磚國家”將至少占其中的40%。可以說，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名副其實的發動機。
日前在北京舉行的金磚國家智庫會議上，部分專家提出，未來金磚國家有望成為與七國集團(G7)共同進行全球治理的并行力量。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認為，后危機時期，全球治理體系進入一個新階段，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崛起，使世界力量中心發生前所未有的轉移，新興大國開始與傳統大國共同為全球治理設定議程。
互利共贏的“金磚”
團結協作、互利共贏是“金磚國家”給予世界的啟示，也是一條現實的合作之路。
曾經有人問奧尼爾，如果他當初沒有提出“金磚國家”的概念，“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還會發展到今天這樣嗎？
“我猜如果沒有我的干預，‘金磚國家’也會組成一個集團，”奧尼爾曾專門撰文解釋說。
也許，這并非奧尼爾的謙遜之詞。
如果說，十年前，還有不少人懷疑，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四個特點各異的國家，能否聚在一起鍛造出一塊持久耐用的“金磚”，那么十年后的今天，“金磚國家”以其互利共贏的雙邊、多邊合作，雄辯地告訴世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誕生絕非偶然。
巴西的阿蘇“超級港口”項目，就是“金磚國家”互利共贏合作的明證。
從巴西第一大城市里約熱內盧往東北280公里，是巴西國內目前最大的工程建設工地——阿蘇“超級港口”項目的所在地。
從2007年開始，巴西首富、身價超過270億美元的企業家埃克·巴蒂斯塔，開始斥資16億美元在阿蘇打造一座“超級港口”。預計到2012年港口投入運營后，它將成為巴西乃至南美名副其實的“超級港口”：港口每年可以處理6300萬噸鐵礦石，1000萬噸鋼鐵產品，1500萬噸煤，500萬噸干散貨和750萬噸一般貨物……
近年來，中國和巴西之間的經貿、投資、能源等各領域務實合作深入開展，巴西的鐵礦石、原油和大豆，如同巴西的足球一樣，在中國受到歡迎；而“中國制造”則日益成為巴西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據統計，2009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巴西第一大貿易伙伴。五年間，中國和巴西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增長了兩倍，達到360億美元。2010年，雙邊貿易進一步增長。
2009年4月中旬，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二次正式會晤前，胡錦濤對巴西進行了國事訪問。訪問期間，中國和巴西簽署了中國武漢鋼鐵公司在阿蘇港附近投資建廠的合作協議，總金額高達50億美元。
時任巴西總統的盧拉說：“這是中國在巴西金額最大的投資項目，也是中國鋼鐵行業在海外的最大投資項目。”與此同時，中國汽車企業也在考慮在阿蘇港口附近建廠。
三亞峰會前，盧拉的繼任者、巴西新任總統羅塞夫也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進一步加強雙邊各領域務實合作，以更好地造福于兩國人民。
中國和巴西之間的互利合作，絕非偶然，它是“金磚國家”間互利合作的一個縮影。
近年來，中國與俄羅斯、印度和南非之間的經貿、能源、投資等領域合作，也深入開展。與此同時，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相互之間的經貿合作也在不斷擴大。
有人說，“金磚國家”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為它們“太像了”，同時也是因為它們“太不像了”。
在后危機時代，“金磚國家”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挑戰，它們分享著關于發展的共同夢想，它們共同期待著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在后危機時代，“金磚國家”之間的發展優勢互補，中國以制造業取勝，被稱為“世界工廠”；印度以服務外包業見長，被稱為“世界辦公室”；巴西是“世界原料基地”，農產品和礦產資源豐富；俄羅斯是“世界加油站”，能源工業發達；而新加入的南非則是非洲大陸經濟最發達國家，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堅實的工業基礎。五國攜手合作，恰可通過優勢互補實現利益共享。
志同才能道合，雙贏才能持久。
下一塊“金磚”
隨著南非的加入，“金磚國家”的數量更多了，塊頭更大了。“金磚國家”在自愿、互利共贏的前提下，大門總是敞開的。
作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中的新成員，南非總統祖馬將出席本次峰會，并簽署加入該機制的正式文件。有分析稱，南非作為“新成員”首次亮相，使三亞峰會具有特殊意義。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如何與南非互動，南非將為其他四國提供什么樣的合作新機遇，以及彼此交流和協調的效果如何，這些都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看點”。
隨著南非的加入，“金磚國家”的數量更多了，塊頭更大了。正如“金磚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的那樣，“金磚國家”既不是針對西方國家的“俱樂部”，更不是封閉排外“小集團”。“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開放的，是透明的，“金磚國家”在自愿、互利共贏的前提下，大門總是敞開的。
“金磚國家”各具特色而又非常成功的發展道路，打破了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枷鎖，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樹立了榜樣，增強了信心。
由美國經濟學家和政府主導的“華盛頓共識”，核心是快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但拉美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在實施“華盛頓共識”時，均遭遇到水土不服的難題。相反，飽受危機困擾的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在擺脫了西方在其發展道路上的說教之后，反而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在最新一輪國際金融危機中較少受到沖擊。
在“華盛頓共識”之后，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識”，雖然這一提法還未得到廣泛確認，但毫無疑問，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以其成功的發展經驗，必將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一種并不強加于人的示范效應，而這種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共識，也許可以歸納為后危機時代的“金磚國家”共識。
“金磚國家”的發展歷程，正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產生吸引力：不管你曾經多么落后，不管你曾經遭遇過多少危機，只要能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未來就是你的。
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都有可能成為他們心目中的下一塊“金磚”。
合作機制常態化
每年舉行一次峰會，“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正朝著固定化、常態化的方向邁出關鍵的一步。
有消息稱，“金磚國家”領導人將在三亞宣布，今后每年舉行一次峰會。這一宣言將進一步打消外界對于“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能否持久的疑慮，標志著“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朝著固定化、常態化的方向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吳海龍在近日舉行的金磚國家智庫會議上說，金磚國家已初步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主渠道，以高級事務代表、外長、財長、央行行長、協調人、常駐多邊機構使節等為輔助，以智庫、工商界、發展銀行等各領域務實合作為支撐的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框架。
“金磚國家”從概念問世，到合作機制發展，每一步都受到一些西方人士的質疑，但回顧“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十年來的發展歷程，外界看到，“金磚國家”的道路越走越寬廣，步伐越走越堅定，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
奧尼爾至今仍記得，2001年他的經濟分析團隊首次提出“金磚國家”的概念時，外界反應褒貶不一。
當時，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四個新興經濟體，經濟狀況千差萬別。巴西剛剛又經歷了一場金融危機，俄羅斯仍在蘇聯解體后的轉型中苦苦探索。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兩國的經濟結構大相徑庭，一個以制造業見長，一個以服務外包業聞名。
奧尼爾等人最初提出“金磚國家”的概念時，很多人都認為，這不過是一貫喜歡創造各種新奇概念的投行，為了吸引客戶而一時的“嘩眾取寵”之舉。
但過去十年來，“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發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也同時證明了奧尼爾當初的遠見。
從2006年開始，“金磚國家”外長舉行會晤。此后，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也經常見面。2008年日本洞爺湖西方八國集團峰會上，“金磚四國”的元首首次舉行非正式會晤。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迅速拉近了“金磚國家”之間的距離，成為推動“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加速發展的催化劑。危機中，“金磚國家”發現：肇始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正對它們帶來了共同挑戰，也為它們之間擴大互利合作提供了難得機遇。
當“金磚國家”把目光投向世界時，它們在穩定世界經濟和金融形勢、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上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場；當它們把目光對準彼此時，它們發現了相互的比較優勢，并認識到通過互利共贏的合作，可以更好地推動自身的發展……
2009年6月16日，“金磚國家”領導人首次正式會晤在葉卡捷琳堡舉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其他三國領導人發表的《聯合聲明》，闡述了四國對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等重大問題的共同看法，表達了四國加強各領域合作的愿望。
2010年4月16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二次正式會晤在巴西利亞舉行。胡錦濤在會上發表了《合作 開放 互利 共贏》的重要講話，四國領導人再次發表聯合聲明，就世界經濟形勢、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問題，闡述了“金磚國家”的看法和立場，并商定推動“金磚國家”進一步加強合作與協調的具體措施。
近年來，除了首腦峰會、部長級會議外，“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機制蓬勃發展，目前已經發展起了多層次的對話、溝通機制，包括開發銀行、合作社和智庫等之間的交流、合作等。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關貴海表示，目前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化已初步成型，從長遠看，該合作機制發展與創新的潛力很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戰略研究室副主任陳須隆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金磚國家的合作機制可以借鑒八國集團(G8)模式和經合組織(OECD)模式。一方面，有必要借鑒OECD模式積極構建經濟合作與發展機制，其中包括創設秘書處、委員會、工作組和專家組，主要負責處理經濟合作事務。另一方面，鑒于金磚國家的共同政治屬性和意愿，已通過峰會等協調國際立場，發出共同聲音，也有必要借鑒G8模式，走擴大與外延之路，適時擴員和增加議程，并重視發展對外“伙伴關系”。